1880年严复被李鸿章调往天津
严孝潜
1880年3月
1880年3月30日（二月二十），李鸿章致函李凤苞，提出了他打算“仿设练船学堂”，并提出和咨询“严宗光可胜斯任”，李鸿章还担心福州船政学堂的黎召民（兆棠）“未必放”。
李鸿章在函中说：“敞处亦拟仿设练船学堂，但始基甚难，师徒皆少，拟俟现订英水师官浪副将、法水师官明亚到后，次第创办。严宗光可胜斯任，召民即未必放”。（李鸿章：《复李丹崖星使》，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9卷第20页）
严复当时仍使用在福建马尾船政学堂上学时的名字严宗光。李凤苞（丹崖）为中国第一批留学欧州海军生华监督、时又任驻法公使。黎召民（兆堂）时为船政大臣、福建船政监督。
这时武英殿提调官陈宝琛向李鸿章建议说，严复“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可胜大任，加以推荐。（张佩纶：《涧于日记》第十四册第17页）
同时李鸿章对严复在1887年第一次来到天津时的印象也不错，认为“才器大可造成”，逐决定“调之来津矣”。
张佩纶为李鸿章女婿。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1880年4月
1880年4月19日（三月十一日）夜，李鸿章在会晤路过天津的张佩纶时，谈到决定调严复来津这件事。
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有如下记戴：“伯潜（陈宝琛）称严宗光者，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合肥（李鸿章）往调之来津矣”。（张佩纶：《涧于日记》第十四册第17页）
1880年4月23日（三月十五），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给郭嵩焘写了一封信。
严复在信中讲：“述及李丹崖为江闽购置两船，一名柏尔来，一各奧利思。柏尔来闽省一船，即委刘步蟾管带。魏瀚、陈兆翱并充船政局监工”。并且嘱咐以后往来信件，可由上海义昌利记洋行转递。（《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40页）
郭嵩焘时年62岁，1875年被命在总理衙门行走，擢兵部待郎，1877年1月21日到伦敦任驻英公使，是清朝第一个驻外公使。他博学多才，思想开明，热心洋务，反对由封建国家垄断新式工业，主张扶植中国民间工商业，鼓励私人经商开矿，海运和外贸应交由商办，遭守旧势力的排斥和反对。
严复在英国留学时，与驻英公使郭嵩焘相识， 他俩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有对西学的热情探求精神，都有寻找救国真理的渴望，都有对清朝的落后、腐败和软弱的忧患意识，致使25岁的严复与年近60的郭嵩焘引为忘年之交。
郭嵩焘在1879年也已离任回国。
1880年4月27日（三月十九），张佩纶在日记中，又记有：“黎召民书来，以严宗光不能即到（天津）见复。”“严，伯潜所荐士也。”（张佩纶：《涧于日记》第十四册第19页）
时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当年福州船政学堂还有一批学生要出国留学，严复尚有一些未了事项，一时走不开。
1880年4月28日（三月二十），李鸿章给时任福州船政监督黎召民去函讲天津要设水师学堂，李夙苞写信说严宗光堪充教习，要把严复调来天津。
李鸿章在给船政大臣黎兆棠（召民）的信中讲：“此间逐渐购置新船，管驾头目暂取资于闽厂，既虑人才有限，而水手等亦募南人，尤恐人地不习。故拟仿设水师练船学堂为造就之基。创办伊始，师徒均少。丹崖（李凤苞）星使迭函严宗光堪充教习，闽人多引重之。夏间学生出洋后，允饬赴津，感盼之至！” 并要“寄闽厂练船及后学堂章程以供参酌”。（ 李鸿章：《复黎召民京卿》，光绪六年三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19页b－20页a）
虽然福州船政学堂当时也缺教习，才把严复提前从英国调回福建，而且黎召民对严复也很满意和重视，但他也得听李鸿章的，就在当年夏天，把严复调往天津。
1880年4月间，李鸿章调已经由英国回国的罗丰禄任天津大沽船坞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