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孺子歌》中的道家思想


 

 《孺子歌》中的道家思想

 

 

 

  1 楚故都丹阳位于均州

  楚国最早的都城——丹阳城,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是《孺子歌》所指的地方。丹阳城在哪里,一直是考古界关注的课题。经考古学家论证,丹阳在丹江口库区的河南淅川仓房至丹江口市均县镇一带。考古学界认定:楚国故都应具有“处山林、有封地、居丹阳”三个要素。这与原均州(现为丹江口市)的历史背景极为相似,一些史料和出土文物也佐证了丹阳就是均州。

  从历史资料看,《史记·楚世家》记:“楚人始居丹阳。”唐司马贞著《史记·索隐》云:“丹阳故楚都,在今均州。”清宋翔凤著《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论证:“战国丹阳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汉水、淅水入汉处,故亦名丹淅。”吕思勉著《先秦史》记:“宋翔凤谓丹、淅二水入汉处,与左氏昭公九年……以楚、邓并举者相合,其说是也。”《丹江口市志》记:“秦置武当县。境内因有均水而称均陵,于公元前221年并入武当县,隶南阳郡。”《续辑均州志》记:“均水,州东百一十里……又南流注入沔水,谓之均口者也……丹水为均之别源。”钱穆、石泉教授考证的屈原流放地,在汉江中上游,不在长江以南。先秦时,湘、资、沅、澧四条河流应在汉江上游,而不在长江以南。楚人南下后,将河流名称也带到了南方,而河流原来的名称被遗忘了。在均州旧有水系中 ,“州北十里”有响河,“州西六十里”有淄河,“州西三十五里”有小芝河,“州西九十里”有远河,响、淄、远与湘、资、沅同音。今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寨山村有“古寨山”(《太平寰宇记》记:“在武当县北,战国时楚筑以备秦。”),在习家店、石鼓、蒿坪、六里坪等地方均有“蛮子营”地名,而《国语·晋语八》记:“楚为荆蛮。”这些地名可为进一步考证“丹阳均州说”提供线索。

  原均州城南2公里处有朱家台遗址,1959年经中科院考古所发掘后,命名为“朱家台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据考证,“朱家台文化”以均县镇为中心,分布于郧县、宜城、淅川一带。专家研究发现,西周时均州一带是“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生活富裕的城市”。这些结论,为“丹阳均州说”提供了线索。

  《丹江口市志·建置》记:“均州城是均县人民政府的旧址……位于东经111°10′,北纬32°40′。汉水绕城北沙洲(沧浪洲)经槐树关和沧浪亭向南至城东南于龙山脚下折流向东。古为州治,原属土城。1958年因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城区迁至原均州城东55公里的丹江口,位于东经111°27′—34′,北纬32°31′—38′。”今发现的库区文物主要分布在2000个库汊、400多公里长的丹江口水库沿线。其中,大量古墓葬分布在原均州城附近,以春秋战国时楚墓最多。1958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勘察,1994年中科院考古所复查,2004年南水北调考古队再次复查,发现这里的古墓葬有以下特点:

  保留有大量的战国楚墓。在丹江口市,靠近汉江两岸,分布有古墓葬万余座,大部分为战国楚墓。在均县镇,墓地由吉家院、秦家坡、龙脖、付家院、水牛坡、王家垭和三座山等多个独立岗地构成,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墓葬数量超过1000座,是湖北境内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战国墓地。

  有多个楚国贵族墓。2005416日,专家对均县镇北泰山庙王家垭的 “梁王墓”实施了大规模考古发掘,虽发现了3个盗洞,但墓内陶器没有被破坏。该墓出土的一件青铜戟上刻字为“邑鬲君□”,专家推断,“梁王墓”的主人是邑鬲的封君之一,这个封君曾经为楚国灭掉蔡国立下战功,是镇守楚国边疆的重臣。1998年在均县镇吉家院发掘的楚国贵族墓中,有陪葬的大型车马坑,长20米,车5架,马18匹。同时在均县镇北泰山庙发掘出两座春秋战国时期的车马坑。现场总计出土随葬品100余件,是此次考古发掘的最大一座墓葬。其中,一座大型车马坑长12.6米,宽4米,发现15匹马骨骼,5个车架,考古专家在车马坑里还发现了4匹战马遗骸及相关马具、饰物、战车等。由于长年被江水冲刷,车马坑几乎裸露,未能找到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直接证据。在北泰山庙墓葬群吉家院墓地一座战国小墓中,发掘出一把嵌有6个错金铭文的青铜古剑。铭文中有“蔡侯鳱之用剑”字样,剑上嵌有兽面纹图案的宝石。

  有多个楚国家族墓。在王家垭墓地发现的楚国家族墓,不仅有平民墓,还有大量贵族墓。墓主人以血缘关系入葬,规律性很强。据考证,该墓地是一块规划好的贵族墓地,北坡已经安置了60多座墓,而风水更好的南坡却大量闲置。这片墓地盗洞遍地,每个地方都有几个直径一米多、深不见底的盗洞。笔者认为,在兴修丹江口水库以前的2500多年间,因汉水涨落,均州城周围的地形、地势和葬俗会有所变化,重要墓葬可能未被发现。

  有夯土城痕迹。据报道,1994年南水北调考古调查工作队40余位专家,发现自均县镇关门岩至蒿坪镇温家坪一带有古墓葬3200多座,近半数为楚墓,还有西周早中期遗址多处。水位消退时,在原均州城西侧的水牛坡到北泰山庙一带,考古人员发现了长4公里的夯土城遗迹,疑为丹阳城遗址。古均州城有 “原属土城”的记载,今均县镇保留的土门、土桥、大土湾等地名,是否源自土城还有待考证。

  2003年,何琳仪教授发表的 《楚都丹阳地望新证》明确提出 “丹阳均州说”。他根据新蔡葛店楚王墓出土的两枚楚简(楚简译文:过去,我的先辈出自均陵,往居此沮漳流域,又选择迁居在郢。)作出结论: “楚国故都发祥地在战国时代的均陵,即唐代的均州。”并说, “丹阳”和 “郢”同样可以 “侨置”,不过与楚同姓的夔、罗之 “丹阳”,不会早于均州之“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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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贡与汉阴丈人的启示

  《庄子·外篇·天地篇》记述:子贡到楚国游历,返回晋国时,经过汉水南岸,见一老人拿着水瓮在菜园浇水,费劲且效率不高,便建议他做“桔槔”之类的器械(类似水车)浇水。汉阴丈人说: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滋生机巧之心,有了机巧之心,纯洁空明的心境就不会完整,就会心神不定,各种欲望就会出现,无为之道就不会充实他的内心;我不是不知道你所说的办法,只不过对机巧之心感到羞耻而不愿那样做。

  子贡听后感到很惭愧,怅然若失、不能自持,走出几十里外才逐步恢复常态。弟子问他怎么一整天都太不寻常,子贡说:起初我总以为天下圣人就只有我的老师一人,不知道还有刚才那位老人这样的人。我从老师那里听说,办事要寻求可行,功业要寻求成就。用的力气要少,获得的功效要多,这就是圣人之道。如今发现不是这样的。躬行无为之道功德才完备,功德完备身形才完整,身形完整元神才健全,元神健全方才是圣人之道。这样的人看起来茫然无为,其内心世界深不可测,德性淳厚而又完备。他们必定不会有功利机巧之心。那样的人,不迎合不同于自己内心的人,不做不符合自己思想的事。即使天下人都称誉他,言词合乎他的德行,他也不在乎;即使天下人都非议他,使其名声丧失,他也无动于衷。天下人的非议和赞誉,对于他们既无增益又无损害,这就是德行完备的人啊!相比之下,我只是一个被世俗尘垢所沾染的人。

  子贡将这件事告诉孔子,孔子说:那是研讨和实践浑沌氏主张的人,他们了解自古相传不移浑沌的道理,却不懂得要顺乎时势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他们善于自我修养、调理精神,却不善于治理外部世界。遇到明澈白净到如此素洁,清虚无为近乎原始般朴质,体悟真性持守精神,悠然自得地生活在世俗之中的人,你怎么会不感到惊异呢?如果采用浑沌氏的主张和修养方法,我和你怎么能有今天这样的见识呢?

  孔子、子路也先后在汉江沿线见到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耕读肆业。荷蓧丈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长沮调侃说:孔子那么大的学问,还需要问渡口在哪里吗?桀溺告诉子路:那背离上古传统的坏东西,像滔滔洪水一样到处都是,有谁能改变得了呢?与其逃避坏人,不如“避世”。像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人的思想观念可能就是均州多隐士的历史根源。

  据旧志记载,来到均州、武当山隐居的隐士,自周代起代不乏人,1884年成书的《续辑均州志》还记有此类人物。如康熙时的诸生朱国贤,“蚤岁力学,务讲求实际。日用行习必衷诸道义,未尝以文章自炫。…栖身陇亩,数十年足不履城市。易广文履泰谓其‘飘然鈮绁外,逼真汉阴荷蓧’一类人物。年九十八以寿终。”1939年中秋节前后,国民党将领李品仙在武当山紫霄宫与一位修道一百多年的老道长交谈,老道长彬彬有礼,“与言世事常答非所问;与谈天道,则津津有味,了无倦容。”这些事例说明,武当山常有隐士存在,难怪孔子和弟子适楚会遇到那么多的隐士。

“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之意,一是说沧浪之水有清有浊,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二是说顺应自然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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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孺子歌》中的“德”

  《孺子歌》出现于春秋晚期,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是思想文化和学术最活跃的时期。据专家考证,楚国故都——丹阳在丹江口水库沿线。在楚国800年的历史中,最早的200年建都于丹阳,丹阳是楚文化的滥觞期。作为楚文化主要文化之一的老庄文化,在均陵应该是主流文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2500年前孔子所听的孺子歌,时隔200余年,屈原亦听到此歌,称《渔父歌》。2009年,《沧浪地源考》被列入丹江口市、十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丹江口市境内的沧浪洲、沧浪亭、“沧浪绿水”等景观,被确认为战国时《孺子歌》咏唱的地方。

  在沧浪洲听到《孺子歌》后,孔子对弟子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意思是:沧浪之水的“清”和“浊”都各有用途,有可利万物而不争的“德”,这正是我们应汲取的道理。《孺子歌》里“水利万物而不争”的涵义,被历代文人所传诵。2011年,潘基文在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演讲中,引用老子的话说“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由此可见,沧浪文化中“德”的人文涵义,对培养当下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

  “德”是会意字,在甲骨文中,这个字的意思是:行动要正,目不斜视。在金文中“目”下面又加了“心”,这就是说:目正、心正才算“德”。在小篆中,仍然是会意:右上方变成了“直”,“直心”为“德”。 “德”的字形由“心、彳、直”三个部分组成。“心”表示与情态、心境有关;“彳”表示与行走、行为有关;“直”是“值”的本字,是相当的意思。“德”字形本意为“心、行之所值”,是关于人们的心境、行为在什么水平或什么状态的判断(见钱怡岳《老子感悟》)。

  可见,古代“德”字是一种修身方法,用目正心正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殷商贵族注重修德,“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什么商朝开国君主将“日新”刻在脸盆上呢?培真《修真与龙文化》说:“商汤唯恐自己的‘德’会被‘欲’玷污,……那就必须像天天要洗脸那样去洗净‘欲’的污秽,洗了再洗,才能德性常新而不被蒙蔽。”西周人“释德”有明德、敬德、修德配天、以德配天等等。最初“德”的本意为功德,是修身立命的准则和方法,在中国传承了千余年。《老子》中的“德”、“道”二篇,专门讲述“德”的含义。是对商周“德”的继承、完善和发展,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德”用于人伦,指人的本性、品德。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德”字有“道德”或“品行”的解释。《荀子·非十二子》:“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到“问”、“学”、“让”才算是有“德”。“道德”又可以引申为“恩德”;又有由名词变为动词的用法,指“感激、恩惠”;现代汉语中,则有“感恩戴德”、“德被四海”等词语。这些外延丰富的字义变化,是以社会发展需要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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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孺子歌》中道法自然的思想

  老子《道德经》第25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绣啊蠆啊,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筮,筮曰远,远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老子阐述的养生之道,也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培真先生解释:“道”是宇宙的总能源、总规律,是无极化的平衡统一;“大”是道所固有、潜在的巨大“德效应”;“道”和“大”无处不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其用无穷。它驱动、演化宇宙万物,气象万千、生生不息。

  老子将“道、天、地、王(即统一治理目标)”四种现象,称为“国中有四大”。他把人体比作宇宙,提出在人体中同样存在 “四大”。人体的“王”是指人的心神,“王居一焉”是说人的心神保持统一、平衡很重要,“人法地”是说身体应保持像大地一样的柔静。“地法天”是说人要效法天空,保持像天那样清透。“天法道”是说效法自然之道来修养生之道,你就会体悟到“道”在无形中作用于人体平衡的效应。“道法自然”是说只有这样才符合自然的本质规律。“道是无极化的无形,但却是永恒的实存;事物是有极化的有形,但却有始有终。有形之物是被制御者,无形之道是制御者(见《道德经探玄》)。”所以,这个法天法地法自然之 “道”,能调节自身的平衡,达到人体的和谐统一,应尽可能保持平和心态,以达到生命的最佳状态。这种道理在哲学领域、社会生活中也被广泛应用。

  “渔父问答”里对“道”体现得最为明显。当时屈原被贬为“三闾大夫”,仅管理楚国宗族事务。屈原对自身遭遇的认识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汉水边打鱼的渔父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意思是:世人皆浊,你怎么不在浑浊中染上点泥浆呢?众人皆醉,你怎么不喝点薄酒呢?屈原表示自己不愿 “蒙世俗之尘”,决心以“皓皓之白”之身葬身鱼腹。渔父听完,敲打着木桨唱着《孺子歌》离去。

  这个故事以道家思想理解更为贴切。一是体现“和光同俗”的道家理念。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坐其阅,解其纷。是谓玄同。”意为:停止审视,才能使意识中的“欲”得以解脱;只有和光同俗才能体悟自然之道的奥妙,只有顺应自然方可长存。二是体现“以弱胜强”的道家理念。老子说:“柔弱胜强,鱼不脱于潇,邦利器不可以示人。”意为:柔弱为什么能胜强?这就像鱼儿潜隐于深而清的水中不离去,不用自己的心神去审视别人,心神才能长留人体而使生命长存,滴水穿石就是这个道理。三是体现“圣人无积”的道家理念。老子说:“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众所周知,几千里汉江数千年奔流不息惠及苍生,何所积?自丹江口水库以上为汉江上游,占有汉江70%的来水量,每遇山洪,江水浑浊。《续辑均州志》记:“至远河滩入州境,历二百余里。至嚣川东流经均州城,在城北沧浪洲与响水河交汇,急转向南。水至此,停汇渊寂,澄鲜蠲洁,为汉江诸名胜首称。”《襄阳县志》记:“汉水重浊与大河相似,自均州下,为之一清,故曰为沧浪之水。”据当地人介绍:均州城东沧浪亭下的水里有暗流将底层沙子冲走,其水清澈见底,就连鹭鸱抓鱼都看得一清二楚。

  2500年前,在以老庄思想为主流文化的地方产生的《孺子歌》,包含有“圣人无积”的理念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正是渔父劝告屈原的话,也是《孺子歌》所传达的道家思想。

  “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是顺应自然之举,不以主观意志转移,圣哲之人变化地看待事物,只有“和光同俗”方可与世推移、和谐长久;水有“胜刚强”的一面,水可以 “穿石”,并非消极遁世;有些功高之士和水一样,不计功名利禄,只保留一颗平常心,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众人,他的功德就愈积愈多、愈加富有。这就是“圣人无积”。

  有学者认为,湖北文化的前身是楚文化,发源于汉江。汉族和汉语的名称,也来源于汉江文化。从这个层面上说,汉江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超越了南北分界,是其它河流不能比的。从这个角度讲,对沧浪文化、 《孺子歌》的研究,具有更大的人文价值。

(潘世东转载于十堰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