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精神”与富兰克林
将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是马克斯·韦伯及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理解为一种理性的牟利精神，这种精神的产生源于新教改革。按照韦伯的理解，传统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经济牟利都持有一种保守和克制的态度。至少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经济牟利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比如在基督教中，放债取息及经商牟利都是一种恶。新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宗的发展，确立了将世俗经济活动的成功包括经商牟利的成功视为对上帝的荣耀的观念，于是经济牟利具有了意识形态上充分的合法性。
韦伯将富兰克林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象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在如下“新教伦理”信条之中——
“时间就是金钱”；
“信誉就是金钱”；
“金钱有增殖和衍生的性质”；
“精明的掌钱人是他人钱包的主宰者”；
“一个人如果白白浪费了可以值五先令的时间，其实就是损失了五先令的金钱，就好像故意把五先令扔进大海一样”……
韦伯说，“这些话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我们的教导。”（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43—45）
“这些话”是否真的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我们的教导”？一般认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道德信念及伦理原则体现在他卓越的《自传》当中，但《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并没有这些信条——至少是没有这些表述。富兰克林二十多岁的时候，曾自立十三项道德信条，并切实加以实施和训练。这些信条包括：节制、节言、节欲、守时、诚实、正直、秩序、决心、中庸、整洁、宁静、谦虚。这些信条尽管包括若干“理性”的因素，却没有太多显著的“牟利”色彩。实际上，富兰克林的道德及伦理信念的形成，更多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他少年时代就阅读过色诺芬、柏拉图以及西塞罗的著作。他的十三项道德信条所内涵的，更多体现的是斯多葛主义，柏拉图哲学及亚里士多德精神。
富兰克林的“这些话”是否来自他的另一部著作《穷理查年鉴》呢？富兰克林年轻时曾从事印刷业务，期间出版了这本年鉴，这也是他作为成功的商人掘到的第一桶金。涉及财富、金钱等道德及伦理观念的，主要在第三章《财富之悟》。
“财富属于懂得分享它的人，而不属于只会占有它的人”；
“财富越多，事务越忙”；
“欲望在女人与酒，游戏与骗术之间变大，相对的财富却变小了”；
“财富和知足并不总是同床者”；
“财富发现罪恶，逆境看见美德”；
“很多人财富多了，良心就坏了”；
“不要让你的餐桌成为陷阱，与穷人一起分享上帝的恩赐”；
“许多人以为自己花钱买了快乐，其实是花钱做了快乐的奴隶”；
“贪婪和幸福就是两条平行线，他们是不会相交的”；
“知足让穷人变富，贪婪让夫人变穷”；
“如果一个人得到了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不注意这方面，即使他以后飞黄腾达，但在明白人眼里，他永远都是一贫如洗”；
……
《穷理查年鉴》中的这些道德箴言，所体现的还是与《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一致的斯多葛主义，柏拉图哲学及亚里士多德精神。这些观念和信条，虽然没有否定物质财富的现实意义，但远远没有如韦伯声言的那样，将物质成功看成是人生意义的实现。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及的那些富兰克林“对我们教导”，既不来自《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也不来自《穷理查年鉴》；被韦伯说成是富兰克林“对我们的教导”的那些箴言，既不体现富兰克林的精神，也不是富兰克林的原话。韦伯在那句话之后紧接着说“这些话在费迪南德·科恩伯格那本机智而又具有恶意的《美国文化写照》中则被讽刺成美国佬对信仰的自白。”（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45—46）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一个怀有恶意的作家对富兰克林的讽刺，怎么还能理解为对富兰克林精神的反应？这样一种对美国佬文化的嘲弄，如何能够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
将那些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信条归结到富兰克林名下实在是牵强附会。只能这样来理解，资本主义理性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关系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在为柯尔培尔主义辩护时，就将柯尔培尔之后法国经济的失败解释为大批新教徒受迫害而离开法国。这里内涵着新教精神对世俗经济活动的促进作用的观念。韦伯希望提供新的更深入的解释，他将成功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确定为美国，再将体现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确定为十八世纪成功的企业家、科学家、理论家、政治家富兰克林。至于富兰克林是否真的吻合他——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成功——的逻辑，那就需要挖掘新的材料证据。——即使这些“证据”显得牵强。
韦伯将本杰明·富兰克林确定为体现新教伦理背景下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实在是一个错误。富兰克林主张信仰的自由，道德的宽容。他的思想虽然有新教的色彩，但他明确否认自己是个新教徒。在《自传》中，富兰克林宣称，如果要确定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话，他更愿意将自己视为一个自然神论者。在《自传》中阐释自己“宗教的见解”时，他将自己所认同的宗教的“精义”确定为一下几个方面——
“世间只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
治理世界就以上天的道义。
人们当以崇拜、祈祷和感恩向他表达敬意。
与人为善，这是上帝最大的希冀。
灵魂永远不朽，
今生或者来世，上帝必定惩恶扬善。”
富兰克林的这些宗教“精义”，与韦伯强加给他的那些“新教伦理”信条，即使不是南辕北辙，也是大相径庭。
撇开宗教信仰而言，作为一个世俗的成功人士，富兰克林所追求的，与韦伯所理解和认同的，也大相径庭。富兰克林珍视生命，追求人生的成功。但他远远不是一个物质主义者，远远不是一个自利主义者。他一生“唯一的兴趣”就是读书，他通过阅读、思考和道德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他关注民生，热心公益事业，他曾经建立消防队，成立医院；他热爱科学研究，建立研究协会，热衷科学研究；他相信教育对个体和国家的意义，他热心教育，成立大学；他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满腔热忱投身于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作为一个世俗成功者的富兰克林并不将人生意义理解为个人价值的实现，他追求出人头地，更追求在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价值。
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个问题总挥之不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发现真理还是迎合需要？如果只是需要，只要求说服，那么证据的真实性并不重要。时代需要有时候比逻辑以及证据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成为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影响深远的“伟大创见”之一，其成功与对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时代需要有关。这种成功由于脱离科学的真实，可能已经成为一种误导。
韦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是西方文化发展中一位跨时代的巨人。当我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惶惑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忐忑，更确信哈耶克关于人的知识的有限性的思想。
201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