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韦伯《新教伦理……》的一次通信
赵峰老师：
近来可好唔？很早就想写信给您，却没有找到什么很好的——理由。这几天，很意外地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我不小心读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我曾多次在书架上浏览过该书书名、作者名，甚至拿下过抚摸了前言和译序，但最终还是没看成。
这几天很闲，我抱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一读的心态一口气连读了两遍（事实上它很短）。这个结果说明这是一本值得大学生连读两遍的书。我庆幸我在大学最后一个暑假读了它。
韦伯在做一件简单而高级的工作。说它“简单”是因为这本书整个看下来非常流畅，整篇论文从问题现象、问题的提出、问题潜在答案可能选项一一列举并一一排查，最后到结论的论证，看着非常简单（这大概与韦伯接受的欧陆传统，逻辑训练得比较充分有关）。作者宛如在做一道给出条件，排除错误选项，证明结论的数学证明题，给“小白”读者们很大的便利。读者知道作者在写什么，将要写什么。作者像是与读者有感应，也果真这样写了，甚至把另外一些读者的想法也统统写了出来，却又不觉唐突，反而合理。作者像已把棋局摆好，路数早了然于胸，读者将要有疑点之处，作者马上在不远处进行答疑。这种写作结构是简单的，读起来也相对简单容易些。
然而，他在做一件高级的工作。他在做一件吃草挤奶的工作。这是他不同于一般博学之人的地方。一般博学之人吃草只会挤出草浆，甚至只是把草再吐出来。这个比喻看来不能比喻下去了。一般博学之人，非常博学多识，但仅限于博学多识而已。他们的思维通常是横向的，由事件A想到轶事B，在介绍B过程中又想到了C……。联系他知识网的联系是极弱的，他们的大脑仅仅的作用即对这些信息进行储存或稍作简化处理。这不是进了庄子设的以有限求无限的圈套了吗？好在他们获得这些信息，炫耀这些信息时是快乐的。否则，又悲剧又痛苦。
韦伯不同之处在于他创造了强联系，谨慎严密处理了部分信息，书中信息可能只占他所知知识的万分之一。处理方法首先肯定是联系（包括因果联系），其次是分类（或分类只能算个技巧）。这使他在联系信息的时候，理清了（或许只是说服自己）信息之间的关系，并创造出额外的信息（或称为知识、结论）。他不是在追求无涯，而是和无涯一伙，参与创造无涯，他这样做，我很崇拜他。
我崇拜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是一个为读者考虑的作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注释占了全书内容一半甚至还要多。很多作者不屑于对自己的认识多说什么，读者能看懂就看，看不懂拉倒承认自己笨吧，这种作者只写给能看懂的人或装看懂的人。但韦伯不这样，他会对“信义宗”做注释，详细写出他这样写的根据，唤起读者的新鲜感，加强读者的认同感。对一个新鲜事物认同是很难的，但作者足够真诚。我想成为这样的作者。
此致敬礼
恭祝教祺
您的学生：王**
王同学：
作为后学者，对前辈表达敬意说明我们知道饮水思源。我以为，学问或者学术的意义之一，是学者期待并相信后学会像他们敬仰前辈那样敬仰他们。
我也很敬仰韦伯。他的博学，他对社会学及宗教社会学及经济社会学的开创性贡献，尤其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的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制度及经济运行制约和影响的经典思想。还有，他对科学的严谨和诚实，他的使徒般的奉献精神。
关于《新教伦理》，说几点最近一次阅读的认识。
1，韦伯的创见，在一个系列不同层次的观念上被认同和赞赏：意识形态决定或制约经济制度——西方理性观念成长的独特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些观念属于同一种属，但处于不同层次。在评价《新教伦理》的贡献时，人们往往根据需要，从以上几个层次选择不同的标签。在《新教伦理》的前言中，韦伯讨论的其实是上述第二层次的问题：为什么理性观念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东方？东方也有着悠久的文明史，科学和技术，数学和天文学，建筑和音乐，都有过卓越的贡献。但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在这些领域都形成了系统深入的抽象研究的理性传统，东方却没有。比如东方有很好的建筑，但没有建筑学；有很好的音乐，但没有音乐学。进入正文之后，韦伯展开研究的则是上述第三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东方？也就是从新教伦理出发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这两个问题属于不同的层次。相对而言，第二层次更具有一般性而第三个问题更具有特殊性。实际上，前言是为计划中一系列著作准备的，而《新教伦理》只是作者关于“西方理性观念成长的独特性”研究的一项成果。
2，韦伯是历史学派的传人，而历史学派的方法是归纳的。你知道，即使你走偏全世界看到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也不要轻易下结论说“天鹅都是白的”。韦伯的局限性在于他只看到一直天鹅，那只天鹅是白色的，于是就得出了那个结论。而在不远处，或者在他身后，就有一直黑色的天鹅。韦伯看到了新教地区如美国、荷兰及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与他同时代的桑巴特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精神早就在犹太教文化中存在了。即使按照韦伯的理解——将资本主义解释为一种理性的营利机制，早在十四五世纪就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共和国出现了。至少，韦伯的命题是经不住证伪的。证伪的证据要远远多于证实的证据。并不是说归纳法要不得，而是说不论采用什么方法都要小心；从几个特殊的例证中试图得出一般化的结论，很容易出问题。这叫做以偏概全。
3，将韦伯的创见理解为是对第二层次问题的回答，即论证西方理性观念成长的独特性，或者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在西方的出现，也存在一些问题。韦伯在本书中所说的理性，其实是他在《经济与社会》中所说的形式理性或者理性形式。包括他在前言中讲到的系统的抽象分析，以及后面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诚信、守时、节俭、算计等等，都属于所谓形式理性的范畴。在韦伯的观念中，西方文化的现代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形式理性在人们观念中主导地位的确立。顾准在讨论东方之所以在近现代之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所说的“数目字管理”的缺乏，说的也是韦伯意义上的形式理性问题。如果这样来理解韦伯的话，说近现代以来理性观念在西方得到广泛深入的发展没问题；但要是说理性观念是新教的观念并且是天主教反对的东西，那就有问题了。实际上这些东西也是天主教所主张和支持的。就以韦伯前言中讲到系统深入的抽象研究来讲，这正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基础的经院哲学所擅长的领域。理性观念的扩张或者经济理性的成长可能与新教改革并没有多紧密的关系。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解释，将理性精神看成是贸易自发扩展的后果，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理解。
4，将韦伯的创见理解为是对第三个层次问题的回答，即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的关系，也有一些问题。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并不仅仅存在于新教地区，也不是新教改革之后才出现。实际上，与经济理性相关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十四五世纪的地中海城市共和国中已经得到发展，作为经济理性重要表现的复式记账也远远早于新教改革就产生了。天职观念或者世俗经济活动的合法性问题在韦伯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所谓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构建作用，主要就是保证世俗牟利行为的合法性。正是这种合法性，才保证了人们世俗经济活动持续的积极性。具有充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牟利行为与禁欲主义的结合，才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天职观念是路德和加尔文都主张的，但是，加尔文对世俗经济活动持有更加肯定的态度，而路德的态度实际上是相当克制而保守的。韦伯研究天职观念或者新教伦理时，主要对象是路德及“信义宗”，但体现出明显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却往往是加尔文教地区。其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一定就有着因果关系。即使新教地区有着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其原因也不一定就在于新教观念的传播。
5，尽管可能存在论证上的一些问题，韦伯的研究仍然是二十世纪思想家的重要贡献之一。思想史上对韦伯这一贡献的评价，往往放在前述三个层次观念的第一层次，也就是把韦伯的研究理解为对意识形态制约或者决定经济制度的一个论证。这一论证的重要性在于它成为对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念的一个补充或者一个对立。我的理解是，就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任何单方面的解释都是不充分不完整的。两者的结合才能使我们得到比较充分的认识。
韦伯之后十几年，美国一个研究科学社会学的叫罗伯特·金·默顿的年轻博士生发表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用更详实的的资料对韦伯的观点进行了论证。他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新教文化对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可能具有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证明了经济因素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影响。默顿的研究方法比韦伯更加形式化和理性化一些。
201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