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弗里德曼: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


 在一些人认为只是发生了随机事件的时候,私营情报机构Stratfor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却往往看到了意义重大的地缘政治趋势。在近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Miracle)的报告中,弗里德曼陈述了自己有关中国出口战略正随着国内薪资上涨而油尽灯枯的观点。

一段时间以来,弗里德曼一直主张称,国民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和过度依赖对发达市场的出口,将使中国缺乏足够内需去弥补未来增长机遇的缺口。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基本未发生变化,一直维持在35%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差不多为70%。弗里德曼近期接受《巴伦周刊》(Barron’s)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真正面临着多年的经济退化。

不过弗里德曼表示,如果说中国经济奇迹行将终结,那么坦桑尼亚、老挝和秘鲁的经济奇迹才刚刚开始。他称,中国的日薄西山令其他国家(无论大小)利用自身低薪资的优势成为了可能。它们将效仿中国的出口策略,推动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发展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并在经济食物链中稳步上移,从生产纺织品和鞋类产品慢慢转向组装简单的电子产品。Stratfor在7月底发表的一篇特别研究报告中描述了可能追随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发展脚步的16个国家,将它们统称为“后中国16国”(Post-China 16)。他在文中表示,虽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替代中国,但中国作为全球低成本生产国的地位将被取代。

以上这些国家聚集在远离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工资成本较中国低50%-75%。其中许多国家缺少像中国那样已经建好的基础设施,能把商品运入内陆地区或无缝地输出海外。此外,这16国有许多遍布贪污腐败行为,同时公司治理和法治水平也难以企及西方标准。

不过,总是在寻求低劳动力成本的海外资本正开始流入这些国家。弗里德曼表示,人们不应忘记,中国1978年开始实施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时状况也同样充满不确定性。

Stratfor预计印度洋流域国家,例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尼以及缅甸将成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受益者。而柬埔寨、老挝、菲律宾、越南这些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也将分一杯羹。最后,Stratfor还认为拉美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秘鲁和尼加拉瓜的前景一片光明。

尼加拉瓜?没错。弗里德曼认为,可别小看这个只有580万人口、由左翼政党桑地诺(Sandinista)领导人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掌权的国家的未来。自2009年以来,尼加拉瓜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了近一倍,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当地劳动力成本仅为邻国哥斯达黎加的四分之一)以及低犯罪率。弗里德曼称,上了年纪的奥尔特加似乎越发成熟。

那么,埃塞俄比亚的情况又如何呢?中国制鞋商以及印度、韩国和土耳其纺织品生产商给这个昔日了无生机的非洲穷国带来了外商直接投资。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 Co., 005930.SE)和微软(Microsoft Corp., MSFT)目前正在埃塞俄比亚兴建电子产品组装厂。而服装零售商H&M上周表示,今年秋季将开始在埃塞俄比亚批量生产。

墨西哥也在“后中国16国”之列。该国呈现出两重天面貌:墨西哥城以北到美国边境的地区已然获得大力开发,而南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才刚刚开始。印尼这个群岛国家以及菲律宾的情况也一样,在各自的首都雅加达和马尼拉之外,国内有许多可以用于进行低成本制造的处女地。

弗里德曼称,Stratfor寻找的是那些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有起飞潜力的国家。奇妙的是,在作出筛选后,Stratfor的分析师们才注意到,上述16个国家的人口总和超过了10亿,和中国的13亿大致相当,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年龄比后者要低得多。弗里德曼称,这是一个巧合,并非刻意设计。

弗里德曼同时还说,中国陷入了困境,就许多产品而言已经不再是低成本制造基地,而在生产高科技含量且利润丰厚的高端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方面,中国也未做好挑战美国、德国、韩国或日本这些国家的准备。

许多人都忘记了一点: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的起点是如此之低的一个发展阶段,以至于即便GDP经过了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相对较小。弗里德曼指出,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经济在1950年代开始高歌猛进时,其拥有的受教育人口的人力资源要庞大得多。相比之下,在1970年代末经济开始大飞跃时,中国还只是个贫穷的农业社会国家。

结果就是,日本的繁荣远胜于中国。日本在1990年撞上收益递减之 时的年人均收入接近30,000美元,此后日本虽然经历了数十年的低增长和长期的通货紧缩,目前的人均收入仍超过47,000美元。

相反,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人均收入也仅有6,000美元左右,日子似乎很艰难。更为糟糕的是,中国还受到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困扰,这将成为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从投资拉动型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计划的障碍。

弗里德曼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贫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约9亿人的年人均收入与危地马拉和印尼的收入相当,即3000-3500美元。他表示,就在这中国主要出口市场大幅放缓之际,大部分中国人买不起国内所生产的产品。

另一个困扰中国经济的因素,弗里德曼称之为“补贴低效”(subsidized inefficiency)。对于失业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的担忧,使得北京方面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有银行为国有工业企业提供支持,甚至都不管这些企业是不是在亏损。大量资金也投向了商业和住宅建设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除了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构成短暂提振之外并无其他经济意义。弗里德曼认为,由于不容许出现任何的衰退,中国的指令性经济积累了极多的低效率和盈利问题。

总之,寻求低劳动力成本的制造企业将继续转移,这一过程已经延续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时间。以肯尼亚为例,曾输给中国的纺织制造业正在回流,三星公司(Samsung)在肯尼亚开设了工厂,生产电视机和笔记本电脑。而老挝政府则宣布,希望到2015年把服装制造业扩大2倍。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经济炫目发展和GDP增长似乎势不可挡的一个典范,但未来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夹在野心勃勃的新兴经济体和更富裕的、技术成熟的发达国家之间。

弗里德曼预计,中国仍将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只不过没有一些中国拥护者眼中那么大的影响力。

Jonathan R. La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