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不知什么时候钱荒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又一“毒瘤”。

　　远在宋朝时，中国就出现了纸币。纸币不过只是张纸，既无价值，又无铸造成本，只要需要，执政者就可以源源不断、无限地印刷。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尽管那时的纸币远不及今天人民币的功能和使用效率，但对各王朝的兴衰存亡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今，无论是在封闭经济体，还是开发经济体，货币超发特别是没有锚定的货币超发，必会引起攀爬效应。它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中国各王朝货币超发与其衰亡史反复实证过的一个基本事实；它不仅要垫高包括大宗商品在内的所有资源资产及资本的价格，而且会形成对百姓的隐性征税，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一国实体产业的投融资秩序、生产经营和创新机制。

　　所以，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基本经济学理论，它都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将货币发行权关到笼子里，不受相关法律的严格管制，它不仅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润滑剂的作用，相反还会对实体经济产生破坏作用甚至是亡国。

　　1971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背叛对世界的承诺，废除了黄金作为美元锚的武功后，就成功地通过双赤字将攀爬效应外溢，在低成本使用全球资本的同时确保了货币超发。即使如此，美国两院还是为美联储制定有发钞的法律条款，规定其货币发行不得超过GDP的70%。因此， 1990年至今，美元总量增加了3.31倍，GDP增加了2.7倍，其货币效率高达0.82。即使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机，美国也曾发生了局部的钱荒，但其超发货币规模还是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给以确认，来尽可能保证美国国内不出现攀爬效应。

　　反观我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M2）为1.53万亿元人民币，2012年增到了97.42万亿元人民币，22年间增加了63.76倍，而此间GDP仅增加了27.82倍，货币效率只有0.44。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确保国内经济增长央行过渡供给货币，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影子银行系统的大量创新，使市场货币存量远超过GDP的2倍，逼着中国经济步入货币推动型的增长模式。

　　一方面，攀爬效应的增长速度快速吞噬着实体产业年净利润增长率，消磨着企业家继续投资实业的意愿，逼着他们转投收益更高、更稳定且安全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或金融资本市场自循环的创新游戏，同时恶化着实体产业的创新内动力。

　　另一方面，没有货币发行量化的相关法律约束，致使面对全球的各种金融经济危机时，可以轻易地反复开机印钞来托市，使企业像吸鸦片般地患上对央行发钞的依赖，不仅在面对资金流动梗阻时会立即丧失免疫能力，而且常使它们的开工率随货币供给波动而波动。

　　在这种货币机制下，同样也加剧了石油产业的风险。当货币增量和流动效率高，经济形势看好时，市场对石油石化产品需求增加，要求降价呼声增加，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当货币增量和流动效率低或局部梗阻，经济运行下滑时，市场对石油石化产品需求减少，但依旧要求降价以减小成本支出的呼声更加强烈。

　　石油企业似乎成为了“唐僧肉“和政府手中宏观调控的影子工具。一方面，石油企业的开工率完全受到政府宏调，特别是上述货币超发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过程中货币局部断链或梗阻问题还会转嫁并归于基础石油石化产品价格被攀爬后的“不合理垄断”之上。于是，明明因货币超发反复对国民进行了征税，却不顾经济学最基本的事实，将板子打到了油价和油企身上。

　　但幸运的是，本届政府在面对眼下的钱荒时，6月19日给出了“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浇灭了市场对央行全面“放水”的预期。

　　尽管股市因此暴跌、债市暴涨、部分银行票据业务停滞，它却是政府看到了注水危害后的英明决断。可更科学和长远的选项应是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给央行发钞立个规矩，把发钞权关到笼子里，别让石油产业受累，别让货币变成亡国的帮凶。

　　本文刊于《中国石油石化》2013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