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由中央政府直接运作，在海外的投资收购中，受到了很大的来自各方面的国际压力。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支持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将有利于降低我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的种种国际政治阻力。例如，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都是由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来优化资本结构并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重点考虑对海外地区进行农业投资，开展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这种投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可以很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阻力，并为我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问题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要顺利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应该紧紧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

　　2、从“走出去”战略的高度考察国际投资策略。由于过去500年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扩张，当今世界的大部分领土和自然资源都掌握在欧美俄等国手中，中国作为21世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国内GDP的高速增长一直受到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制约越来越明显，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完全可以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在宣传报道上可以注重经济层面，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全球化国际化的口号不能放弃；同时必须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为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服务。现在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宣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尽一切可能限制中国的复兴，通过一整套西方的游戏规则来阻挠中国人和中国商品走向国际市场。我国人口压力很大，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创业定居是今后的必然趋势，这是个很重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国的海外投资完全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

　　3、文化差异是西方国家给中国海外投资施加阻力的重要借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即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它总是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1853年面对西方国家的突然入侵时，以及在1945年战败后面临国家危机时，都是如此。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我们和西方的文化差异经常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海外投资行为的理由和借口。我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该象日本那样具有迅速调整自己并与时俱进的能力，认真研究并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4、国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做好信息支持和语言培训等工作，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政府部门的作用在于让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稳”，能尽快在海外取得较高的预期经济收入。伴随着我国资本对国际市场的投资，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肯定会加快，这一趋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利用签证护照等国家行为限制中国人走向世界，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国应该在外交工作和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中国的劳动力能顺利走向国际就业时市场。由于中国现在具有比较充沛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的返乡农民工、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我们要利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有利时机”，在这个国际经济政治剧烈变动的时代，扩大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