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鹏

     “这事拖了很长时间，从今年安徽省的‘两会’一直到5月份。”接近倪发科的一位退休官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当时“有关方面一直在想办法保他，但是保不住了。”多年来，安徽六安的退休官员和商人坚持不懈地对副省长倪发科进行举报，而这些退休官员，绝大多都曾经是倪发科在六安履职期间的同僚。6月4日，监察部网站通告显示，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2013年7月2日《北京青年报》）

　　有些时候，你不想佩服媒体编辑捕捉受众眼球的功力都不行。笔者对这条消息感兴趣，就是冲着《倪发科落马始末：据称有关方面一直想保》这个标题中的“有关方面”而来的。可惜，一字不落地读到最后，仍没看出“有关方面”到底是谁。那么，“有关方面一直在想办法保他，但是保不住了。”这个“有关方面”指的是哪个部门？哪些人？有何背景？为什么不敢指名道姓呢？这个“有关方面”为什么要极力保护倪发科呢？公众期盼相关单位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据悉，倪发科腐败行为败露与其主政六安期间的旧城改造、国资拍卖，以及矿业开发存在着关联，这也一直是官员腐败的高发地。纵观倪发科东窗事发，我们既为六安当地众多退休官员多年锲而不舍地举报而钦佩，更为“有关方面”对倪发科的一直奋力保护而谅服。此事再次说明，中国反腐败之难，并不在于腐败分子的犯罪手段有多么狡猾，犯罪领域有多么广阔，犯罪态势有多么猖獗，而在于其幕后“保护伞”的过于强大，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干扰太多，阻力太大，甚至无法立案侦察。

　　其实，对于许多六安人来说，倪发科出事的消息并不突然，即便是今日，街头巷尾仍充满着对他的各种议论。在熟人印象中，倪发科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胆子大。这种个人风格，不仅可以前移到他在芜湖任职时被赋予的称号——“扒市长”，还可以追溯至15年前狠狠地欺骗了时任总理朱镕基一回，并震动天下的“南陵县粮仓骗局”。就此，朱总理在《讲话实录》一书中回顾道：“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

　　至于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是谁，至今没有明确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过南陵县委书记、芜湖市农业局局长，还担任过分管农业的副市长，长期掌管农业的倪发科，对这场连驾驶员在内前后200余人通宵大干4天“造出”的粮满仓景象不可能不知道真相。而就在朱镕基到达的前一天，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的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粮仓，准备应对朱总理的视察，这本身就难逃造假干系。然而，对于倪发科来说，就算有南陵县的造假欺骗总理事件，也没阻挡他的仕途。从当时的芜湖副书记到2008年就任安徽副省长，一路官运亨通，倒也验证了“官升数字，数字升官”、“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也正是这种仕途路径坑害了倪发科。一个人一旦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早晚是要出大事的。一人事发后，自然就有一群人在想方设法地去营救他、保护他，总是企图化险为夷、风平浪静，为什么？道理极其简单，每个贪官都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孤军奋战，其背后总有贪官利益共同体，有一群贪官参与其中，一查一群人，一抓一条线。窝案、串案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重要特征。一些人极力保护倪发科，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牵连进去，防止“拔起萝卜带出泥”。

　　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指出，“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新一届党中央反腐倡廉思路更加清晰、方向更加明确，举措更加务实、工作更加具体，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更加严格。确保反腐败工作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既要“苍蝇”“老虎”一起打，更要“前台”“后台”一起刹。“前台”打掉“苍蝇”“老虎”，“后台”铲除一切保护伞，首先对私下说情者、干预者、保护者同案侦察，严肃处理，决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