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社会管理探讨——均衡利益与制衡权力》，贺永顺著，南京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5-11612-4，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清晚期至近代的社会管理
到了清晚期，专制集权制度又一次使中国社会矛盾激化，从所谓乾隆盛世开始，宠臣专权、结党营私、吏治败坏、贪污成风、效率低下、不通下情，这些专制集权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再一次暴露。就在清朝社会管理日趋腐朽之际，欧洲以英国为首的殖民势力却正在向东方扩展，直至鸦片战争暴发。
从此中国的社会管理变得更加复杂，不仅要面对复杂的国内利益矛盾，而且要面对与西方列强的利益矛盾。很可惜的是，清当权者总在被动地面对这些利益冲突，并未主动从根本上改革自身的社会管理制度。倒是危机迟来一步的日本，很快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开始借鉴西方先进的社会管理制度，从而迅速走上维新富强的道路。
但是社会大众要求改革中国社会管理制度的努力却从未停止，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有太平天国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本质上是利益严重受损的农民及部分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起一个平等理想的社会。可惜的是，他们既没有看到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原因，自身也没有跳出专制集权的藩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
直到19世纪末叶，鸦片战争近60年后，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加深，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终于有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社会管理制度层面认识到了国家落后的原因，并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
他们认识到君主专制集权制度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也认识到只由皇帝与几个大臣管理国家，国家必定会弱。要改变贫弱的国势，根本办法就是学习西方的政体形式，把腐朽落
他们通过比较认为，实行君主制，权力会过分集中于上层，实行民主制，权力会过分集中于下层，而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则可以实现君民权力平衡。应该说，这种既保留君主又实行民主的做法，是非常切合中国社会传统和实际状况的。
而且他们还提出几条具体措施，如实行公开选举、设立议院、创建立法机构，以通下情；设立制度局，制定宪法，进行制度创新；改革政府机构和官员任用制度；大兴学堂以改革教育，广设报馆以传播舆论等。
他们的这些思想和措施其实并没有什么创新，而是欧美日等国家成功实践的东西。然而就是这么一些变革措施，也得不到当权者的支持，中国只能继续深陷在集权思维的泥潭里，当权者也又一次错过了拯救自己的机会。
10多年以后，当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实在难以为继，不得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终于明白“君主立宪”毕竟还有使“皇位永固”的好处时，一切都已经晚了。中国又一个集权王朝垮台了，同时崩溃的还有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制度。
君主制度虽然在形式上被抛弃了，然而中国人对于专制集权管理的迷信却并没有停止，由治到乱的故事还继续在上演。
民国是建立在辛亥革命基础上的，这场革命同样只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并没有广泛深刻的思想启蒙基础，甚至掌握实权的那些人都没有变。所以，当以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民国第一次以约法形式，确立中国为民主共和政体，并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进行管理，后来
这些几乎是照搬过来的管理思想和管理体制，很快就被混战和独裁所淹灭，剩下的只是一个民主共和的形式而已。原因还是在于中国集权管理的思想根深蒂固，自由民主的思想并未深入人心，当权者不信任更不知道如何去实现民主管理。对于人民来说，通过自由民主约束权力的理想，还是那么遥不可及。
内忧外患加上专制独裁，存在了38年的民国最终也垮台了。官僚权力的不受制衡，既得利益集团的无耻贪婪，民众利益失去基本保障，导致社会矛盾无法调和，不仅又一次成为政权垮台的直接原因，而且给包括官僚阶层在内的整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