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似已成为一种习惯。不过这两年的情势似有所转变，在一系列的舆论热点事件中，“公知”逐渐成了骂人话——“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平心而论，抛开某些太过具体的事件发酵原因，“公知”这两个字如此轻易地就触到了人们的愤怒点，可能意味着在我们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民众之中某种精神痼疾的同时存在，以及两者之间的人为割裂。

　　在西方，知识分子经常超出自身专业而承担起普遍价值的启蒙责任，并且天生有同情下层人民的倾向。利奥塔说：“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更像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把自己置于人类、人性、人民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地位。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等同于被赋予普遍价值的主体，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形势，开出处方，为主体的自我实现提出建议。”这段话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责任的最好描述。

　　但在中国的传统中，知识分子很多不是社会的批判者，而是这个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的后备人选，即使是草根的知识分子也常把这样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而人们尊重知识分子、读书人，也并不是因为读书人强调内在的修身、是社会道德楷模，而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说不定哪天就成了统治者的一员。也就是说，许多人也没有培养出发自内心的对知识的尊重——对读书人的敬畏本就不是对知识的敬畏，仍然是对权力的敬畏。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知识分子群体被权力者所迫害，也便同时被人民所抛弃，他们的影响和权威便统统失去了。所谓被“打翻在地，踏上千万之脚”——“打翻”他们的，是某种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治权力；而“千万之脚”则来自千万的普通民众。

　　“文革”之后，中国社会重建了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此间举措包括干部“四化标准”的确立；对学院知识分子不再打压；大学投入增加，高级知识分子有更多机会赚钱等等。而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喜欢通过依附来分享利益，从而形成了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经济精英的合流。当然，这种合流其实是不对等的：大学变衙门，知识分子要听命于官员；大学生要挤破头才能进入公务员队伍，而官员倒可以随时取得博士学位，读书和做官之间的关系倒置。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当失去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自己都把学问作为依附和交易的筹码，而非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工具的时候，还指望别人尊重知识吗？

　　于是人们开始不由分说地认定他们是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而在社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产生怒气并试图发泄。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看，这种发泄恰恰容易在心理上绕开最强者，指向和他们地位更接近的知识分子。其间虽然有诸多的“误伤”，但从整体上看，却也并非是毫无道理的——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情感联系纽带的崩裂，是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合流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受教育成本的上升、教育不公、经济自足之后知识阶层的自我封闭等因素，却导致知识阶层与普通人的渐行渐远。

　　中国的知识精英也因此而处在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不能承担公共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职责。人民的理性和理想来自于他们中最有头脑的一批人，这批人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但在现实中，在依附权力的导向下、在现文化和教育体制的自我封闭下，这个社会中最有头脑、最能理性思考的一群人无法与民众进行有效的对接。对前者来说，他们因此丧失了力量；对后者来说，他们因此而失去了方向。

　　不过，在一片骂声里，我们还是可以解读出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某种期待：对知识精英的堕落不能容忍。因为他们在人们的印象里本来不应该是这一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