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农业社会，这点从西周的周文王时代就确定了。土地是中国人生存的根基，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口粮，所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基础上的。

在历史上，能御驾亲征率领将士开疆拓土都是会名垂青史的有道明君，那些丢了城池失了国家的，往往都会被认为是奇耻大辱。不管在当世的史官还是在后代的统治者批驳其穷兵黩武，还是称颂其文治武功，所围绕的核心都是帝国的寸土必争，主权的傲然独立。

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乾隆那样的帝王，自然值得后世子孙的推崇，否则如桀纣与唐后主，徽钦二帝等便是碌碌无为，甚至丢了自家江山社稷的，会无颜面对列祖列宗。

长期的封闭所形成的只是资本化表面的奢华与貌似高雅的贵族享乐，让质朴的中国人感觉惭愧，如果有经济基础，每个人在本能之中都有数不清的梦想有待实现。只要客观条件允许，每个人都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在安闲慵懒的状态之中呼风唤雨的那种感觉。

质朴的产品经过包装才能得到更高的价值认同，更高的价值会吸引更多资源的归附，这些资源裹挟着对资本施加魅力，资本则看在投资回报的面子上，深入其中并争取得到更多的政策方面倾斜，因为只有得到了官方的首肯与政策的关照，才能让自己在更为有优势的环境之中发展。

当我们看到香港人可以通过招拍挂的方式进行土地资源的最大化，进行房子的预售，我们就效法，在把土地与房子变成市场竞争的稀缺资源，成为人生成败的重要标志，成为婚姻大事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更成为人与人之间攀比的重要指标。

从城市化到城镇化，其本质都是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把农民的土地低价收归国有，然后再进行一级土地整理之后，包装卖给开发商，再由开发商加价，把产业与金融的利益加进去之后，再卖回给原来的农民的过程。

由于生存的必需品成本越来越高，所以虽然手中可以支配的收入一直在增加，生活质量与满意度却是每况愈下。

土地对于中国农民的价值是难以替代的。一旦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当那根基被连根拔起，就只有通过制造业与商业去养家糊口，不管从事的是工业、贸易还是服务业，都是在加速消耗自然资源，居住消耗的是建材，建材消耗的是自然资源。

中国需要的是均衡发展，从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与沿海沿江地区回流到欠发达地区，从交通相对便捷的枢纽型的城市到交通不是那么便捷却是有更多机会，更宽松政策的地区。

城镇化发展需要同时具备几个条件，首先是从金融到税收等政策的系统支撑，让那些地区得到后发优势；其次是物质资源的配备相对宽松，拥有相对丰富的选择机会，最终还是人的因素，有技术有含金量的人回流到自己的家乡去参与建设。

我们用城市化把农民从偏远地区引向发达的都市圈，然后又让他们在无奈的情况下放弃大都市，逃离回归到曾经熟悉的平静的家园。这无疑是兜了个圈子，虽然转了一个圈子之后，还是从农村到了小城镇，但还是耗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与财务成本。

由于那些钱都用来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更是进取心与奋斗的目标，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所以从宏观角度看，倒也是有价值的，但从个人的角度却是极大的浪费。

任何宏观经济数据之中都包含难以计数的家庭与个人的成败荣辱与血泪，宏观与微观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只有把这样的矛盾消除，对百姓而言才是真正的福祉。所以中国百姓的幸福不是发展大城市与城市圈，而是偏远村镇的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