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信息时也有点惊讶。不过，惊讶不是因为港府推出了限购令，而是因为叹服中国人的强大购买力。

　　2.不过，港府的限购令倒令我想起了1994年，美国有个叫做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的学者写的一篇文章《谁来养活中国？》，虽然他后来重新检讨了他的话，但新西兰、澳大利亚、港府的限购措施似乎是在用实际行动来询问“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

　　3.站在一个香港学者的视角，港府此举显然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并不利于香港自身的发展，因为香港本身就是靠自由贸易起家的。

　　4.站在内地人的视角，如果确实因内地人抢购导致香港市场断货，那么港民施压给香港政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太正常不过了，说故意为难内地人显得有点夸大。

　　5.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是不是真的断货我们先不管它，内地人声势浩大的购买行为可能的确引起了部分香港市民的恐慌，这是毫无疑问。

　　6.什么是自由贸易，这要看问题的本质。市场交易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的利益和需求。香港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香港市民的支持基础上，如果统治的合法性没有了，什么维护自由、贸易，都是虚的。如果面对那么多港民的压力，香港政府无动于衷，这才是个大问题。

　　7.全球奶粉的供应市场是一个竞争化程度比较高的市场，因此，我的推断是，部分店面因内地人的购买而暂时缺货，且补货不及时，可能性较大。这是产品供应量调整的时滞问题，而不是供应能力问题。

　　8.如果如果供应商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这里面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是沟通问题，即可能因为大陆客过去的某些购买行为，导致了香港市民对大陆客的误解，夸大了大陆客对香港奶粉市场实施“光盘”行动的能力；

　　第二，香港市民不一定是真的没有奶粉可吃了，而是基于对未来预期的担忧而向政府施压；大陆庞大的人口和强大的购买能力，不排除一些香港市民会误以为再充足的供应业经不起大陆客的抢购；

　　第三，也可能表明港府过度反应，在市民的压力下没有经过充足的市场调研就匆忙作出限购措施，表明香港政府的确受到了压力集团的游说。

　　 9.能理解家长们的心态，其实何止是奶粉呢？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不也是一样的焦虑心态吗？所以奶粉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一系列制度与社会问题的一个体现。

　　10.这层焦虑源于……第一，对公信力的失望；第二，对大陆奶企的失望；第三，对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失望。

　　我觉得过度地解读港府的限购令、或者过分地批评港府，是没有道理的。你又没有给香港政府纳税，人家凭什么给你服务？

　　11.这里面也有几个问题：

　　第一，大陆奶企曾经伤害过大陆人民的心，这种心理阴影我想不但还没有过去，而且由于其他领域假冒伪劣产品的依然泛滥，可能还加剧了对大陆奶粉企业的不信任；

　　第二，政府在提升公信力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多数老百姓认为政府在关注人们的健康、安全方面的努力还不够；

　　第三，内地奶企在提升自身诚信、改变自身形象方面的努力不够，创新也不够。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问题可能不是内地奶粉质量过不过关，而是，即便是奶企高管、政府官员餐餐吃国产奶粉，人们也因为不信任你而不买；更何况有关企业、部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你自己都不吃自己产的奶粉，别人凭什么买你的。

　　12.面对限购令，内地奶企是最应该感到脸红。他们曾经伤害过中国人民的心，而一些企业到现在还在伤害。所以，其实我们很为大陆奶企感到悲哀。我相信有的企业在改进、改善，但他们的这种改进、改善的力度还不够。

　　而且，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内地的奶粉消费市场庞大，有能力到境外去购买奶粉的家庭，在这个庞大的消费者市场群体中依然还是占少数，其他大部分没有能力到境外去购买奶粉的家庭吃的还是国产奶粉，甚至某些劣质奶粉，由于这部分消费者群体的存在而且还很庞大，内地奶企的日子还是蛮滋润的，很好过，基本上不用过分担心销路。

　　13.关于监管：

　　首先，对于奶制品和其他食品的安全监管，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国家要从根本制度层面维护人们的自由、平等和公平竞争，而所谓的行政监管，是“多监少管”，政府只需管两件事：造假的、放毒的，其他的都交给市场和社会；

　　其次，社会组织可以在食品安全监督领域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对于行业标准、对于产品质量、对于引导社会理性消费、对于维护社会正义，专业型、行业性、专家型的社会组织的角色扮演有优势、有能力、有水平、有权威；

　　再次，要完善信息披露机制，让一切暴露在阳光下。

　　所以，政府除了要完善国内乳制品质量安全控制检测体系、监管制度、建立完备的奶粉原料储备与供应体系外，更应该促进民间和社会力量的充分发挥，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与决策的政治吸纳机制，保障相关社会组织能有效地发挥社会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