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读宋才发教授《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
张溟洁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在《侠客行》里塑造了一个洒脱慷慨，不落尘寰的侠客形象，与那些仅埋首书阁，不问世事的文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他看来，只有敢于担当，用世立功的人，才能称之为侠者。千古文人侠客梦，这种胸怀天下，兼济苍生的气质，同样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追求。
我敬爱的导师宋才发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深具侠者风度的学者。在耳顺之年即将到来之际，他以一本厚重的自传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执教生涯40年的感悟。逐页翻过履历，宋才发教授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7项，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5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被评定为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曾担任学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科研处处长、民族博物馆馆长等职务。对于一个出身微寒，凭借自身不懈奋斗的学者来说，这样的著述不可谓不丰厚，这样的成就不可谓不喜人。因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这样的学者必定智慧圆融、收敛个性，深谙中庸之道，自然便少了些可爱之处。然而在《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中，宋才发教授以洋洋洒洒43万字，或深情婉转，或慷慨激昂，或幽默风趣，对往事动情追述，对自我深刻剖白，对当下纷繁社会现象直抒胸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鲜活生动、个性舒展的学者形象，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侠者之风，大家之范。
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籍。宋才发教授始终坚信，一个人一辈子能否有作为，不在于他做什么具体工作，而在于他是否尽心尽力地把所做的事情做好。他在书中坦承，由于家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他自小的志向很务实，就是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教师。事实也证明，风风雨雨40年来，宋才发教授坚持了自己当初的选择，并且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取得了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发轫于他对自己的准确定位和对命运方向的牢牢把握。1953年初夏，宋才发教授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宋巷村一个普通农家。那是一个中国人普遍贫穷的年代，对于积蓄微薄、负担沉重的农家尤甚。如今的我们已很难真切地体会到一个本子反复用、靠捡拾废品补贴学费、变质腌菜就白饭的辛酸；母亲的忧愁染就了白发，父亲的辛劳压弯了脊背。然而这些切肤之痛累积起的苦难，却是真真切切的。童年的苦难使得农家子弟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环境，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只有坚持不懈勤奋忘我地学习，才能使家人和后代不再像祖辈那样受穷。于是敢吃苦，能吃苦便成了宋才发教授的标签。求学时代就着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的微弱灯光完成作业；克服家中巨大的困难重返学校学习；1977年恢复高考，为了把握难能可贵的机会而废寝忘食地复习，体力透支几乎晕倒在考场等等，读后无不令人感慨万千。功夫不负有心人，苦难磨练了意志，也铺就了一条前进的通途。这正如书中所说：“一个人吃苦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他思想成熟的过程、内心丰盈的过程、灵魂升华的过程，以及逐渐走向成功的过程。”
中国自古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金榜题名，出将入相，光宗耀祖，对于朴实的农家子弟无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宋才发教授曾较长时间在湖北省领导身边做文秘工作，练就了扎实的文字功力和求实严谨的作风、敏锐的观察能力，这些无疑是他进入仕途的有利条件。但是面对两次从政入仕途的机会——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借调到湖北省人民政府工作，以及在调入中央民族大学之前，母校对其做出的挽留与承诺——他均选择了放弃。对于这样的选择，惋惜者有之，不解者有之。然而，只有他自己最了解自己：“因为我比谁都清楚自己的长处和能力在哪里。”既无背景又无靠山，个性刚强直率，锋芒毕露，实在不适合驰骋政坛，反而更加适合大学教师的工作，根据兴趣特点投身学术研究。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彼容易，惟知己最为艰难，而人生更多的正是与自己的博弈。乱花渐欲迷人眼，名利加身，难免患得患失，心生眷恋，最终在诱惑面前迷失自我。宋才发教授以适合自己而又为自己所钟爱的教师为职业，实践证明是一个清醒明智的抉择。
原创性是学术最高成就的体现，宋才发教授不是一个“埋首书斋”式的“学究”，他的理论研究历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原创性。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在学术界纷纷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探索之时，他敏锐地发现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这块未经耕耘的“处女地”，先后出版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研究》等个人专著，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使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上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在我国尚处于探讨中， “市场经济”理论还处在姓“资”姓“社”激辩的时候，他就坚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将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他毅然选择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方面上来，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当1993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他于1994年6月出版了《中国市场经济法》，打响了这一领域理论研究的头炮。作为半路出家的法学研究工作者，宋才发教授孜孜不倦，潜心钻研，毫不懈怠，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规范与实务》、《中国：侵权行为认定与赔偿》、《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等多部著作，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项目，先后被聘任为教育部法律专家顾问组成员参与《少数民族教育条例》（草案）等立法调研、起草和修改工作，兼任中国法学会西部大开发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宋才发教授在法学领域的成就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
宋才发教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作为一个研究生导师，他始终把教育质量放在第一位，再忙、再累也从来不疏忽教学工作，至今仍活跃在教学第一线。在他倾注最多心血的研究生教育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一届又一届的研究生从他的科研方法论课中得到了科研写作的启蒙。他认为，研究生导师应当具备广博与专深的学术素质，诲人不倦的崇高品格，求真求实的踏实作风和以身作则的坦荡气魄。培育桃李是教师这一职业的终极价值所在，同时也是衡量一个教师对社会所作贡献的标尺。宋才发教授比喻说：“我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就是我的最佳产品。”至今，他独立培养的45名博士生和113名硕士生，均可称为独当一面的有用之才。如果一位教师一辈子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各界的精英和栋梁，那么毋庸置疑，他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有功之人。“传道、授业、解惑”是国家、民族、社会对于一个教师的要求，但在更广阔的层面，一个真正的教育者对整个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教育理念应该有一些超前的思考，必须具备高屋建瓴的胸怀和勇敢实践的魄力。中央民族大学便为宋才发教授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当时的中央民族大学正处于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的关键时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宋才发教授在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入中央民族大学之后，初战便挽救了1997年被北京市学位委员会亮“黄牌”警告、已经停招两年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学位点。随后就任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长，兼任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以“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气，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发展鞠躬尽瘁。在院系建设方面，他亲自组建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和管理学院，并亲手描绘了法学院未来发展的蓝图，领衔申报了经济法学硕士学位点和民族法学等博士学位点，完善了法学院学科建设整体发展。对于中央民族大学的整体发展，可谓既有守成之功，更具开拓之任。岁月荏苒，宋才发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度过了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也收获了奋斗的丰硕果实。
宋才发教授为学，著作丰富；为师，桃李满天下。由清苦的乡间到省会武汉，再到首都北京，凭的便是对于人生选择的忠诚和坚持不懈的韧劲，步步坚实，无愧于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老师历经岁月蹉跎，谈吐皆是学问，俯仰便成文章；老师的学问修为，仰之弥高，望之弥远。《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这部厚重的著作，自然需要我们青年一辈细细品读，用心体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就能吃透。然而每每翻读，通过那些真挚的叙述，仍能从哪怕是只言片语中得到人生的感悟，成长的启发，发奋的动力，进而激励自己迈出前进的更坚实步伐，点滴之间亦存智慧。所谓大家之言，深入浅出、发人深省，大概就是如此了。
窗外夜深，灯下昏黄，受益良多之际重又翻至卷首，依旧见他，笑得开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