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试图在给社会科学下一个定义。

　　我也不是企图在学校的文科与理科之间，在企业的管理与技术之间挑起谁比谁更重要的争论。

　　我只是在努力从社会与自然科学交互作用的角度，就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给人们一个特别的提示。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如果这句话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那么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背后，推动它繁荣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又是什么呢？

　　看了我的题目，当然知道我的答案是社会科学。并且，我这里称“社会科学为驱动自然科学的科学”还有二层意思：

　　第一层，社会科学是激发和催化自然科学进步的发动机。

　　第二层，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防腐剂。

　　先看第一层的论据。

　　譬如西欧，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为界限。

　　前面的一千多年，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停滞；而后面的几百年，则呈不断加速的爆炸式增长，正如马克思的所言：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前后的迥然而异，是因为后面西欧的人均智商于突然间比之前有了质的提升吗？显然不是。

　　是因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消除了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中世纪黑暗，打破了束缚人们从事科学创造的精神桎梏。

　　是因为一个自由竞争的，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有着巨大需求的，发明创造者能借助专利权获得真金白银的市场机制。

　　也许，在资本主义初期，并无多少当今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但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当时的社会，是否在转向以人为本，是否在关注人的需求，激发人的潜能，是否在持续地尊重人、发展人、完善人？

　　是，它就是在顺应了社会科学，就是在体现了社会科学的精神，因而能极大地驱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又如中国，以秦始皇统一为界限。

　　前面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只有区区五百来年，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百家争鸣；扁鹊、管仲、李悝、商鞅、苏秦、张仪、屈原，人才辈出（注*这里的百家，虽不是我在题目中讲的自然科学，但道理是一样的）。

　　后面的两千多年，虽然也出了一些人才，也诞生了一些技艺，但总体上，中华文明在后面的发展根本不能与前面的春秋战国相提并论，根本不成比例，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

　　前后的天壤之别，是因为后面中国人的智商于突然之间较之前有了质的下降吗，显然也不是。

　　是因为前面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争之世，对各种类型的强国学术和技艺有着迫在眉睫的需求。

　　是因为百家还处于平等的竞争之中，消除个性，培养奴性，“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还没有被汉武帝独尊。

　　顺便说一句，“存天理，灭人欲”中的所谓“天理”决非字面上的天然之理、自然规律，而是“压倒一切”的纲常伦理。

　　至于第一层的论据，即使不论宏大的中外历史，即使以我在微观企业多年的耳闻目睹，也是如此。

　　以技术起家的企业，因为缺少有效的管理，结果一旦包含了暂时领先技术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过，再无更进一步的创新，结果破产倒闭成了唯一不二的选择。

　　相反，以管理擅长的企业，开始虽没有技术，但由于能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结果能慢慢地吸引到合适的人才，能持续开发出合适的产品，结果管理与技术齐飞。

　　再看第二层的论据。

　　正面的论据，如互联网技术到了具有人文情怀的比尔盖茨手里，对提升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大得不可想象。

　　反面的论据，像先进的军事技术到了极权主义的希特勒、恐怖主义的本拉登那里，不但不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破坏力。

　　看过了我有关“社会科学为驱动自然科学的科学”两个层面的论据，下述结论可谓毫无疑问。

　　凡是社会科学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他的自然科学一定不发达；反之亦然，凡事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他的社会科学一定不科学，一定是反人性、反个性、反竞争、反创新、怪力乱神的。

　　因而，退一步讲，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即使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一定不会兴得了邦，强得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