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面临共同主题：如何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保持平衡？主题一致，但情况有别，所以对策不同。

　　简言之，中国宏观政策将呈现“宽财政、稳货币”，欧美则是“紧财政、宽货币”，共同带动全球经济温和复苏。但欧美“紧财政、宽货币”的组合，刺激增长力度受限，中国“宽财政、稳货币”可能加剧政府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挤压，经济反弹之后的期待是改革再出发。

　　中国：“宽财政、稳货币”

　　近两年经济增长放缓反映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交织，对2013年的经济有两层含意，稳增长需要宏观政策维持相对宽松的态势，而政策组合中货币政策受到制约，财政政策在逆周期操作中的作用较大。

　　2013年宏观政策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增长目标。随着劳动力增长放缓、加入WTO制度红利消退、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反映长期总供给能力的潜在增长率逐步下行。当前失业情况不严重，但通胀压力也不大，说明7.5%左右的经济增速离潜在增长率不远。

　　从总需求看，私人部门自主增长动能还是偏弱，2013年要达到7.5%的增长，并不容易，需要宏观政策对总需求的扶持。近期数据显示，增长企稳回升，但这主要反映政策放松，尤其是基建投资的拉动，经济自主增长动能并不稳固。

　　就政策促进短期需求而言，“宽财政”效率较高。不同于欧美政府债台高筑，中国政府负债率低，2011年政府负债占GDP比重的47%，显示“宽财政”空间较大。

　　同时，由于财政资金对基建项目的投入往往带动地方政府来自其他渠道的配套资金，尤其是银行信贷，财政政策拉动需求的乘数较大。

　　财政和货币政策难以分开，可以说是中国版的“财政主导”（fiscaldominance）的宏观政策。预计2013年财政赤字比2012年上升，拉动GDP增长0.2个－0.4个百分点。

　　与财政政策形成反差的是，现阶段中国的货币环境受不同方向的因素影响，政策“过紧”和“过松”的风险同时存在，使得政策当局在操作上比较谨慎，稳健为上。

　　中国房地产泡沫未破，一些导致投资性购房需求的结构性因素仍在。虽然行政性限购政策对遏制投资性购房需求有一定帮助，但房价上升预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宽货币”可能导致住房投机卷土重来，大幅推升地产价格。就房地产市场来讲，货币政策有“过松”的风险。

　　同时，中国存在内在紧缩压力，对实体经济，政策有“过紧”风险。由于人口结构变动，储蓄率已经开始下降，过去高储蓄支持的货币信用扩张，难以持续。

　　过去几个季度，货币信用这种内在紧缩的压力已露端倪：包括企业杆杠率处在高位、私人部门对外资产配置带来资金流出压力和银行安全资产比重回落、银行惜贷情绪上升等。用“稳货币”避免政策“过紧”和“过松”，是合理的选择。预计2013年广义货币增长目标维持在14%的水平不变。

　　在“宽财政、稳货币”的政策逻辑大框架下，2013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将呈现四大特征：

　　第一，经济增速小幅回升。预计2013年GDP增速从2012年的7.7%上升至8.1%。复苏动能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加快，以及企业再库存。从季度走势看，2013年GDP同比增速基本持平，环比走势前低后高。

　　第二，消费贡献仍居首位。尽管边际上增长回升动力主要来自投资，但消费将继续成为三驾马车之首。2011年中国GDP增长中消费的贡献自2001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预计这一态势将持续。背后推动因素主要是人口红利的见顶放缓，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的空间下降。

　　第三，通胀总体温和。基于总需求扩张动能小幅反弹，预计2013年CPI通胀呈现小幅回升的态势，同比、环比均是前低后高，全年平均2.7%。当前猪肉和粮食供给条件良好，2013年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可能性小。在投资和企业再库存的带动下，预计PPI涨幅将从2012年的-1.7%回升至2013年的0.7%。

　　第四，企业盈利改善。虽然2013年GDP实际增速回升幅度较小，但是考虑到PPI的回升幅度较大，预计名义GDP增速将由2012年的9.6%反弹至11.2%。企业盈利更多与名义值相关，名义GDP增速显著回升，有助于企业经营状况改善。

　　欧美：“紧财政、宽货币”

　　全球的情况与中国有所不同。欧美增长疲弱，失业率处在历史高位，政策制定者激烈辩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目前失业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

　　如果主要是结构性原因，逆周期货币宽松，不仅不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反而会造成通胀压力上升，出现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如果主要是周期性原因，那么逆周期政策操作就要加大力度。

　　以美国为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目前的失业虽然存在随着低端产业迁出美国、低技能的劳动者长期不能充分就业的结构性原因，但很大部分还是由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这是延续扭曲操作、连续推出QE的一个重要判断基础。

　　支持这个判断的一个证据是，如果当前美国高失业主要是结构性的，那么我们应该看到，长期待业者的就业概率相对于短期待业者而言在下降。而事实上，美国长短期失业者就业概率差一直比较稳定，说明两者都受到总需求不足的抑制。

　　宏观政策如何刺激总需求？一方面，财政紧缩在所难免。发达国家总的政府债务负担从危机前占GDP的74%，上升至2012年的110%，显著超出了90%的警戒线。债务负担高悬，使得欧美政府难以通过财政扩张刺激经济。预计2013年欧洲的财政紧缩将继续，虽然紧缩力度比2012年小一点，而美国也难以避免一定程度的财政紧缩。

　　另一方面，欧美货币信用面临长期紧缩压力，货币政策扩张效率降低。资产泡沫破灭后，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加上金融监管制度趋势性收紧，欧美银行长期面临去杠杆压力，这也给欧美货币信用带来超越短周期的紧缩压力。虽然央行通过量化宽松等手段不断释放基础货币，但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始终有限，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下降。

　　对欧美而言，解决短期与长期矛盾的宏观政策组合是“紧财政，宽货币”。在财政紧缩环境下，“宽货币”被发达国家央行普遍认为是当前走出周期性衰退的必要条件。

　　“紧财政、宽货币”在欧美近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政策组合。近年来欧美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例如英国央行和美联储购买政府长期国债，以及欧央行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引发了诸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能否分割的质疑。这是欧美版的“财政主导”的宏观政策。

　　综上所述，2013年虽然欧美货币大幅宽松，但对总需求拉动力量有限，通胀也总体温和。“紧财政”拖累美国年初增长，而“宽货币”可能使美国房市复苏与企业投资加速，带动2013年下半年增长反弹，欧债危机尾部风险下降，经济有望微弱复苏，走势前低后高。

　　反弹之后新挑战

　　2013年中国“宽财政、稳货币”，欧美“紧财政、宽货币”，这将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不同的政策组合，意味着中国短期“稳增长”的效率比欧美高，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从促进短期总需求的角度来看，“宽财政”要比“宽货币”效率高，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大，尤其是中国财政支出乘数较高，支持2013年增长温和回升。而欧美经济回升较慢，且存在不确定性。外需的疲弱可能进一步加大中国宏观政策逆周期操作压力。

　　但中国“宽财政、稳货币”的政策组合也有问题，其缺点是政府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挤压。

　　财政赤字的扩大增加货币需求，在一定的货币供应下，利率将上升，紧缩私人部门的融资条件。在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特殊机制下，财政扩张往往带来对银行信贷的直接占用，增加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和成本。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带来的“财政主导”，增加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既是经济运行的参与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互关系不仅体现在对资源（包括融资）的量的占用上，也包括政府制定的政策和规则能否为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促进整体效率的提高。

　　主要经济体的政策组合差别，将影响资金流动和汇率，进而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环境。

　　欧美的“宽货币”带来资本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压力，而欧美的“紧财政”抑制其国内的货币需求，加剧资本外流压力。中国的“宽财政、稳货币”使得国内利率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加剧了追逐利差的资金流入的压力。

　　预计2013年中国面临资金流入压力，但反映基本面因素，也不大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外汇占款大幅增加的状态，且其对经济的影响还要取决于汇率政策。

　　以往中国有资金流入压力时，央行通过投放外汇占款来控制汇率升值幅度。近期央行购汇并不积极，对人民币升值的容忍度增加，这可能是朝汇率灵活性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可能意味着，即使资金流入的压力不是很大，汇率升值的幅度也不一定小。

　　但是，汇率升值对实体经济有影响，尤其要考虑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过去一年已经显著上升。中国“宽财政”、欧美“紧财政”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减少，有利于欧美的贸易逆差下降。人民币升值可能加剧这一态势，对国内稳增长不利。

　　2013年，会不会出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升值的情况？在外需疲弱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当局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容忍度应当不会很大。

　　“宽财政、稳货币”，很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稳增长”的宏观政策组合，但其本身有局限性，尤其要考虑到欧美“紧财政、宽货币”对中国可能的影响。在逆周期操作上，需要关注货币政策过紧、财政扩张带来的政府部门挤压私人部门、国进民退的风险。控制房地产泡沫，仍是制约货币政策放松力度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难以大幅宽松。

　　重要改革再出发

　　对中国而言，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还是改革，2013年将是宏观政策逆周期操作和结构改革难以分割的一年。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谈及经济问题时，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题，和十七大报告“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主题相比，凸显决策层将重启改革红利，以应对当前超越短周期的结构性矛盾的深刻用意。

　　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破垄断、增加竞争，减少对私人部门的制度性挤压。十八大报告提到“毫不动摇”鼓励非公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预计2013年在“新36条”和各部门细则的基础上，旨在保证民间投资权益的《民间投资促进法》有望出台，用法律形式明确民间投资能够进入的领域、方式和比例。鼓励民资的另一面，是加快国有企业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

　　收入分配改革将在2013年提上日程。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人均收入倍增”目标，提到居民收入增长与国家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

　　预计收入分配综合改革方案将择期出台，目前观察，这可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工资协商制度、完善税收调节体系、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调节、通过改革土地制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内容。

　　结构性减税方面，预计目前已经在全国十省市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2013年将扩展至全国范围，并将邮电通信、铁路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纳入改革范围。

　　其他减税措施可能包括对企业设备更新和自主研发的税收优惠，以及进一步降低进口消费品的关税。更长远地看，中国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增值税税率本身也有下调的空间。

　　在金融改革方面，十八大报告有一些新的提法，例如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2012年央行首次放松了存款利率的浮动，2013年可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方面有进一步的举措。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也可能有新的尝试，包括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跨境投资试点。

　　推动新型城镇化有望成为2013年结构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以及“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显示未来的城镇化将注重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和权利保障。

　　与新型城镇化相配合，抑制投资性住房需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不会改变。房产税施行已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2013年扩大试点范围的可能性大。

　　人口政策的可能变化也值得关注。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与十七大报告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明显差别。用“逐步完善政策，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替代“稳定低生育水平”，显示未来中国人口政策可能面临方向性转折。

　　总之，上述改革既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和短期的总需求管理并不矛盾。

　　打破垄断、增加竞争、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新型城镇化等改革不仅可以增加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也可以促进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降低政府支持总需求所需要的力度，改善宏观政策总需求管理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