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作者为小孙女出生，2012年暑期与2013年春节两次在北京市区两处居住，从买菜的实际情况观察与总结，让我得到中国经济市场与政治生态的关联关系别无二致。

 

暑期，小孙女出生时，我家租住在潘家园地区，当地有一大型菜市场，每天从早到晚摩肩接踵、人声鼎沸，蔬菜、水果、肉禽、海产品等品种齐全多样，正好遇上小孙女出生，儿媳做月子，鸡蛋、蔬菜、水果、活鸡都能买到满意的品种与品质，而且服务周到。且商户价格竞争激烈，广告创意无限。其中最让我好笑的是：一水果摊位说自己的水果甜，广告语是：“气死白糖”。

 

有一次，我买三颗白菜要九元，我与摊贩理论说：“这三颗白菜要九元，那大米该多少钱一斤？”过两天，那摊贩主动跟我打招呼，说：“今天白菜便宜，买不？”

 

元旦，儿子在北四环外的亚运村租住到80平方米的小三居，便叫我来京过年，未来之前，我以为亚运村是新开发的居民区，应该比潘家园地区更现代、服务更齐备。但一到，实地考察，却发现亚运村根本就没有什么菜市场，打听几位邻居，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面积特小的菜市场，几个小摊位，品种少，基本上是“独此一家”，价格特高，且不能讨价还价。

 

过几天又发现，每一栋居民楼旁边的商铺，都有一个小菜摊，但品种少，价格高，品质差，其中白菜四元一斤，要，就买，不要，就没有；好在，不远就有一大型超市，特好，但价格不是咱百姓的价位。

 

潘家园是老居民区，我接触到的居民大多是老百姓，甚至发现有许多下岗工人，有些人单靠月/500元生活补贴度日（从我的眼光看，他们是“不愿自谋生计，甘愿贫困”，其实，北京到处都可以找到钱，且非常容易，他们的心理与清朝的旗人相仿）。潘家园那个大菜场正好满足了当地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需求，连剩下的乱菜叶子，都有人拣去喂鸡。

 

亚运村比潘家园地区的居民，从穿戴、气质、说话、行为、消费等多方面观察，普遍要比潘家园地区的居民整齐、富裕得多，且没有发现亚运村的居民对小区服务有什么特别的怨言，尤其是与当地居民交谈中，他们没有对小菜场说不好，反而认为楼下就有菜卖，方便即可，并认为小区旁有那个大型超市，还特满足。

 

看来，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文化品质、不同思想意识条件下的人群，对社会服务要求是不同的。当居民普遍收入不高时，价格的敏感度与讨价还价要求高些；居民收入相对高的人群，对方便与商品品质的要求高于价格。而且，更深入交流，发现高收入人群遇到困难时，不像低收入人群首先想到找政府，而是从自身找原因，往往是以提高自我品质来改变现状，自己开始新的选择或自我克服、忍耐的多。所以，亚运村没有大菜场并没引起居民的反感，而价格相对较高的大型超市对他们反而还是安慰。

 

北京潘家园与亚运村两地居民，俨然就是中国社会两个不同时代、两类人群的心理写照。中国大陆居民在利益诉求上分化与分类，不同人群对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品质、类型的要求也在分化，党和政府如何适应这种利益分化条件下的诉求，是对政府与时俱进的社会政治与服务的考验。

 

一方面，社会高等教育逐步普及，社会生产、生活转型在即，居民品质在提升，社会政治与管理相对显得比较落后与保守，普遍要求政治转型、服务周到、细致的诉求在提高，对社会阴暗面敏感度在提高，而政府的敏感度反而在降低。另一方面，从普罗大众角度看，原有的低层次、普及化的集权政治得到追捧，社会管理与等级、差别化服务又是明显的趋势。

 

再从政府角度看，对社会差别化服务是必须的，但差别又有可能带来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往往又会异化为民众与官员的差别化；实行普及化的惠民措施，往往又被基层有权人群利用各种隐蔽手段占为己有。一方面，原有的差别化政策设计，遇到全面挑战，如城乡二元体制与户籍政策，再也没有差别化政策的思路和胆识；另一面，完全实行没有差别的政策如义务教育等，又是另一种不公平，且无必要与浪费之嫌，新的条件下到底是“人人有份”公平还是差别公平，没有了主意。

 

因此，中国社会政治与服务，显然应该是差别待遇，城乡之间肯定不能是一个政策，其主要是防止官员和有权（独占资源者）阶层利用差别政策，贪占。也就是说，党、政反腐制度设计、利用权力制约资源独占与贪占是差别政策设计的前提。在反腐有效的前提下，设计适应不同人群需要的公共政策，才能和谐社会、幸福民众。否则，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新的差别化政策设计，需要实证研究，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试验，且需要广泛不记名的调查，打出不同阶层民众的意见与意向，才能找到相对不怎么坏的方案，任何良好的主观愿望都不能作为改革设计的依据。

 

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原来是对城市居民严格限制只生育一胎，对农民，一般为两胎，对少数民族放的更松。在新增劳动力开始下降、老龄化加速条件下，如果对现有计生政策调整的庆，首先应放松的城市、是夫妻双方都是大学毕业生，但一线城市人满为患了，最应放松的80后的独生子女家庭，双独可生二胎，单独放不放？现在，一线城市开始有了80后独身主义者了，“丁克”了，高龄单身男女众多，他们认为城市的房子、教育、卫生都是大难题，生育二胎对他们没有一点吸引力。农村生育观也有变化，生育五个八个的已不可能了，但重男轻女仍然存在。你在办公室怎么设计，都不可能设计出好的方案，没有实证研究与调查的政策设计，不可能出台好政策。中国社会的情况与心理完全变了，过去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现在还要加上一句，“没有研究也没有发言权”。

 

“差别政策”就是适应不同人群需要的公共政策，如何“差”？怎么“别”，就是学问，这个学问是多方面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性结论、原则和指导性意见。它是：国家政治学、国家管理学、社会人群心理学、社会发展学、宏观经济学、政策设计学、政策实施学、政策调控学，总称为国家学。这些学科系统研究基础上的理性结论，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需要政府重点投入，加大研究力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21世纪的科学系统研究出的东西，不可能在马列毛等先驱者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革命先驱者不可能为他们身后的当代中国做出研究。

 

我们党所指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层含义，一是马列主义的核心理论，如《唯物论》、《辩证法》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具体如何建设，需要在马列主义核心理论（指《唯物论》、《辩证法》，不包括《资本论》）指导下创新、创造；二是指新创造的理论只能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总结，必须是研究中国人的心理、文化特征和社会实践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中的试验、适用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可能直接借用他国、别的民族已经成功的经验。包括马列主义，即使是夺取政权之前也是如此，毛泽东思想就不直接借用马列主义的产物。

 

所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国家政治学》、《国家管理学》、《社会人群心理学》、《社会发展学》、《宏观经济学》、《政策设计学》、《政策实施学》、《政策调控学》等等，而不是每一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把自己的一句话编入党章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一个庞大的、不同学科共同组成的理论系统，几句话，甚至几万字的文章，是说不清楚的。社会的复杂性决定理论的系统性与庞大规模。

 

中国问题的确需要深入、静心的研究之后，才能发言，没有实证研究，没有深入调查，任何结论都是不可取的。14亿人口大国的治理，需要权威，更需学问，没有学问的权威，是封建落后，没有权威的学问，是浮躁冒进，甚至可以说是无知与浅簿。

 

 

                                  2013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