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母亲离世一年了，时光荏苒，但对母亲的思念不减。

　　母亲一生坎坷，她出生1938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她说从有记忆时就记得经常为躲避日本人的侵扰跟全村人往山里逃，后来，给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有人给村里的妇女分配任务，为打仗的战士做鞋。这正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母亲8岁时，8年抗日战争胜利，13岁时，内战结束，她的童年经历了中国最为灾难深重的战争年代。比战争更为残酷和恐怖的还有当时社会对妇女歧视和虐待，这比战争带来的饥饿和恐惧更摧残她的心灵。母亲跟我说：“我爸经常打我妈，有次揪住我妈头发左右几个耳光，打完还不让吃。”在母亲童年的记忆中，除了战争的恐惧还有家庭的暴力，她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就不难理解她生性胆小怕事、自卑压抑和特别能忍让、宽容的性格了。

　　新中国成立了，但革命仍在继续，接二连三的是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运动，在丧心病狂的革命运动中，母亲家因是所谓的富农遭受了穷人的革命，她说她的父亲这时被人打被人骂被人关起来。但，在这样丧失人性的革命运动中，解放妇女是当时最具人权最具人性的革命运动，我的母亲得益于此，她说当时扫盲队去教她们认字、唱革命歌、学毛主席语录。让她更受益的是又一场战争——抗美援朝，当时，号召男的去当兵打仗，女的做衣做鞋，母亲学会缝纫，还锻炼出一手好针线活，学会了缝纫，这对当时的妇女来说是必学的技能，也是一种竞争力。

　　战争在继续，生活也在继续，母亲也在成长，此时的母亲已是大嫁闺秀，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母亲说她嫁给了附近一个教书匠（在动荡年代，这工作稳定，是不错的职业），日子过的不错，但，她不能生育，当时的妇女是传种接代的工具，不能生育意味着要受到白眼和遗弃，母亲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她被离婚了。

　　好在母亲漂亮手巧，据说在附近很有名，加之她家是富农，当时有人向在工商联的爷爷介绍母亲给父亲，当时的父亲因结婚太早早已离婚，他们在媒人的介绍下重新组织了家庭，父亲也是个教书匠，但他已经有个儿子，母亲说她来我家时我大哥已经好几岁了。当时爷爷是有名望的财主，家里过得很好，但是很快，爷爷被打成右派，并取缔了一切职务，还被没收了家里一切可以没收的财物，父亲说“把本应留下的口粮也被拿走了”。家里短时间内陷入困顿。父亲也常因大哥的事情常与母亲吵嚷，还好，父亲常年在外教书，更让母亲高兴的是她能生育了，她生了大姐，她说那是她一生难得的最为高兴的时刻。但是，母亲一人在家既要照顾孩子，还要做家务农务，难免照顾不过来，大哥又跟上小混混习染了不好的习惯，在大哥的事情上父母没少吵。

　　争吵其实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母亲一连生四个女儿，还是盼不来儿子，这在当时重男轻女、养儿防老观念十分严重的年代，母亲又陷入生育给她带来的困惑、无奈与痛苦，好不容易，哥哥的出生让母亲喜出望外，但是哥哥身体孱弱，常年住院，让母亲很是担忧，后来才有了我，这就是我们一家，为了这一群孩子，母亲克勤克俭，白天干家务，晚上安排孩子们睡觉后，还要为孩子们做衣做鞋，日夜操劳，累并快乐着。

　　  母亲家里家外日夜操劳，孩子们渐渐长大，又太多，父亲不在家，家务劳务繁重，但是母亲说：“小时候没机会上学，吃了没文化的亏，我多受些苦也要让孩子们上学。”母亲认识到知识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她想让孩子们学习知识掌握、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这个信念和期望，她觉得她一个人受多大的苦和累都是值得的。在当时，别人家的孩子只上完小学，我的姐姐们上完小学后，直至高中；同龄的女孩在家帮父母务农后出嫁了，我的姐们出家了，她们到远处上学去了。有人跟母亲说：“干吗培养女儿呢？培养出来也是嫁人。”这在重男轻女的年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母亲说：“要让他们上到不能上为止。”母亲不想也不会因为她而影响女儿们上学，她也不让女儿们做家务和家务，她不想让女儿们重复她的无知、恐惧和痛苦，她想让孩子们能掌握自己命运，能过得好，这对于一个有六个孩子的母亲来说，她是多么不容易，这也磨砺了她超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

　　母亲什么都能承受，但最不能让她承受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母亲50多岁时，家里接二连三出现变故，包括我的舅舅和表哥弟一家三口因事故去世等，最不能接受的是我的四姐因患恶性肿瘤医治无效离世，母亲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让她受打击的了。”这比复杂的家庭关系，多子多累更摧残她的心理和身体。但是，母亲坚韧着操劳家务，她说“失去孩子让她更懂得疼爱孩子”，尽管孩子们不懂疼爱母亲。母亲仍然顽强地操劳着，因为她还有任务和责任没完——两个最小的儿子没成材也没成人，这是她活着的勇气和期望。为了给哥盖房结婚，母亲又瘦了，但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坚强，人们感叹她“骨头真硬、太硬！”

　　我上高中时，哥和姐们都逐渐有了家庭，家庭成员越来越多，而母亲白发越来越多，她也越来越孤独。家庭成员聚合时，我发现母亲高兴不起来，我当时并不知道母亲是在为她失去的女儿内疚和忏悔，这已经是母亲的心病。家庭成员多了，跟母亲生活的少了，我是家里最小，是最后与母亲生活最长的，母亲的孤独与痛苦深深的感染、影响了我，看到母亲有失尊严的忍耐，丧子无法愈合的伤痛，我也很压抑，但很无奈，我失望着、期待着、迷茫着、奋斗着。后来，我来到北京，母亲看到我结婚生子买房等变化，她高兴的说：“以为都等不到你成人了，没想到你活成这样。”长期有些抑郁的母亲高兴了，很是知足惜福，曾跟我说：“就是怕连这也福不住。”深受丧子之痛的她最担心儿女们的健康与安全，也担心她的身体，毕竟她是70岁的人了，何况她的家族有癌症遗传史。她高兴的说：“我活着没用了，现在死了也行呢，只是你们还得用我呢。”。对晚年难得的清闲，母亲无比知足，曾有些遗憾地说：“就是养儿养晚了。”我们都希望母亲能跟我们多活几年，她也一直很坚强。但是，来北京后的第5年，从来不吃药就医的母亲得病了，是结肠癌，73岁的她免疫力很低，尽管花费不菲，忍受病痛折磨的她仅维持一年半后离世了。去世前，母亲跟人说：“她是幸福老人。”她看到儿女健康，且事业有成，她是满足的。她欣慰地说：“把你们养大了，你们活吧。”比起她一生所经历的苦难、艰辛、恐惧与不幸，母亲觉得她的付出是值得的，这也许就是母亲所说的“她是幸福的”原因吧。

　　母亲走了，她在时，我们永远是孩子。她走了，我们不再是孩子；她在时，她是我们的依靠，是家里的灵魂。她走了，我们失去了精神支柱，家里失去了灵魂。

　　母亲走了，她心地善良，真诚待人，正直清白，从不说长道短；她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无私无怨，与人无争，宁愿自己吃苦受罪、吃亏受气，也不愿欠别人、负别人。她虽然走了，但音容宛在，活在我们心中。

　　母亲走了，在给她烧纸和为她下葬前，正好都下了雪，大地披素，山河含悲，人们都来为她送行，人们叫她“好人”。

　　母亲走了，从我家走前，母亲对我说：“你会写，也写一下娘。”我当时不明白母亲的意思，也不知道写什么，我问：“写什么，给谁看？”母亲失望的转身了。但现在，我明白了。

　　母亲走了，离开她的日子渐远，但，对她的思念不减……

　　（范爱明   写于2013年度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