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王败寇”是颠覆史志文化的歪理邪说
三评央视纪录片《中华三祖堂》
曲 辰
央视9月2日在《探索·发现》栏目中播出的纪录片《中华三祖堂》中，李学勤与宋镇豪两位先生，一唱一和地为历史上因发动叛乱，被轩辕黄帝于涿鹿之战中镇压了的蚩尤评功摆好，甚至不惜对中华史志文化进行攻击。例如，宋镇豪先生接过“三祖文化”始作俑者任昌华胡蚩尤是“战神”，“他是在所谓正统思想中被定位成一个反面角色”的之后，宋先生就接过任昌华的话茬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有这样一个观念。他（蚩尤）败了嘛，就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也有人说他是战争英雄的。所以，怎么讲呢？——妖魔化他的，实际上还是黄帝族这一支，他们认为：我已经控制你了，他们尽量要把原型是英雄人物的人贬低，贬低以后便于对你这方面的控制。”
我的老天！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讲的话？在电视台制作的、向全国播出的纪录片中，就敢于这样胡扯，私下里又该放什么凉腔呢？
“成王败寇”论，是对我中华史志文化的污辱与颠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所不能够容忍的！
在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史、志图书是其极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在历经五千年漫长的物换星移，风雨苍桑，人为地焚烧历史典籍，以及历代战争的洗劫后，还仍然能够保存下来很丰富的史料，能够有五千年较有系统、较为全面的文字记载，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这是中华文化的历史之根。我们党现在要继承和弘扬的中华文化，基本上就是由史书、志书记载和传承下来的，攻击自己的民族历史记载，无异于毁坏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根。
一、史志文化有着明确的伦理、道德、是非、价值观念
史书之作，并不是始自春秋，而是远在黄帝之时就已开始，并且定之为一项制度。述史的目的，就是要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忠实地记录下来，传向后世，以为后世治国者从前人的经验、教训、历史变化、自然变化之中，吸取借鉴，总结规律性的问题，以便将治国诸事做得更好。从而，达到一个“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得失，知兴衰，辨是非，定犹豫，以便更好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造福百姓，福泽于子孙，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当中集中体现的，正是以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忠实述史，以便很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总体哲学观点。
正因为如此，历史的记载，原本就不是为甚么人歌功颂德，而要求的是秉笔直书，如实记录，于历史事实之中求其是。因此，史书之撰，要求不仅是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广泛性历史记载，更要求述史者要不畏权，不惧势，不为亲者讳，不加仇者罪，而是可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记功臣，赞贤良，辨是非，一切都做到持中以观，依实而记。对于那种杀父弑君、败坏人伦、祸国殃民、蝇营狗苟者的丑恶行径，要给予毫不留情的彻底揭露。所以，黄帝任命了史官仓颉造字述史，而鬼神哭；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不然，述史而虚美曲笔，通篇唱赞歌，便是毫无意义的空文。
公正持中以述历史的起源之早，在古文字之造上有着明确无误的表意反映：“史”字之造，便是以“手”持“中”而为其字。今所见到的甲骨文，都是如此。如： ①、 ②、 ③，至于 ④，则更像执中而书写的表义。故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事职也。”这是很正确的解释。因为，中即正，与公、平、中庸、执中不偏的涵义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史官所置，述史记事之早，在古代典籍中有着大量的记载。《论衡》言：“仓颉……为黄帝史”；《吕氏春秋》说：“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惑乱，载其图法而泣……商太史高势，见纣之迷乱，载其图法出”；《周礼·春官下》曰：“太史掌建国之六典”。古代史官又有左史、右史的不同分职。如《玉藻》所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就是为什么在记载春秋史事的典籍中，《左传》重记行动，《国语》重记言论的历史缘由。
正因为古代述史存在着严格制度，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所以，在中国才有当官者做好事，欲“青史留名”而不愿做坏事，害怕“遗臭万年”的国风。
宋代的司马光，将宋以前历代重要史事，集录为一部书，书名就叫《资治通鉴》，若变成现在的白话，就是说：这是供治理国家者通用的一面镜子。
而宋镇豪所长的“成王败寇论”，则抹杀了中国史志文化方面所固有的伦理观、道德观、是非观和价值观！若照宋先生“成王败寇”是中国人的观念这种理论，则是不管用什么卑鄙、下流、邪恶的手段，只要取胜就好。请问，此论符合历史实际吗？此论对于我们的廉政建设有什么好处吗？
二、“成王败寇”论是对历代史官与史学家的一种污蔑
中国的史官一职，自其设置之始，就对充任此职的人员有其特殊的严格要求，并赋予其某些独特的权力。凡此，又都是紧紧围绕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述史，以体现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精神而产生的特殊人才、特殊品德之需而提出来的。
第一，史官须是高级人才
首先，史官必须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精音律、明历法、通法律、懂军事、能文章，善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贯通古今的“高级知积分子”，不然，他就不能胜任述史的工作。
第二，史官必须是公正无私的人
因为，只有个人品德高尚，为人正直无私，不图名，不谋利，不畏权势，不计个人恩怨，才能够为国家、为人民、为历史负责，而秉笔直书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不然，其笔下的史事记载，便不可能成为供后世资治、借鉴的一面镜子，反而会成为遗害于后世的祸根性文字。正因为如此，在先秦历史上，史官一般都为世袭制，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充任此职的。这也是造成一种从小就能接受特殊教育，从而达到博学，砺志，树立一种历史责任感、使命感所采取的特殊措施。
第三，史官享有一定的特殊权力
历史上，为了保证史官能够忠实述史，历代都对史官给予一定的特殊权力：首先，是朝廷中的各种事件，包括帝王的言行、起居，内廷之事等等，凡所有发生过的事，史官都有知情权和如实记录的权力。这些史料记录有的叫做“起居注”，有的称之“实录”。虽然，帝王们对一些事并不想让史官们给如实地记录下来，但他们却无权阻止史官这样做，也无权令其作伪或更改。
其次，是史官有评论上自帝王、下至百官是非功过的权力，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有无此权。然而，自春秋以来伴随着帝王独裁专制的不断强化，史官们的特权也受到削弱，其地位也一再下降，但其权毕竟还不能与其他朝臣相提并论。例如，唐朝中宗时，宰相韦安石曾看过史官朱敬则写的史稿，叹道：“世人不知史官权重于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⑤不然，何有“以茶代酒”典故的产生？
第四，史官须有特殊的献身精神
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忠实述史，除了给史官以一定的特殊权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史官必须具有不怕打击、报复，必要时甚至为忠实述史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史官是很多的。如：公元前548年五月甲戌日，齐庄公被其臣崔杼杀死，太史依实直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对此非常愤怒，就把太史杀了。但是，太史的二弟见其兄被杀，记好的竹简被毁，便又于简上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太史之二弟同样被砍了头。此时，太史的三弟、四弟闻其两位兄长被杀，就进宫当着崔杼的面在竹简上再一次记载：“崔杼弑其君！”结果盛怒之下的崔杼又将太史的三弟杀了。太史最小的弟弟不惧必死之祸，照例如刚刚被杀死的三位哥哥一样，提笔挥毫于竹简：“崔杼弑其君”！崔杼在杀了齐君庄公之后，还一连杀掉很多敢于哭祭庄公的大臣，可是，他在史官这种毫不畏惧，毫不退缩，毫不犹豫，坚守职责，秉笔直书事实的气概面前，最终让步，任凭史官依实记述其弑君的事实。其时，南史氏闻知崔杼连杀太史的消息后，就急忙怀抱竹简前往，准备继太史兄弟之后，当着崔杼的面照录崔杼弑君的史实。当他跑到宫门外，“闻既书矣，乃还”⑥。
在中国的历史上，秉笔直书史事，可以说是自轩辕黄帝之时起，就一直保持着的一个述史传统，正是有这些历史上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株连家人的史官们，前仆后继，秉公述史，才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上下五千年的珍贵史志，使后来的人们，能够从历史的兴衰中得到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知道历史的公正！惟其如此，贾谊就说：“不知先王之讳与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属太史之任也”⑦。
我们不要要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现任所长，你为什么要无视中国的史志文化历史事实，而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有这样一个观念”，这种话，不仅为篡改历史、颠覆历史、恶搞历史、为蚩尤、为秦桧之流反案者制造理论根据，同时，也是对历史上无数献身于史事记录的史官、秉笔述史的史学家的一种污辱！
三、持“胜王败寇”论者何以指导历史研究？
忠实记录史事，撰写史志，是为正确地总结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借鉴，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更好地治理国家。因为，只有很好地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从这个意义忠实记录史事，撰写史志，是为正确地总结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上说，历史是一条根，是一面镜，是一只船。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斯为至言。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将学习历史作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从小就明是非，辨忠奸，以历史英雄以自励，立报国之志；黎民百姓读史册，知史事，便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理，必要时就能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直至生命；做官者知史事，不仅能够增强治国安邦的责任感，常常想到“青史留名”、“万古流芳”，或者“遗臭万年”的问题，对于促进廉洁奉公亦有一定的作用；学者研究史事，联系社会实际，可献治国良策，可写警世文章……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路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就是在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指导和影响下所形成的史志文化，及其历史作用。
史志文化对民族历史的进步，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它既能创造物质财富，又能塑造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虽历遭劫难，然而却不像西方文明古国那样出现文化中断。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的精神，虽亦有落后而被外国列强欺辱之时，但却始终知道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根之所在，因而越是在艰难困苦之中，就越是能够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甘于沉沦！凡此种种，都同中国重视述史，重视学习历史的史志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宋镇豪先生作为中国史学界的领导人，在央视制作节目的镜头前，竟然大谈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歪理，这样的领导人，到底是如何领导史学家们研究历史的，我们实在难以想像！
注释
① 《乙》3350，《合》281。
② 《人》3016。
③ 《前》7·3·2，《合》422。
④ 《摭续》91。
⑤ 《新唐书·朱敬则传》。
⑥ 《左传·鲁襄公二五年》。
⑦ 《新书·传职》。
（此文写于2012年9月5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