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全球的背景来说，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完成，城市格局相对固定，它们的城市化现在更多体现为“城上城”的发展，也就是在原有城市基础上“推陈出新”式的发展。而亚洲，特别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最突出的特征则是“弃旧图新”。

　　“弃旧图新”的中国城镇化，客观地表现为“城外城”的发展模式。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1990-2000年，中国的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扩大了90.5%，但城镇人口仅增长了52.96%，土地城市化是人口城市化的1.71倍。2000-2010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扩大了83.41%，土地城市化是人口城市化的1.85倍。从1981至2010年，城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从46.7平方米上升到124平方米方面。尽管从国际上来说，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土地城镇化一般稍快于人口城镇化，但快于1.2的比例一般就存在着城镇化粗放、不集约的问题。

　　如同我们庞大的制造业制造出巨大的产能一样，中国已经通过外延式扩张的方式，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是否具有较高的竞争力，是否能够持续发展，是否在全球背景下具有较高的价值创造能力以及地位，则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中国城市的单位产出远低于发达国家。另外，城市的数量已经“大”到这样的阶段：它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依靠低价格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征用、低约束的环境破坏、低水平的治理再继续大下去。

　　向旧城投入更多的智慧

　　今天在中国，如果要问：城市如何成为未来经济的新领军者？跳到人们头脑里的，一定是用最好的技术、最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座新城。新城代表着活力、生产力、竞争力，充满积极的精神，而旧城则是搬迁的对象、保护的对象，散布着一些消极的意味。

　　但在一场关于智慧城市的讨论中，有三点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智慧城市讨论的背景并非是新城建设，而是旧城更新。讨论的人中，几乎都是以现有老城为基础来进行讨论。这与我们的背景显然不同，我们东西南北诸多智慧城市普遍建在新城之上，智慧城市就好像是新城的一个具有卖点的概念符号。

　　二是智慧城市的内容远非基础设施建设。在整个讨论中，四十多人（中国方面主要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李铁主任作为受邀嘉宾）被分成四个小组进行，分别讨论到智慧城市建设的四个方面：基础设施改进、交通通讯、城市规划设计、政府公共治理。基础设施的改进是必须的，但它只是智慧城市建设一个方面。一些软性的机制建设，比如如何通过更有效的规划设计优化城市的功能，也是智慧城市的一个方面。再比如如何通过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公共努力，来实现城市的更宜居、更具经济活力，这也是智慧城市的一个方面。

　　三是智慧城市的投入也不同于以往的要素形式。智慧城市建设最看重的是各个方面的智慧投入。智慧是什么，现在可以一般地解释为：先进的规划发展理念、较高的人力资本素质、卓越的城市管理水平等等。这里面实际上已经讨论到未来城市的发展基础问题：它已不同于传统的那种依靠低价的劳动力、土地、环境获取的城市增长模式。

　　所有以上三点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旧城的价值可以也完全能够通过投入智慧得以体现。城市发展需要智慧，那么所需要的智慧从哪里来？智慧可能来自于经验，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多的智慧来自于不同范围内的公共参与。

　　正如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天津是新旧混合体。除了滨海新区这些地方外，天津从1404年设卫筑城，现在也可称为老城、旧城。最重要的混合体在于，它提出了新的目标，比如要建设成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但它仍受制于旧的发展模式，比如它的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而一般认为如此之低的服务业比重，在当今世界上还难以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更不用说要发挥全球的影响力。

　　旧城时代的新领军者

　　从城市的意义上讲，未来的新领军者城市都必将是旧城、老城。2008年世界城镇化率达到50%，再过二三十年，全球范围内基本上进入旧城时代。未来城市的新领军者将来自于旧城的更新、复苏，而非来自新城的面积扩大和硬要素投入。

　　旧城代表前人的辉煌历史。英国在1850年的城市化率就超过50%，19世纪末城市化率就达到70%。其他一些发展达家普遍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达到城镇化率50%，目前的城市化率在70%-80%之间。

　　旧城代表着一个发展阶段，意味着大规模新城建设所体现的外延式扩张的结束，而内涵式城市发展成为主要问题。

　　旧城代表一个发展模式，德国鲁尔区由50多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地区，曾经是欧洲工业基地，但现在变成了欧洲的文化首都（2010）。

　　日新月异的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在中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速度将会放缓。旧城区发展的问题，正在成为下一阶段的主题。旧城发展考验中国城市发展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