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雄心勃勃，大都市面临的不仅仅是大交通、大楼市，而且首先需要大水源。如果房地产的大发展带来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水资源短缺就会成为最突出的限制因子。城市规模扩张必须严格遵守生态承载力的游戏规则，这是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建设300年的经验教训。所以，发达国家的城市规模扩张都没有今日中国这样的膨胀化态势，中国的百万人口城市数量和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增长速度堪称世界历史纪录创造者，最缺少水资源的西北地区有了大城市西安的急剧规模扩张先例，必将在生态承载力问题上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膨胀化的城市规模及其供给“瓶颈化”制约，将会使得西安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幅度下降，一旦遭遇持续旱灾或者天灾人祸疫情就会使得崩盘的危机四伏，造成人口集聚区的严重后患。

     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西安宣布是历届世界园艺博览会当中水资源面积最大的，其实浐河、灞河的水资源究竟充足与否？实事求是的讲，是水资源越来越少，甚至断断续续有断流危险，尽管还不能说是日益枯竭。2009年秋季—2010年年春天的西南干旱百年不遇，昆明、重庆、成都因为有江河及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能够度过，但是西安面对这种百年不遇的干旱，就有崩盘的危机。西安的曲江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区当年就是因为水资源问题，在中央政府审查进程中迟迟难以通过立项。许多充满忧患意识的学者专家为陕西发展奔走呼号，希望国家针对西部大开发步履艰难的实际情况，把汉江水留给陕西。

西安按照国务院要求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明确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太阳能光伏、半导体照明等等新能源产业；陕西省则突出发展石油天然气煤炭工业之类传统能源产业，尤其是能源高科技产业；这一切都依赖于水资源的供给，而人类虽然可以登月上天，却不能制造生产水资源。

陕西省在全国水系分布图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省份，枕着黄河长江的丰富水资源，却显得十分缺水——北部有黄河流经陕北，南部有长江最大支流的汉江水流过陕南；然而世人公认陕西省是干旱半干旱经济区，全国唯一的高新农业科技城在陕西省的杨凌区，是举世瞩目的干旱半干旱农业科技研究开发中心。2003年7月公布的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方案，断送了陕西省今后百年的发展潜力——用尽汉江水资源。陕西省经济发展以八百里秦川为重心，明显地缺水，依赖于灌溉。其中，西安——杨凌——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尤其缺水，全省经济的龙头西安市因为饮水困难而修建黑河引水枢纽工程，耗资30多亿元人民币。但黑河缺水，当时面对西安市700万以上的人口巨大需水量，黑河有断流的危机，不得不从石头河引水接济。经过几年实践的检验，石头河水也显得太少而不够用，要求从洮河，沿着渭河故道，向黄河的甘肃段水域要水，被贬斥为向乞丐要饭吃！原因是甘肃省比陕西省更缺水，黄河上游的国家南水北调工程西线方案计划以通天河把长江水系引来济补黄河的水资源也太紧张，难于调剂。

陕西省缺水的难题，就真的没有解决出路了吗？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汉高祖刘邦就在被封为汉中王的时候，以汉江水系为水路，进攻关中（包括国都咸阳），有大将军韩信的妙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今日宝鸡市）”，挺进关中平原，灭掉三秦王的势力，奠定大汉江山的基业。可见，能够把汉江水筑坝倒流，输入关中平原，建成陕西省的经济重心地带。所以，陕西省2004年着手从太白县境内的汉江支流——红岩河建筑堤坝引水，穿越20多公里长的隧道，调入宝鸡市眉县境内的石头河水库，接济西安市黑河引水工程1.28亿（立方米/年）水量。由此可见，陕西省政府规划的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一线两带”战略部署，全面依赖本省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明确依赖汉江的南水北调事业。于是，西安先后从黑河、石头河、红岩河、石砭峪、乾佑河引水，使得秦岭自然生态和陕南汉江水系及其流域生态受到越来越大的明显影响，这又直接影响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向首都北京以及天津地区的供水，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经济、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矛盾。其中，秦岭关系到中国气候、生态全局，直接影响近百个城市，国家秦岭生态保护以及汉江流域到长江水系的高压线必然明确：限制西安对水资源的消耗，控制其城市规模，确保在生态承载力的范围之内。

这样，国家的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方案，明确要把汉江在湖北省丹江口水库蓄积调走，北上而引水到河南省的花园口黄河段，再北上引水到北京市团湖，以利于解决京津用水的困难局面。这不但使陕西省断水，也不利于从武汉市引水使长江经由河南省信阳市北上黄河，既有足够的水量彻底解除京津地区水荒，更解决武汉市的洪水危险和荆江分洪压力，还能沿途滋养中原大地上面人口很密集的大面积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现南水北调工程对中国中部经济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调节，使中国的中部经济挺起脊梁。相应地，再造一条沟通中国南北水域的人工大运河。从此出发，值得把现有各种方案实现多角化的优势组合，获得综合水资源调节的系统效益。

陕西省缺水，才被一些人讥笑其20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一线两带”经济发展规划是旱地王八——成不了精。因为陕西省最突出的陕北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基地，在中俄、中哈输油管道工程项目长远定局的情况下，有着就地开发能源高新技术产业的广阔前景。但缺水成为陕西经济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致命性限制因子，乃至拖住了整个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北经济崛起的后腿，不能不引起国家全局战略的高度重视。按照木桶原理，一个水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那块桶板的高度，中国西北经济的落后状态及其典型的陕西省这种人为酿成的缺水状态，必将严重制约国家经济大局的长足发展。陕西省为此向陕北万家寨黄河水利工程的投资人山西省政府，要求分水；竟然遭到一再拒绝，理由是当年兴建这个水利项目时陕西省各级政府都纷纷反对，更不出钱出人出物。山西人也因此被陕西北人讥讽为九毛九——吝啬鬼，拔一毛利陕西而不为，凑一分钱就攒够一块钱合伙优势时，偏偏咬住九毛九不放手！于是，今日山西人便针对陕西要水的渴求情景，来反唇相讥，说老陕吾儿们是光着屁股撵狼——胆大不知羞！过去办好事、修水利时，既不愿意投钱、投劳力，如今却要用山西人的水利设施来让陕西人赚钱发财，脸皮真要比西安市的古城墙还厚——立起三丈六，放倒三丈六，没法子收拾了。这样，陕北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事业只能立足于关中平原引用汉江水的南水北调工程。因此，请求中央政府立项修改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方案，确立“陕西省汉江水引入关中平原的南水北调工程”项目，为陕西省的百年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04年8月1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新闻突出公布了陕西省内的南水北调第一项工程竣工——商洛市境内柞水县的乾佑河水被引入西安市长安区，走的是西康铁路隧道，有利于汉江水系向关中平原补充资源，每年0.24亿立方米的水量稍微缓解西安市等中心工业城镇的用水短缺状态。但是，乾佑河流域的陕西省银矿和各种五小矿业资源脉线及其开发业，已对水质水源造成不可避免的污染，而且污染程度呈现边际递增趋势，现在的污染已经不容忽视。这样以来，乾佑河引水工程无非又是一个类似于黑河引水、石头河引水等工程的生态后遗症类型引水调水工程，迫切需要我们站在生态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统筹规划汉江水系的北调关中平原事宜。这当中，陕南地区如何从矿业财政转变到生态经济财政的轨道上来，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其实质是退耕还林还草，用林牧业市场经济收入和产业化效益，来抵偿那节制矿业开发的财政损失，问题的难点和焦点是如何把草变成宝，使草根经济能与矿业经济在收益上相均衡？山阳县从矿业财政走向退耕还林还草，和草药种植加工兴县富民财政模式的成功实践，已经是一个榜样。徐小海早在1980年给商洛市委书记白玉洁的万言调查报告中就专题论述了“草药种植加工是把草变成宝的好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30万字《中国经济发展与布局的调整谏言——中国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系统工程调查报告》，同期的商洛市山阳县科委培育猪苓菌种、蘑菇菌种技术和人工牛黄等实用技术成果都与徐小海曾经工作的山阳县薯芋皂素肌苷化工厂相映增辉，体现了林草药业的生态经济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后劲。徐小海在《发现陕西、发展陕西、创造陕西》一书中进一步论证、指出中国是全世界的中草药鼻祖和第一资源大国，秦岭是全国规划的中药材最大基地，陕南中药材事业已经有安康市的绞股蓝产业优势，与内蒙古的甘草药业、宁夏枸杞药业构成了我国扶贫药业三大亮点，呼唤着陕北的退耕还林还草和草药兴县富民及生态环保产业财政模式创新。再说，秦岭地区的银杏、一叶草、红豆杉、大熊猫、朱鹮、金丝猴和金毛羚牛等珍稀动植物资源，更加突出了秦岭作为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的生态价值，但仍然有干旱危机时常降临。针对汉江水系沿着秦岭沟壑，北调八百里秦川的滋润，必将更加有利于秦岭生物圈的繁荣兴旺。为此，2008年借助西安举办世界客家人大会并且认定商洛市为客家人祖地的宝贵机遇，商洛市侨联通过徐群贵教授曾经邀请世界中医药事务委员会主席张子夫教授（加拿大华侨领袖、世界客家人大会执行长）一行多人到商洛市等地考察中药材基地建设，努力实现秦岭中药材产业的国际化大发展。

陕西省是中国大地原点所在地，实际上处在中国地理核心区位，所谓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授时“北京时间”在事实上乃是陕西时间。这种区位优势，注定了陕西省在国家中部经济跨越式发展而承东启西的梯度经济战略里举足轻重，一旦发生断裂现象，必然影响全国大局的协调发展。再说，陕西又拥有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时间最长的西安市及革命圣地延安。陕西省也是全国第一军工大省，对国家的安全保障、爱国爱党教育等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建设具有显著作用，在国防事业建设中有着特殊贡献。但是，长期以来，陕西省在全国经济一盘棋上属于被动的牺牲品角色，而且损害陕西又不利全国大局。例如早在1955年勘查设计河南省三门峡黄河水利枢纽工程时，苏联专家为骨干的决策班子就根本无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严峻局面，整个设计方案不具有防治泥沙的能力，拦截黄河水流，也拦住了大量泥沙。致使黄河的河床因淤积泥沙而剧烈上升，封堵渭河向黄河排水的入口。在洪涝季节，渭河不但不能及时向黄河泄洪，反而导致黄河洪水倒灌渭河，泥沙俱下，造成2003年渭河大灾，祸殃华阴市和华县十多万民众，这还不算淹没关中平原百万良田的巨大损失。对此陕西省政府曾经向中央提出异议，可惜声音太微弱，也没有击中关键的要害之处——黄河水土保持问题和河床抬高的危机，只是一味要求把设计的三门峡水库大坝从380米高程降下来。其结果，当然是陕西省蒙受无谓的重创，而且三门峡水库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至今五十年间没有解决泥沙问题，使得黄河中下游出现了河床高于城市的巨大危患。迫使国家就近在毗邻三门峡的新安县建设20世纪最后一个也是黄河流域最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水库等一系列工程，其突出特点是具有了扬沙除淤功能。由此出发，陕西省籍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刘华国、李建国等人在第十次全国人代会上向中央提出治理渭河的议案，要求解决渭河上游缺水，中游污染、下游洪涝的严重问题。因为渭河是陕西省八百里秦川的母亲河，制约着陕西省百年发展的后劲潜力，对关中平原的陕西经济中心地带是利害攸关；而渭河的最大危害又来自于黄河三门峡水库造成的淤积堵洪问题，迫切要求中央解决这种牺牲陕西省利益却不能换取全国大局长远好处的尴尬局面。要彻底解决渭河排洪等难题，就必须考虑三门峡水库的重新改造，抑或毁掉三门峡大坝而重建之类大课题（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1957年6月10日针对党中央的“圣人出，黄河清”原则及其三门峡水库建坝拦沙功能，显示毛主席是圣人等方案，指出建坝搞三门峡水库的选址是一大错误。建坝拦沙而让黄河变清的主张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河道里的泥沙对黄河上游本来要起到切割作用，对下游起到造陆淤地作用，为此务必取缔三门峡水库。争辩七天，科学真理斗不过权力。1960年9月建成三门峡大坝的总款4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被苏联专家堵塞的大坝底孔，又在20世纪70年代用每个孔一千万元的高价打开8孔。1961年起三门峡水库就使潼关以上地段，尤其是渭河下游大淤成灾，受灾农田近百万亩，一个县城被迁走，西安市受到严重威胁。五十年来，黄河因此而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至2005年11月每年平均断流百天以上。对三门峡水库改建和维护的费用，及因之受灾的地区经济损失，更是谁都无法估量的数字。事实证明，在黄河淤积段上修建三门峡水库很不科学，把水患移到八百里秦川，断送了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潜力）。

这就要求我们在重大决策上一定须有系统工程的科学化长远眼光，要真正贯彻执行中共十六大会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二十一世纪上叶的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再也不能牺牲陕西省的百年发展潜力。本来，陕西省已经在全国显得尾大不调，产业结构畸形，需要跨越式发展和输血济扶，中央政府也对延安——陕甘宁边区老革命圣地欠账太多，怎么能亏陕西和坑陕西呢？何况，损害陕西省的可持续发展后劲也并不能使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保障北京、天津有足够的供水量，因为汉江水量毕竟太少，远远不及武汉的长江干流水量充沛。这样以来，也丢失了第二条人工大运河的建设机缘——从武汉市把长江水引入黄河，从而形成中国中部南水北调工程的关于南北水系资源全新格局的调配。当然，这个方案比现有的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方案更加耗资巨大，建设周期更长。这个代价与收益是成正比例的，需要我们认真地权衡利弊，使两种打算互相协调，兼顾各方面的发展，达到多赢的良好效果。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断送陕西省百年发展的前景，必将导致中国分裂，引致民族纷乱事变，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大局。陕西省不但是当代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而且古往今来的中国历史上陕西省一直是中央政府处置少数民族事务的前沿阵地。原因在于西部土地贫瘠，农业文明时代的周期性农民暴动和少数民族矛盾此起彼伏。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上突出了陕西省维护国家版图完整的巨大作用，无论西南的吴三桂叛乱，还是新疆的大、小和卓叛乱，以及青海省和宁夏区的少数民族骚乱，包括宗教流派争端等，都要把陕西省作为镇边抚远的军事政治基地。西藏独立，是当代中国最敏感的国际反华政治问题之一，西藏虽然在地理上归属于西南板块，但滇藏、川藏交通线都极不正常，我国航空事业又运力较弱小，使得中央政府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一直把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认定为主要的进藏物流人流通道，把西藏经济归入西北板块。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南极、北极之外的一极），构成中国对印度等南亚区域核威慑的情况下，陕西省成为中国战略导弹和航天航空事业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针对台湾问题实施核打击能力抗衡美国讹诈的重要战略基地。与此同时，欧亚大陆桥的铁路大干线和欧亚高速公路建设，已经确立了陕西省是神州一大支柱——支撑着中国从新疆进入中亚各国，进入欧亚过渡市场和东欧国家，直至欧洲核心地带鹿特丹，形成中国与欧盟的实质性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以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为背景的中国——俄罗斯友好关系，最终顺利解决外蒙古问题，实现北部边境的长治久安。

陕西省十年来经济崛起的最强劲地带是陕北能源汇聚的榆林市，计划投资600亿元建成陕西第二大城市，取代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国防三线建设龙头城市之一——军工城宝鸡市的现有在陕地位。陕西省曾经是彭德怀元帅主持国防三线建设时策应西南的咽喉要地，修筑宝（鸡）成（都）铁路，与宝鸡——兰州铁路形成配套优势。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有了通往宁夏的宝（鸡）中（卫）铁路，与京包线贯通。但是，在陕北能源开发中，水资源奇缺。陕北与内蒙古及山西省都是煤炭开发的用水大户，在黄河水资源分配上难于摆平而使各方满意。这就致使晋陕两省围绕黄河大峡谷的水利开发事宜，只有雷声大雨点小的吆喝，很少有实质性的可操作内容，难结秦晋之好。于是，榆林市的600亿元工业化城市建设举措就有一个环保生态问题。按照世界上公认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数，处于毛乌素沙漠的榆林市至少要有相当于这600亿元城建投资二倍以上的生态保护投入，才能保障人居环境和城市化进程的生态经济后劲。当然，现在已经查明的榆林市地下水资源开发事项以及盐化工业发展，都提出了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统筹利用课题，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而形成漏斗现象的恶劣后果。这种生态底线又一次要求陕西省的能源开发建设，偏重于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的外输外运及外调加工，在陕北当地就近建成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构想毫无疑问地受到挤压。出路还是只能在关中平原利用汉江水实现近距离开发及深加工，增加陕西省经济的效益总量。

三

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工业生产要比农业更依赖于集中的水资源。陕西省的工农业经济类型，在实质上都是干旱半干旱型经济态势，水利事业成为陕西经济的命脉。至少，水利事业直接制约着陕西省的生态化经济走势和可持续发展导向，直接制约着陕西省更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事业和水土保持工作，特别是影响着江泽民、胡锦涛两届中央班子共同关心的“建设一个山川秀美大西北”的宏伟工程。我国中央政府经过专家论证确认，未来百年的中国发展要依赖于最近二三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内中国经济崛起的情形。这个战略机遇期对于陕西省而言，同样是今后百年发展前景的至关重要阶段，因而陕西省21世纪上叶的经济建设“一线两带”发展战略之实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举足轻重，影响深远。陕西省又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也是国家能源基地从东北转向西北的重要接续地，以及东西部经济大融合与协调发展的结合部，陕西省的经济走向必然会影响全中国经济梯度开发和产业升级换代的整体进程，陕西省经济的兴衰荣败都会明显制约全国经济一盘棋的进退运筹。

陕西省的“一线两带”战略以及此后的区域化板块发展战略，还仅仅是个地缘经济的布局方案，并不是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导向定位和工业化经济区块之间梯度开发布局之分工规划。因为水资源短缺状态已经从根本上迫使陕西省在依据国家南水北调工程总体方案前提下，确立自己的具体定位。而全国经济开发的大局如何围绕生态经济导向和可持续发展来调整呢？这还是一个没有破题的新篇章。

甚至到目前为止，全国也只有浙江省和江苏省围绕上海市；广东省围绕香港、澳门实现了经济区位分工优选。而包括东北老工业区和京津塘在内的较先进工业化地域，也还没有恰当的国际市场定位抉择。尽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已是经济分工国际化或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催化剂，由此引起广西自治区对接东盟经济、新疆自治区对接中亚各国经济、山东省对接日本韩国经济、北满东蒙对接俄罗斯经济等区域，主动适应周边国际市场分工的状态；可也还没有一个恰切的固化模式，伸缩性、可塑性还很强，例如大连市要建成东北亚经济中心就是很有创意的主动进取。相应的，西北经济板块的陕西经济前景就更是如此。

所以，陕西省带动整个西北区域经济产业化大分工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更加显得不可等闲视之。这如同我们不能轻视陕西省的退耕还林还草事业一样，不能再像德国那样虽然绿化和环保事业是世界第一，但人工造林却不能按照大自然的生物链规律形成生命物种群落；甚至出现中国特色的绿色荒漠——遍地树木之下缺乏草皮植被，水土流失严重，绿树红花完全是为了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社会生产力和生态发展背离科学与民主的神圣原则，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全国农业系统工程研究会成员徐新从1980年起就针对陕西经济面临缺水这个最大限制因子的情况，指明陕西省难于带动西北各省区发展，突出的有新疆经济自成板块之类发展前景，提出了“汉江水调入关中平原、雅鲁藏布江水北调塔里木盆地的地缘经济分工”构想，以及退耕还林还草，草药种植加工的兴县富民模式；受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导师黄升泉教授，和中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高级工程师（全国农研会秘书长）杨挺秀教授的高度重视，《西部开发报》刊发徐风（徐群贵）的论文《在西部大开发事业中用好投入产出技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资料》发表了徐新（徐群贵）的论文《运用模糊数学方法改进投入产出技术》，特别是徐群贵的80万字《中国水系分布的系统工程研讨报告》，引起商洛市委书记白玉洁的高度重视，受到新华社记者惠金义、光明日报记者刘炳奇的专题采访，并在1983年元月25日《光明日报》第二版上发表记者调查文章，介绍徐小海（徐群贵）的研究成果及其对中国经济布局的贡献。徐小海早已论证的限制矿业粗放开发之类工业化低层次扩张冲动，倡导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生态经济的模式，经过20多年实践的检验，显示出了应有的真理效益。因为矿业财政利益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支撑着西部退耕还林还草事业的柱石。全国先进的吴旗县就是靠着石油财政，在大力推行退耕还林还草；大西北和西南的许多地方就是先行毁林除草，开采矿产资源发财，短期行为的赚钱工业掠夺之后留下了大量环境污染，再被迫植树种草，致使黄河长江的源头地区发生水土流失危机，直接危害国家大型水利设施。例如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就面临泥沙防治的大问题，迫使国家在长江上游花大气力搞水土保持，禁伐天然林，可这已经不是水土流失强度大小的根治问题，而是个别关键区域受到官吏追逐三五年任期内政绩冲动，影响水土保持工作的政治化经济问题。但是，从全国经济大局着眼来解决这些问题背后的官方政策导向机制时，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官僚政绩考评，和官场垄断经济与生态决策的大问题，触及政治体制改革和怎样让民主来协调法制权能的大课题。正如陕西省的工业化进程要受到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直接制约一样，要求我们进一步按照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统一部署，充分调动三秦儿女的建设积极性，真正集思广益，献策谏言，把陕西省的汉江水资源开发事业干得更好。这也是我们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增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实际问题，请同志们赐教，在陕西论坛见仁见智地展开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