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两千多年的社会治理宝典
——话说管仲与《管子》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在管仲生活的春秋时期，人们对姓与名的认识还不是那么认真，姓与氏族正在确定与分化时期，因此，一个人、往往是名人会有许多称呼。就拿管仲说吧，他本来姓姬，乃周王朝之嫡系，但是，人们称其父姓“管”，因而他也就跟着姓管，其名曰夷吾，字仲，他担任齐国国相后因“敬吾百姓、安国安民”而深得百姓爱戴，因而被称为“敬仲”；又因管仲以“尊王攘夷”为战略基点，以“隐治武事、寄军于政”、“亲吾邻国、近交远攻”、“以信以德，联合诸侯”为具体策略使齐国取威定霸而深得齐桓公（姜姓，吕氏，名小白，僖公第三子、襄公之弟）敬重被称为“仲父”。
管仲生活在大约公元前716-公元前645年的春秋前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变革时期，旧的社会体制分崩离析，新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周室式微，礼乐崩坏，诸侯列国纷纷变法争强。社会各阶层之间上下的通道被打开，有能耐者上，无能、无德者虽贵亦下。管仲小的时候虽然生活艰难，但是勤奋好学、志向高远。成年后曾经做过多种事情，经过商，做过小公务员（小吏）、给人出主意做参谋（谋士）、当过兵、打过仗，但是都不顺当、不得志。后来得到他的好朋友鲍叔牙的推荐，才得到被他射了一箭但并不记前嫌的齐桓公小白的重用，任命为相国（当时称为上卿或宰），在齐国执政四十多年，得以施展才华，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和仁厚的智慧，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改革行政，编练军队，使齐国迅速强盛起来，开疆拓土，辅佐齐桓公成就首位霸业，也让管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政治改革家、军事家、经济专家，也因一部《管子》而成为名扬千古的思想家和社会管理大家。至圣先师孔子非常敬佩管仲，在《论语·宪问》中，孔子认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是依靠武力，而是依靠管仲辅佐之仁义。（原语：“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1、管仲的贡献和雄才胆略
在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时讲了五个方面不若管仲，从另一角度看，实际上讲了管仲五个方面的杰出能力：“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国语·齐语》）
管仲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突出的有：一是以“敬吾百姓、安国安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人本思想之先驱；二是在战略上推行“尊王攘夷”，“隐治武事、寄军于政”，“亲吾邻国、近交远攻”，“以信以德，联合诸侯”为具体策略，取威定霸。尤其是“寄军于政”比朝鲜的所谓“先军政治”早了二千六百多年；三是在国内政治经济上管仲推行国、野分治的参国伍鄙之制，即由君主、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也是比较早开创行业自治的先河；在经济上实行租税改革，对井田“相地而衰征”，并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政策；四是促进周、齐及与其他文化，孕育了后来许多学派的思想因素；五是倡导并积极实践“礼法并用”，在《牧民》篇中把“礼义廉耻”看成是“国之四维”，指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在《法禁》、《重令》、《任法》等篇中，都强调法的重要性。它指出，立法的是君上，执法的是臣下，遵守法令的是老百姓。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君臣上下不分贵贱都要遵从法令。这可以看作早期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程度上讲，管仲还是法家的先驱者。管仲以“仓廪实则知礼节”，主张奖励耕战，增强国力，以“令顺民心”为目的制定新法，并认为“法尊则国强，法盛（法规细致全面并得到广泛执行）则国盛”，并倡导君主带头尊法、守法：“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
从社会管理方面讲，管仲还是最早实施平准政策、创立政府平准基金、平抑物价的先驱者。粮食是古代用兵打仗、发展经济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粮食丰收了，粮价就容易下跌；粮食减产了，粮价就容易暴涨。管仲认为：“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在管仲的操作下，粮价下跌时候政府出面多买一些粮食，以保障粮食市场的平稳运行、维护农民利益；等到粮食减产了，政府就在市场上销售粮食，以平抑价格，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从经济上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管仲还有一个有争议的贡献是将色情产业化、合法化。古人云：食色性也。是说吃和性是人的两个基本需要，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排除的。既然如此，堵不如疏，为什么不将其合法化、产业化呢？这样，既可以增加政府税收、明确管理对象、减少传染病，又可以解决部分人群的生理需求，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70年，管仲就在齐国繁华的都城临淄开设了七家官办的“女市”（妓院），其中每一市有“女闾（妓女）”100人，共700人，后来又逐渐增加到2000多人。这些妓女既服务了社会，也增加了就业，同时征收“花粉税”、“花粉捐”，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这项举措在当时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历代遭到人们的诟病。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措施是需要极大的魄力和胆略才能做出来。
从另一方面讲，管仲所处的时代是各种思想、学说杂陈，相互影响，管仲思想中也有专制的因子，比如户籍保甲连坐制度就是管仲提出的，并且实践之，其贻害中国近三千年：“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国语·齐语》）。管仲的户籍制度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增加了齐国的生产能力和士兵战斗力。但是墨守成规却非管子本意，墨守两千多年则是对其的反动。
2、知人善任
管仲能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绝非一人之力，而是有一个杰出的管理团队，这个管理团队的形成则是依靠管仲的观人、识人、知人、用人之术。正是有了知人之明，用人得当，管仲的社会治理一切措施，都能按照他的思想逐一展开，齐国才一跃成为当时的霸主。古今能够成大事者皆精通观人、识人、知人、用人之术，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观人、识人、知人、用人有十七术；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冰鉴》等。而管仲是开观人、识人、知人、用人术之先河者，是诸葛亮、唐太宗李世民、曾国藩等历代善于用人者学习、崇拜的对象。学习了解管仲的知人善任，也让我们为现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鼠目寸光、任人唯亲、用人唯钱而感到汗颜和羞愧（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我们现行的制度上）。下面这些言论能够让我们简单了解管仲的观人、识人、知人、用人术：
“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管子·牧民第一》）。通晓天时、顾大局的，可以任用为某个方面的负责人；没有私心杂念的，可以作为一般技术官吏；既通晓天时、善于用财、又能任用官吏的，就可以奉为君主了（或者说此人可以担任某个方面或地区的负责人）。
“抚巨者，可以远举。”抚巨者，是指会拟定远大计划、把以后的发展看得清楚的人。这种人可以跟他共商大计，并赋予重任。这种有先见之明的人，可以放心地让他独当一面。
“顾忧者，可与敬道。”能够时常回顾过去，检讨自己所做的事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么有责任感的人，可以让他担任要职。真正专注于工作的人，会把做事放在首位，想方设法总结、反思、改进原来的工作方法，不断创新，在经常性的自我否定中取得进步。这种人不拘泥于过去取得的成就，也不会拘谨于过去的错误中不能自拔，而是始终将目光向前看，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不断修正自己，突破自己，改善心智模式。
“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也。”只知急追眼前之功，不考虑计策的可行与否，这种人应当疏远他。那种好大喜功，做事盲目性强的人确实难以委以重任，尤其对于高层管理者来说更是如此，你的思路、你的决定将直接影响组织、企业、政党的走势和命运，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举长者，可远见也。”有先见之明，而能追求长远利益的人，属于有发展潜力的人，这种人的共同特点是含而不露、韬光养晦，把精力放在不断学习提高自己上。对这种人要耐心地观察、培训、考核，将来肯定会对组织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而那些看起来机灵透顶，处处喜欢表现自己、张扬自己的人反而要很好地考验他。
“裁大者，众之所比也。”坚决执行大计的人物，必然受大众敬重。组织的、国家的大型计划、长远计划需要多数人的理解、尊重和支持，需要具有强大执行能力和勇于行事人的强力推动。计划、方案、蓝图制定的再好，不能得到贯彻执行都是空。制定计划是一回事，认可是一回事，其关键是需要有相当强执行能力的人整合内外部资源、协调各方关系，大家齐心协力执行计划。
“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能力，绝不能以眼前之功为依据，应该给每个人设置一个科学、系统、长期的考评系统，着眼于长期的培训和激励，切不可仅仅依靠一时的功绩判断一个人能力的优劣。“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知道人的能力表现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很多管理者往往对某些有能力但没有机会得以施展的人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国家、政府应当做的是搭建一个能充分施展每个人才华的平台，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开放的竞争机制，以长期绩效评估人。
“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动不动就说：“这件事太简单了。”这么轻易地下结论的人，不能寄予信赖。轻易地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对事情的困难程度不做充分估计，这反映了一个人的做事心态，一种轻率的不负责任的心态，一种蜻蜓点水似的人格表现。社会和组织需要的是脚踏实地、思考周密、慎言、慎行者，而不是夸夸其谈的人。
“必诺之言，不足信也”。“这种事情交给我，保证做得又快又好”。如此轻易许诺的人，绝不能随便相信。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把一份工作交给这些人去做往往是一拖再拖，或者注定胎死腹中，如果你催他快点做完，他就搬出一大堆理由为自己辩解。社会既需要积极主动、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也需要自知、自明、不轻诺的谨慎者。
“小谨者，不大立。”拘泥细节的人，难有大成，因为他只会钻牛角尖，斤斤计较，忘了大局，失去前进的明确方向。
“偏食者，不肥体。”偏食的人，身体绝不会长得结实强壮。同样道理，固执己见、偏执一理的人也很难获得成功。
“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也。”出语没有废话的人一般做事果断、刚毅，思考问题相对全面，做起事情来往往省时、高效、简约，从不会让工作以外的事情过多地分散自己的精力，也不会在这些事情上多费口舌。这样的人必定能够顶天立地。
3、博大精深的托名之作《管子》
《管子》一书，严格地讲不是管仲的著作，而是比管仲晚二百多年的后人对管仲和管仲学派思想的总结和发扬广大，是众多作者思想的集锦。据考证，《管子》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战国末期的法家之大集成者韩非在他的著作《韩非子》中多次引用《管子》内容，并盛赞《管子》是治理社会的宝典，士阶层几乎家家收藏。最初的《管子》一书有三个特点：一是高度综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学、伦理、自然等，均有涉猎；二是思想内容基本一致，如法天、用道、务实求是、因地因俗制宜、予之为取、以民为本、礼法并用、君权集中、厚赏严刑、富国强兵、重农而不轻商、综合治理等等，全书前后一致，贯彻始终；三是结构严密。《管子》成书后即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真伪杂处。后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散佚了许多。到了汉成帝时期（公元初），光禄大夫刘向对《管子》进行了编辑整理，编定为86篇，86篇的篇目及次序虽然都全有，但当时已经亡佚了10篇，实际存在76篇。一定程度上讲，刘向对《管子》传世做出了巨大贡献。
《管子》虽然是托名之作，但是它能够依据管仲的言行和历史记载，对许多问题如依法治国、德化引导、发展经济、强国富兵等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一定程度上讲，《管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言论相对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产物，是奠定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之一。可以用四字概括之：“博大精深”。我所依据的版本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梁运华校点的本子，并参考其他版本，以正其义。不过多追求文字来源考据，仅仅彰显义理。
纪念管仲，让我们用安徽颍上管鲍祠的一幅楹联作为总结：“相桓公一匡天下，交叔牙万古高风”，横批为“挚交千古”；阅读《管子》，让我们阅读原文，见仁见智，仔细体味两千多年前那些睿智魂灵的本意。
附：诸葛亮识人用人十七术：
⑴烦使之而观其能（反复让他做某件而观察他的本事和能耐）；
⑵卒能问焉而观其智（仓促之间问计于他而观察他的智力）；
⑶急与之期而观其信（事情紧急时与他约定解决问题的日期而观察他的信用）；
⑷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将财物委托给他以观察其是否仁义）；
⑸告之以危而观其节（告诉他，我们现在正处在危急时刻，观察他的言行，以考察他的气节）；
⑹醉之以酒而观其态（让他喝醉后观察他的形态（酒后现真情））；
⑺观其好恶而知短长（观察他的好恶来了解他的长处和短处）；
⑻观其交友而知贤肖（观察他的朋友来了解他是贤人还是不肖）；
⑼杂之以处而观其色（让他处在复杂的环境中以观察他的形态）；
⑽举其所美、观其所终（给他以他所嗜好的，观察他如何处置）；
⑾远使之而观其终（派他到遥远的地方办事看他如何完成任务）；
⑿近使之而观其敬（派他到遥远的地方办事，看他是否上心）；
⒀屈视其所亲（让他遭受挫折以观察他对待亲人的态度）；
⒁富视其所与（快速让他拥有财富，过程他如何处置）；
⒂达视其所举（让他发达看他举荐什么人）；
⒃穷视其所不为（让他穷困，看他不做什么事情）；
⒄贫视其所不取（让他穷困，看他不取哪些东西）。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初稿于三门峡上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