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我国从去年开始对税收政策进行了微调。2011年9月1日，将个税起征点由3000元提高到3500元；从2011年11月1日起，开始减免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税收，一直到2015年为止；从2012年8月1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扩大到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这些税收改革措施，媒体上称之为结构性减税。减税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是减轻了居民和企业的负担，二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减税政策是一种常用的经济调节政策，在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国家也都会实行减税。

　　结构性减税的着眼点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道理很简单，减税后，企业有更多的现金流，可以轻装上阵。从另一个角度看，只有企业发展了，收税的基数才会变得更大，收的税会更多，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很少采取减税的政策。为了稳定和增加财政支出，往往是经济越困难，越要想办法多收税。即使在2009年遭遇国际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与税费有关的部门也都有增收的任务，普遍的做法是到企业去查账，查账的理由可以有很多，把可收可不收的税一律收上来。一旦查到偷漏税，那么查账的人皆大欢喜，罚款没商量，而且就高不高低。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到今年放缓的趋势更加明显。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8.2%，二季度增长7.6%，已经接近年初确立的7.5%增长目标的底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启动结构性减税政策，表明我国的宏观调控越来越成熟。

　　但是，在为结构性减税叫好的同时，切勿忽视了我国财政收入还有另外一块来源，即非税收入。非税同税一样，都是来自企业和居民，非税收入的过快增长同样会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同样会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有两块，一块是税收，一块是非税收入，非税收入也叫做费。税收好理解。费经常让人费解，一般人根本上就搞不懂。

　　非税收入主要包括土地出让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款收入、国有资产资源收入、彩票收入等。比方，教育附加费、排污费、水资源费是非税收入；在政务中心各种窗口交的各种费是非税收入；对企业的各种摊派和集资是非税收入；交警罚款、扫黄罚款、各种执法罚款是非税收入；过路过桥费、风景点门票是非税收入，甚至平常听到的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也都是非税收入。

　　非税收入是各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非税收入同税收的审批程序不一样，收不收税由国家决定，地方没有决定权，非税收入地方有较大的自主权，所以地方对非税的积极性很高。

　　仅仅看税，我国的税负程度并不高，税收占GDP的比重大概只占15%，这在世界上也就排个中等水平。各种税率也不高，比方说，企业所得税，我国的税率是25%，这在世界上也只能算中等水平，并不是太高。但是如果加上非税，负担程度就比其它国家高。据媒体报道，我国综合税负占GDP的比重已达35%，而美国、日本分别为27.9%、28.3%。

　　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对全球50个国家的税负程度进行比较，2011年发布了全球“税负痛苦指数”，税负越重就越痛苦，所以叫做痛苦指数。按照他们的调查，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在全球第二。如果只是统计税，我国不可能排在第二，应该是综合考虑了非税。

　　非税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地位与税收同等重要，一般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20%到70%。根据审计署的审计，2011年，54个县实现的财政性收入中，非税收入占60.45%，非税收入占比超过税收收入20.90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54932亿元，同比增长9.8%。非税收入8863亿元，同比增加2016亿元，增长29.4%，非税的增长速度远比税收增长的快。部分省市非税收入增长更快，广东省上半年非税收入增长32.43%，安徽省非税收入增长 56.7%。

　　受到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上半年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都下来了，进口的关税在下滑，与房地产有关的税收也下降，各地税收增长的都不会太快。由于非税的火爆增长，财政收入照样增长得很快，这就抵消了此前减税的作用，同样加重了企业和民居的负担。

　　在统计的24个省份中，上半年仅有广东、浙江、上海和北京的财政收入呈个位数增长，其余21省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均超GDP。其中，最高的是江西省，上半年增长32.3%，湖南省和天津市分别增长29.1%和27%，辽宁、广西和青海等地增速都在20%以上。

　　非税收入有的部分还没有统计进财政收入，成为体外循环的预算外资金。经常有人担心“地方版4万亿”投资如何启动；也有人担心地方债如何还得了？当你了解了中国特色的非税收入的时候，就可以“放心”了，这叫做东边损失西边补，办法总比困难多。

　　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能教条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这是众多海归经济学家看不懂中国经济，经常语出惊人的主要原因。

　　非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出让金，这是各地喜欢搞拆迁和城乡统筹的主要原因。在住房严厉调控的情况下，许多人以为土地出让金减少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确实减少了，但是二三线城市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都大增，全国2011年土地出让金总额超过上年的2.7万亿元。

　　从目前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的土地出让金也减少了，但是这些统计要么只统计了150个城市，要么只统计了300个城市，要知道我国有667个城市，还有1462个县城。在房价和土地出让金的问题上，统计数据一向靠不住，准确的统计数字要等到年底才能见分晓，估计不会比去年少。

　　国有资产资源收入和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是非税收入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有矿产的，可以把开发权转让给开发商；有国有资产的，可以经营或者拍卖或者转让；有国有企业的，可以转让部分股份或者干脆卖掉；有旅游资源的，可以提高门票收入；有黄金地段办公楼的，可拍卖原办公地段，迁址重建，获取差价，都能获得非税收入。

　　每当税收收入增幅下降的时候，非税收入增长都比较快；换句话说，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非税收入增长得都比较快，2009年是这样，如今又是这样。

　　非税制度的设计，本来是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补充，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现在都膨胀为占据“半壁江山”，这不是一个好的经济现象。非税收入过多，大部分会转嫁到企业和居民身上，对当地的投资环境、居住成本、商业成本都会造成较大影响。

　　当然，地方也有难处，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又要加大投资和财政支出，否则难以“稳增长”，税收的一点点缩减都会引起地方的紧张，很容易就会产生变相增税和增加收费的冲动，但是，非税的过快增长与中央结构性减税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将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阻碍经济恢复。

　　目前非税收入大幅增长并不是个好信号，各地应认真分析一下非税增长的结构，把非税收入增长控制在合理的水平，谨防乱收费再次抬头。从长期看，要对非税制度进行改革，取消部分不合理的收费，并将部分收费项目纳入税收体系，降低非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