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民营养老院经营资金难筹，面临亏本经营难题”。在采访和调查中，记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发现公立养老院人满为患，民营养老院入住率却并不高。根据全国老龄委的统计，目前民营养老院在整个养老机构中承担的比重不足20%。到底是什么制约了民营养老院的发展？老人们选择到民营养老院养老到底是否可行呢？”

　　随着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老年保障已然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当前，公众关注的焦点多在养老保险，亦即资金保障的问题上。但是，因为计划生育造成的“4—2—1”的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所以对老年人服务照料的问题实际上可能更大。

　　按中国人的习惯，一般会更青睐居家养老，这在生活能够自理的情况下当然是最合理的。如果还有完善的社区服务给予支持，那就更理想了。但是，如果生活不能自理了，甚至卧床不起或者老年痴呆了，那还是入住养老院更合适。一则老年服务机构能够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服务，能使对老人获得“全天候”的看护和照料；二则机构化养老是规模性经营，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立场看，都是最为经济的。在西方国家，入住养老院的老人的比例大概在5%；在亚洲，这个比例要小一点，大概在2—3%。按中国的特殊国情，估计这个比例应该会在3—4%。按目前中国1.85亿老年人计算，应该是555—740万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年服务机构发展得比较快。当然，这是自己和自己比。以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的社会服务机构床位数来进行比较，1991年是78万张，而2010年已达315万张，后者是前者的4倍。2011年，中国的老年服务机构是40868个，拥有床位396万张，收养老人260万人。以上的数据告诉我们：一方面，与实际需要相比，现有床位只能满足50—70%；另一方面，服务机构的入住率只有66%，还有三分之一的空床位。

　　说“目前民营养老院在整个养老机构中承担的比重不足20%”，是实情，但指的是全国的情况。在上海、北京和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民营养老院的占比则与上述数据大相径庭，基本上是五五开或四六开，要占据半壁江山。民营养老机构发展最快的天津，民营机构则要占到90%。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民政部已经看到老年人机构服务的需求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仅靠国家投资办公立养老院又难有大的发展，于是设想，今后不再发展公立养老院，而将有限的资金投入支持民营养老院。这个设想，在天津、广州、上海等特大城市首先得到响应，逐渐地改变了养老服务机构公办为主的局面。在上海，曾经提出一个改革方案，要将公立和民营的养老机构放到同一平台上去竞争。但是，这个方案遭遇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作为民政局直属事业单位的公立养老院与民政局本身的关系非常复杂。这项胎死腹中的改革倒是提醒了很多地方的公立养老院，他们即将面临民营机构的竞争。于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各地都用大量资金去“堆”公立养老院，结果出了许多五星甚至六星、七星不等的高级养老院。除了硬件设施完全由政府投资以外，公立养老院还可以每年都得到政府的补贴，这就是公立养老院物廉价美、物超所值以致门厅若市、人满为患的秘密。但是，这样“堆”出来的养老机构又能够发展多少个呢？

　　民营养老院的境遇则不同，他们的收入来源基本上就是靠服务收费，这使他们根本没法与公立养老院竞争。一些本来应该得到的“优惠”，譬如税收减免和水、电、燃气等以“民用”价格收费，则迟迟不能落实。加上目前各方面的人工成本上涨，所以说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濒临绝境，亦不为过。但是，如果民营资本退出这个领域，中国的机构养老的需求又如何能够满足呢？

　　前不久，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和闾丘露薇讨论了一个问题。她刚刚完成的对社区养老的采访，反倒使她产生了迷惑：为什么“好”的社区为居民提供的服务能够做到无微不至、尽善尽美。但纵观全局，这样的“典型”似乎又太少太少。我以我的了解和理解向她解释，这就是社会领域的“中国国情”之一——“窗口式”工作模式。社会管理者往往满足于有需要时（譬如领导视察、媒体采访、国际友人参观或兄弟单位学习，等等），手上有几个“拿得出手”的“样板”。于是，就利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去“堆”出这些“典型”来。社区服务如此，老年服务机构也如此。

　　当我码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又见到“艳蕊—乐龄”刚刚发出的一条微博：“92岁的王成珍老人最近有些着急。他有一个智力残疾的儿子，自己和老伴儿一把屎一把尿照顾了整整52年。去年老伴儿突发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了，现在一家三口就靠他一个人，92岁的他实在吃不消了。”这样的令人辛酸的故事，也许在中国社会那些不太引人关注的“角落”里，时时都在发生。说实话，他们才应该是政府办的公立机构服务的“正主儿”。然而这时候，公立养老院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