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五千年的大汉文化，好像讲经济方面的不多，除了《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再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了。因此士农工商，商业排在了最后。所以，至今国人对于经商之人还是颇有微词，什么无奸不商啦、为富不仁啦等。以至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二三十年里，不管如何，总是西风压倒东风，何也？盖因市场经济之始在西不在东也！过去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于我们而然是舶来品。

　　因此，也就有了，一切向西方看齐的缘故。别人打喷嚏我们流眼泪，不是感冒而是跟风，或美其名曰“时尚”。惹得到处都是“媚外、崇洋甚至走狗汉奸之类”。难道就真是如此吗？每当此时总想求证一二，当然也有点阿Q之想法。试想一下，五千多年的历史，风云变幻政权更迭，竟无经济可言？这是这样吗？仔细搜罗还真是不少，而且与当今的形式甚至不谋而合。是举一二，以正视听。

　　北宋皇祐年间，范仲淹主政浙西，也就是出任（杭州市委书记）。恰逢吴中一代闹饥荒（我们暂且叫经济危机），按照以往朝廷惯例，必须赈灾放粮。但范仲淹没有完全照此执行，而是在下发米粮的同时做了两个决策。这个决策的起因是“吴人喜竟渡，好为佛事”。第一，便鼓励百姓于西湖之上划船比赛，自己亲自日日观赏于西湖，百姓扶老携幼万人空巷而游于西湖。（这一点和我们今天的黄金假日游有何区别呢？说小一点是赛龙舟，专业一点就是抓好第三产业，拉动内需）。第二，范仲淹亲自召集诸佛主持，谕之曰：“今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也就是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好，老百姓都饿着肚子，工钱肯定不高，你们这些寺庙可以大兴土木集中建设，即利于佛事，又救了百姓，何乐而不为！于是“诸寺工作并兴，日役千夫”。（这是不是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带动相关产业呢？而且高明之处不是国家投资，而是寺庙拉动，比起今天的金融危机救市，更要技高一筹）。虽有官吏褒贬不一，但波及全国的饥荒，杭州一带没有出现百姓背井离乡饿死荒野之事。想想今天，什么凯恩斯主义、货币增发、政府举债、银根收缩等等一切，比起范仲淹老先生那可是小巫见大巫。这么一场大饥荒，赛赛龙舟，念念经就把他消于无形之中。这可是距今快1000年的事情了，看看今天这些救市高招，范老先生早已玩于股掌之间尔！

　　魏晋时期，东晋丞相王导善于国事。初渡江时，国库空虚，仅存数千匹丝绢，难以应对时局。王导于是与朝中大臣商议，每人制作一件丝绢单衣，穿梭于朝野之间。一时，官宦子弟社会名流纷纷仿效，造成丝绢价格暴涨，每匹竟高达一两黄金。于是王导趁机把国库丝绢出手，收获颇丰，解了燃眉之急。

　　同是东晋时期，宰相谢安的一个老乡辞官回乡，到谢安府上辞行。谢安问其归乡旅资可否筹措，答曰：“唯有蒲葵扇五万”。于是谢安随手拿了一把摇于手上，没几天，“士庶竞市，价遂数倍”。也就是说，士人百姓争相购买蒲葵扇，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归乡之人没几日便赚的盆满钵满。

　　这是何道理呢？按照德鲁克、韦尔奇的管理哲学，可能得讲上个把月时间。如果用我们现行的营销术语就是明星效应引导消费。

　　如此看来，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华尔街还是小地摊，“市”虽不同，道相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