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成共识需要付出成本

　　——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徐景安谈“8.10”股市风波深层原因

　　“20年后回顾‘8.10’事件，其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多达120万股民拥入深圳，对股票认购表的需求达5000万张，原计划发售的500万张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二是平均主义、福利主义的发售办法违背市场规律；三是营私舞弊私分认购表的行为激起民愤，引发了骚乱。”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徐景安回忆当年的情景告诉记者，“但这只是表象，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股市在我国还是件新生事物，从中央到地方认识不统一，争议很大，深圳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8.10’事件是改革探索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次波折。”

　　徐景安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应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之邀，出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是深圳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主要推手，经历了深圳股市孕育的整个过程。

　　常识问题困扰股改步伐

　　“在今天看来，‘8.10’事件就是股票供不应求，那多搞几家公司上市不就解决了，多简单的事情？但在当年却无法行得通。”徐景安告诉记者，“当时对企业股份制改革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搞股改是需要勇气的。”

　　首先是来自企业内部的反对。“王石找我要求万科上市，是为了摆脱上级公司的领导。”徐景安举例说，王石的上级公司是特发集团，作为直属企业，他随时可被罢免。搞成股份公司，再上市，特发集团就是一个股东了。特发集团董事长袁陶仁也许看穿了王石的用心，以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为名，反对万科改造为股份制。

　　“那时，我为万科上市，可以说是上窜下跳。”徐景安回忆，一是找李灏书记寻球支持，二是找袁陶仁做工作，三是到万科做动员，四是为万科发行股票搞推销。“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求企业啊！”

　　费尽千辛万苦，徐景安及其团队先后将深圳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但股票发行并不顺利，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国库券差不多。

　　1990年3月，深圳股市热起来了。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但北京干预了。说是5只股票搞得全国沸沸扬扬，再发股票，那还不翻天？要我们先把5只股票的价格压下去再说。

　　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多次开会研究，先规定股价不得超过10%，后来是5%，再后来是1%，但股价越压越涨，并出现了场外黑市交易。没办法，只好向国务院写报告，请求允许发行股票。同时跑北京向主管股票发行的人民银行汇报。

　　“当时国务院一位领导有一个观点，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徐景安说，“我们到北京就是讨论股票与存款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常识问题。”

　　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可提取用作消费，而买了股票，就是投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股票是企业的资本；企业融资只有贷款一个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这些问题今天看来是不是很可笑，都是常识问题嘛，其实中国改革，哪一个不是常识问题？幸运的是北京总算被说动了。”

　　“李灏同志拍板于1990年12月1日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我是副理事长，但交易所几经风雨，差一点被关闭。”徐景安说，幸亏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发表了相关讲话，深交所才得以存在下来。“上述就是‘8.10’事件的背景，不了解这些，就无法弄清事件真相。”

　　平均主义与市场规律的博奕

　　1991年，深圳采取凭身份证和交一元钱购买一张认购表的办法，成功发售了300万张表。事隔一年，尽管一张表加价到100元，却难抑购表者需求，引发了“8.10”事件。

　　“原因在于股票发行的一级市场和股票交易的二级市场利益差距太大，从一级市场购买的股票一股四、五元，二级市场就升到十五、二十元左右。人们都认为，购买到原始股就是一次发财机会。”徐景安说，当时全社会都认为买到股票就赚钱，不把它当作投资，而看作是福利，于是把平均主义作为发售的原则，产生了被称为“公平、公开、公正”的发售方式，即一张身份证购买一张表，公开发售，排队认购。

　　徐景安回忆，当时全国大约有120多万股民涌进深圳，上千万张、成捆的身份证，特快邮递至深圳，深圳银行存、汇款就有30多亿。各售表点门前提前三天就有人排队，9日下午4时下起了倾盆大雨，排队的人都岿然不动。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猖獗，100元一张表已炒到300元至500元。再加上私分认购表的行为被群众所觉察。10日愤怒的股民上街闹事……

　　“表面来看，私分认购表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其实，这种平均主义、福利主义的发售办法，违背了市场规律，才是事件的真正祸因。”徐景安说，在市政府讨论发售办法时，他曾提出由股民竞投的办法，即由投民根据每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当时股的市场盈率，填报购股的价位和股数，并按30%预存资金，谁出价高就卖给谁。

　　“但这个办法没有被采纳，决策者认为竞投的办法，有利于富人，排斥了缺乏财力的百姓入市，群众通不过。今天来看，如果采取竞投的办法，也可能引发其它问题。”凭身份证买表，是当时社会认为最公平的办法。

　　无法回避的学费

　　“‘8.10’事件的发生，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郑良玉市长的下台，国家在此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停止了新股发行。”徐景安说，与此同时，此次事件也让人们看到建立全国性监管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的成立，将整个市场纳入了监管范围，为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起到不可忽略的监管作用。

　　“对中国股市来说，‘8.10’事件是痛苦的记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无法避免的一笔学费，如果不交这笔学费，也许中国股市还要走不少弯路。”徐景安表示，此后，各地在股票发售方面不断探索新的、更加科学合理的办法。从发行青岛啤酒开始，无限量发行认购表，成为当时全国新股发行的主要方式。它的好处是从根本上杜绝了新股发行中的营私舞弊行为。但弊端是投入的人力物力过大，费用惊人，加大了认购者的成本。1993年10月，青岛海尔采用“无限量发售专项定期定额存单”的方式，把中签凭证与银行存单合二为一，减少了纸张浪费和工作量，降低了发行费用。

　　1999年7月底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方式的通知》，允许股本在4亿元以上的公司采取向法人配售和对公众上网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新股……当然，后来的新股发行方式也被垢病对一部分机构、企业、团体有利。这是否是成功之举，尚有待于在股市发展中验证。然而，从疯狂抢购到有序配售，从携带现金四处奔走的原始方式到电子化网络化的上网发行，从新股发行方式的演变，还是清晰地看到中国证券市场不断求索发展的脚印。

　　徐景安透露，对于深圳的当初的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不单国内很多人不认同，不少外国人也很不理解。有一个代表团到深圳考察，问他深圳搞了5家上市公司，对全国来说有什么意义？他说：意义就是示范，成功了，就可以推广。世界银行对于中国的改革很关注，但是对搞深圳特区、对搞试点都不赞成，认为是温室里的花朵。

　　1992年徐景安去美国开会，世界银行的一位副行长与会。徐景安说：世界银行每年的报告，对中国政府与知识界很有影响，提出过许多建议。但对于深圳改革试验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世界银行认为不能采取试点的方法，只有全面推广才有意义。这个逻辑应该倒过来，试点不错，应该进一步推广。对试点应支持，而不是反对。

　　“世界银行副行长听了我的批评意见很重视，会后又约我专门谈了一次。”徐景安表示，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8.10’事件无疑是中国证券市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分水岭。”

　　晶报2012年8月10日A14版

　　记者吴建升文

　　（刊登时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