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当一件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极少能理解其历史性意义；通常情况是，当我们蓦然回首，想到“啊！那是改变历史轨迹的决定性时刻啊！”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许只有极少数置身事外的观察员当时就意识到该事件的重要性。今天，30年过去了，当我们回顾起来，才将这次会议定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巧合的是（或者也许不是？），几乎同一时间，1978年10月，在世界另一端的罗马梵蒂冈广场上，新当选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正在庆祝其就职弥撒。按照梵蒂冈协议规定，教皇应端坐于宝座，等待队列中的天主教徒向其走来、下跪、亲吻他的戒指，然后继续前行。当轮到波兰的天主教徒维辛斯基（Wyszyński）时，教皇站起身，打破了传统，面带微笑地热烈拥抱他的同胞。当时，很少人（如果有的话）明白这是与苏联帝国的第一次碰撞；十年后，一个接一个，所有东欧国家通过和平的方式解散，苏联最终解体。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应该归类为创造历史的事件。不出几年，人们就能够洞悉其重要意义。在记者发布会期间，温家宝提及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作为一名意大利人，一名外国观察员，我认为，他的讲解清晰透辟，观众很容易察觉到他传达的信息中透露的真诚，我甚至偶尔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夹杂了饱含情感的颤抖。他提到，很多人为其九年来的工作表示感激，而另一些少数人则不会，他还有很多遗憾和未完成的工作。一位国家领导人应该为此感到悲伤，因为很多伟大的领袖在就职时都设定了宏伟的计划，但是有时现实为良好初衷设置了重重障碍。总之，我认为，温家宝总理的任期是非常成功的，中国人对他无比崇敬。我对温家宝总理对深刻的印象就是四川汶川地震之后，他与受灾人民并肩而立的情景。过去三年来，我曾几次前往汶川，中国政府对受灾人民的支持确实让人叹服，其他国家应该以中国为榜样。

　　我还记得温总理参加全球变暖谈判的情形。在近期的气候变化峰会上，他引用了 “绿色加油运动”中一句标语“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这句话掷地有声地一个强有力的话语，强调我们的行动将直接影响后代的人们。

　　我相信，很多人，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赞同温家宝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他将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然而，温总理也讲到，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时间异常紧迫。在今后12个月，他定当竭力着手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但其中一个主题我斗胆希望引起大家关注。这个话题表面上看似不那么重要，但是对中国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在记者见面会期间，温总理认为如果不进行有效的预防，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可能再次发生，并对此深感忧虑。但我认为，恐怕新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并将对中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比4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有过之而不及。新的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就是“野蛮的城市化”。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仍数百万人从农村涌向城市，增长了他们的个人财富。但伟大的成功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比如，任何一个畅游欧洲的人——从伦敦出发，经过巴黎、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布拉格、维也纳、路罗伦萨、罗马、巴塞罗那甚至不发达的南欧城市赛尔维尔、巴勒莫，甚至法国和瑞士的最小的乡村（不胜枚举）——可能会说，中国的城市，虽然现代化、功能齐全，但是不是特别美。中国城市的惊人之处在于城市高速路、摩天大厦和其它基础设施；然而，高大和现代并不等于美丽。

　　应快速发展的需求，中国的很多城市看起来大同小异，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一个漫步于长沙或南昌步行街的人根本看不出这两座城市有什么显著区别。很多城市失去了辉煌的历史遗迹，古老的历史建筑和住宅已经毁之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购物中心和住宅楼。在参观途中，地方政府官员通常骄傲地讲到，他们的城市拥有数千年的历史；除了一条停放在博物馆小舟，我们周围的一切只有不过20年的历史。如果我是那位官员，我将感到无比羞愧而不是骄傲——为所有的历史底蕴的消失而感到羞愧。

　　中国城市建设没有考虑人的因素。高速公路和环形公路形成的美景，只有在乘坐飞机高空鸟瞰时才能体会到，而对于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是极为不便的。在北京，沿着长安街漫步是度过下午闲暇时光的最好方式。新城区的设计者们似乎过分沉溺于六车道甚至八车道公路，以及道路两旁的摩天大楼。如果没有交通管制，行人的生命随时面临着以“进步”或“倒退”的名义（取决于角度的不同）的危险。如果可以，为了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我将关闭至少北京四环的交通——这座城市最为首都的魅力和吸引力正在迅速流逝。一些人会说，环形公路和大型过街天桥提高了城市的流动性；相反，我认为“良好的流动性”实际上意味着城市规划的失败。流动需求的来源就是人们居所和工作场所相距过远。这产生了各种严重的无效，包括能源、污染和交通。建设宽阔的公路不一定意味着更好的流动性；而进意味着更多的车辆。北京的环路上终日车水马龙，何时见到胡同里这样过。但是，老北京的胡同已经所剩无几。

　　近来，城市化已经成为创造GDP的借口，每年1,000多万人从农村涌向城市。从某些角度看，这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我们还知道，自从90年代以来，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每况愈下，暗示着经济增长为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而不是普通市民。此外，当地政府依靠从银行借款，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楼房、电影院和购物商场轻松达到GDP指标。因此，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就不足为怪了。

　　即使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浩劫，欧洲依然成功地保留了市中心。欧洲城市不断地横向、纵向扩张，但基本上是向外扩张，妥善保存了古老的历史遗迹。更有趣的是，欧洲的历史名城融合了几个世纪以来外族入侵留下的多姿多彩的建筑风格，每一种风格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我们在欧洲竭力维护这些文化遗产，即使他们是外族人创造的；事实上，我们无比珍视，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尊重其他国家的历史遗产，据报道，美国决定不在日本京都投放原子弹，正是因为京都拥有众多历史建筑和庙宇。另一方面，塔利班却向自己的雕塑发射导弹。

　　是的，中国人口太多了，这是对上述观点的最常见的异议。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国不破坏历史，能够取得同样的进步。在每个城市的中心保留几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对普通人创造致富机遇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它也将影响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收入，尤其是那些黄金地段。这是谁的利益更加重要的问题：普通人的未来，还是那些商业地产开发商的未来？

　　保留几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不意味着建设迪斯尼乐园，而是诸如北京前门或丽江那样的没有当地人居住，没有社区，不值得人们去游览的地方。难怪富有的中国人喜欢前往欧洲感受历史和文化。

　　城市化还容易滋生腐败、滥用职权、非法强拆和其它问题。事实证明，我们不可能有效监控其合法性。也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彻底叫停所有房地产开发项目：我建议，未来12个月，除了学校和医院，不得在中国进行任何楼宇建设！完全不允许！彻底消除地方腐败、地方政府债务，不再需要钢筋或水泥。相反，我们可以用这些资金改善现有旧宅的条件，鼓励人们在此居住，而不是将他们“一刀切”地送入纪念品店。这会影响GDP增长吗？当然会，但是中国人民为了迁居城市已经等了五千年了，不是吗？他们还在乎再多等几个月吗？

　　我的建议的确有失偏颇且不太实际，但是我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可以挽救的，这是我未来12个月努力方向。温总理是一个文化人，酷爱罗马帝国历史；我想，他已经读了《圣奥古斯汀的忏悔》，所以他肯定知道扼杀文化是多么容易的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遗产几年之内就可能荡然无存，恰如60和7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现在历史正在重演！矛盾的是，40年前，中国至少拥有好几种意识形态（不管同意与否），但是似乎只有金钱驱动着今天的新文化大革命。

　　未来，历史学家也许不会记得2012年的GDP增长是高于或低于8%，但他们肯定会对文化彻底从中国消失的那一刻铭心刻骨。

　　丘吉尔曾说“我们塑造建筑；而后建筑塑造我们”。我说，“文化不是我们从祖先传承而来，而是向子孙借来的，”中国已经欠下了庞大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