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不能等同于道德，道德关乎的是我们对一般人或人类的责任，而伦理关乎的是对与我们有特别关系者的责任，“道德关乎尊重与羞辱”，而“伦理关乎忠诚与背叛”。若要划分层次的话，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基于个体意志的“思想激情”、对应社会公共领域的“责任伦理”及人类、历史向度上的“道德理性”。按这一界分，“伦理责任”还处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之内，而只有“道德理性”才具有真正走出意识形态樊篱的可能。故此，“道德理性”才是这一展览的真正诉求所在。当然，这样一种诉求并非通过某一单个作品得以呈现，而是通过一种展览的方式——一个集体性构成——得以实现的。这也意味着，对于当代艺术家个体而言，“思想激情”及其自主性意识和精神固然重要，但这一“思想激情”并不能决定当代艺术一定走向政治，一定回到历史。无论是政治，还是历史，对于当代艺术创作而言，它本是后见之明，而非先在前提。否则，其便又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不管是拥护意识形态，还是抵抗意识形态。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从“思想激情”到“伦理责任”，直至“道德理性”，虽然历史与当代艺术之间不乏悖谬与张力，但这样一种吊诡性存在的确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生成。因而，作为一种以记忆抵抗遗忘的方式，当代艺术在此绝非仅只是一种简单的反抗姿态和对立立场的标明，毋宁说，它意在以一种更理性、更冷静、更审慎的心态看待这一抵抗，包括妥协。易言之，如果说遗忘是一种非自觉的行为的话，那么记忆是一种自觉，甚至是一种判断，一种选择。这一点，亦为李公明尤其强调，他说：“与当代艺术景观中常见的对历史图像、符号的挪用者有着根本的区别是，本展览倡言历史题材创作的本体属性：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价值判断、表现形式的创造、作品表达的完整性等等。”问题就在于，选择是基于某一“道德理性”，而被选择的历史(真相)本身也涵有某一“道德理性”。且在更多的时候，这两种道德理性之间恰恰是相冲突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再次做出选择。可是，这一选择又依凭于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