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2）
【摘 要】高职教育工作的中心和主业是教书育人，中心任务是培养社会需要的适用人才，主业是教好书育好人，教书育人是教育机构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本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百年不变的大事情，高职人才培养的高度是职业忠诚意识，培养高职生的职业忠诚意识需要解决四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育成。
【关键词】高职定位 职业忠诚 方法途径
教育的责任，是为社会发展与进步而培养人才，任何一种类型的教育都有其直接的社会目标人才类型。如果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目标错位，它越努力，浪费的社会资源越大，培养的人才社会适用性逾低。
一、高职教育定位准确，不要超越人才培养区间
基础教育，是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做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准备的教育；职业教育是为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培养初、中、高级技能型劳动者的教育；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是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研究生教育是继大学本科教育之后更高一级的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层次，包括攻读硕士学位和攻读博士学位两个阶段，它为社会培养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高级专门人才。职业教育与本科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互联互通的接轨节点，是应用本科教育和专业硕士、工程博士教育。
因此，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不能超出“高级技能型劳动者”的人才定位，除少数极高水平的高职院校的少数专业可以办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外，总体上应该长期坚持专科教育层次不变。而且，高职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只能是对大学本科和专业硕士、工程博士教育的补充，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换句话说，高职教育不能大面积、成建制地升为职业本科。
人才宝塔上的顶尖人才---工程博士教育，高职教育一般不予涉猎，但职业人才可在实践中学习，事实上达到顶尖人才的能力和水平，不可能在学校培养出来，这是因为职业技能最高端的能力和技术主要是经验型的隐性知识和技术。
如果社会人才需求的正态分布是“宝塔形结构”没有异议，高职教育就必须坚持自己的人才培养区间，即为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培养高级技能型劳动者。量概念上，高级技能型劳动者是本科（含学术和应用型两类）高级专门人才的数倍以上。相对于研究型人才，是十倍以上的差距。所以说，高职教育是大众化的主力军、是普及型高教、是普通劳动者的高等教育。高级技能型劳动者，是现代工业社会人才结构中的巨大基座。
任何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无论是企业数量和就业人口数量都占主体地位，即使是大企业集团，员工数量占比，普通技能劳动者在绝对量上，都是大多数。这才是高职教育产生、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社会需要才是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适然
从中国21世纪的高等教育实际出发，高职教育现有规模和层次，尤其是层次，必须长期坚持不变，不是2020年前不变，而是百年不变。教育层次的改变，就现有工业技术需求看，是人才培养区间的重新选择，涉及人才培养目标的变更。除非人类生产技术有再一次科技革命，普通劳动者需要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才能胜任，高职教育当然要升本、升级。
任何教育类型，没有百年以上的积累，都不够成熟，它与经济社会实际是相长的。
二、中国社会，大量需要的是高度忠诚的员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经济一蹶不振，深陷债务泥潭，唯有德国率先走出危机，一枝独秀。2010年，德国GDP增长3.6%，在七大工业强国中位列第一，失业率也由2007年的8.6%下降至6.9%。10年前，西班牙、英国和爱尔兰等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大展身手，风光一时；德国却被滞涨所困扰，被讥讽为“古板的阿伯”跟不上新时代。
一场金融风暴过后，形势逆转。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纷纷陷入债务危机，稳健的德国一跃成为欧洲经济火车头。2010年，德国占整个欧元区GDP增长份额的60%，而2000年这个数字仅为10%。
当伦敦和华尔街沉迷于次级债和抵押债时，德国企业专注于制造业。不仅宝马和西门子这样拥有国际知名的大公司如此，成百上千的无名中小公司亦如此。尽管德国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高，但发货期有保证、产品性能高，良好的售后服务，客户源源不断。2010年，德国出口增长14.29%，领先其他发达国家。
多年来，人们一直关注和学习美国，而忽略了德国。德国经济能力强健，除坚守实体经济之外，最基础的是德国职业教育的“学徒制”。商务时报社和创新型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期刊《商界领袖》总结德国的经验[1]：一是德国企业产品专注创新，打造高附加值。二是企业员工是“二元制”培养出来的，职业忠诚度高，德国企业拥有高素质、高忠诚度的员工。三是管理扁平化思维，双委员会制度保险。四是服务以客户为中心，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益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职业教育为经济服务做得好，任何普通员工都对企业和职业忠诚度高的高技能人才。
我国，现在相较于发达国家，大多数现代企业的显性技术并不比发达国家差很多，缺的是员工都对企业和职业的忠诚，缺的是劳动过中的隐性技术的掌握。同一技术、相同设备条件下，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和效用，不及德国。
在仿制和追赶中，我国企业不是整体技术“技不如人”，而是劳动过程“技不如人”。至于赶超层面的创新精神、技术开发、管理理念等这里就不予讨论。
所以，高职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主体，是培养对企业和职业度高忠诚的高技能人才。所谓“对企业和职业度高忠诚”，是在爱自己的职业的基础上爱企业，不以企业给的待遇高低决定自己的职业行为，把职业作为人生事业来做，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途径，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钻一行。职业显性知识在课堂上教，隐性知识必须在实践中发现和掌握，职业人才的高度不在显性知识的多少，而在隐性知识的掌握与职业忠诚度的高低。
只有“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钻一行”，才能促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现和掌握隐性知识，提高劳动效率、效益与质量。从全国产业工人的楷模、东风汽车公司汽车装配工王涛；北京市公交车售票员、全国劳模李秀丽；青岛港集装箱装卸工、卸船效率世界第一的许振超等普通工作岗位的高端人才看，无一不是在实践中“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钻一行”炼成的。
试设想：中国高职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有30%以上，企业有10%像王涛、李秀丽、许振超这种品质的人才，何愁就业？何愁待遇低？何愁企业不发展？何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不高？何愁国家竞争力不强？
高职教育，没有必要在别的方面去服务企业、服务社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培养职业高度忠诚的高技能人才，就是最好的服务企业、最大的服务社会。
三、高职人才高度忠诚意识培养要解决四个问题
高职教育在中国的社会美誉度相对较低，其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高职教育的教学质量与育人水平决定的；二是中国传统和封建意识的影响；三是受到现有教育政策与招生体制的制约；四是政府和教育系统对高职教育的共识没有形成高度一致。
第一，从高职教育的教学质量与育人水平看：高职教学质量，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认识。学生家长、学生、教师、学校、用人单位、相关人士评价、社会舆论等，对高职教育质量都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但都相对感性和粗糙，比较专业的评价有三种：一是教育专业评价，一般分为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和社会第三方评价；二是用人单位对不同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差别与职业行为效果评价；三是高职毕业生个体在社会职业活动中的竞争力、发展力差异中的反思与评价。其中，比较系统、科学的评价是第一种，比较客观、真实的是第三方评价，但我国还没有建设立正式的第三方的评价体系。
目前的高职教学质量，相对于大学本科教育，由于高职教育类型设置时间短、基础差、生源质量不高等客观条件限制，办学和教学、育人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其教学质量不容乐观。即使是教育部、财政部联合组织开展了100所示范院校和100所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工程，各省也相应配套有示范工程建设，尤其是“校企合作”与“工学结合”等多个方面有较大的进展，但没有根本性突破。
没有突破的主要内容：一是“校企合作”没有办学体制上的突破；二是“工学结合”的课程体系上没有整体性、突破性进展；三是没有建立以职业行为逻辑中心，组织知识的职业知识、技术知识体系；四是没有形成职业教育的“育人”模式、与文化体系。
第二，从中国传统和封建意识的影响看：中国社会的传统意识，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的出发点是向上运动，人人都想成为“状员”式的人物，国民教育也长期定位于“精英”教育，大众化、贫民化、普通劳动者的高等职业教育，暂时还没有成为人生的必然选择。
中国社会封建意识浓厚，教育下一代的经典语言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即使民间有“考不取状员，就学个手艺养家糊口”的说法，还是一种无耐的“下品”选择。高职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中、下九流”的职业人才，中国职业人才的社会观念地位不高，我们对科举考试的深远影响与“状员及弟”、“鲤鱼跳龙门”的意识追求不可低估。
第三，从现有教育政策与招生体制的制约看：我国涉及教育的所有法律、政策和制度，都是按精英教育思想设计的，选拔人才也是选拔智商高的聪明人。心理学研究十分落后，不知道人类还有情商、财商、魂商、变商和八大特殊智能存在[2]，对智商以外的其他智力优势的人才不屑一顾。
沿袭了科举考试的全国统时间的高考制度是制约我国各类人才涌现的最大制度性障碍。
第四，从政府和教育系统对高职教育的共识看：高职教育，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涌现的新生教育类型，事实上没有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2006年以前，政策上歧视性明显。如：改革开放后，高职在“自费、走读、不包分配”中诞生；1994年才有一个“三改一补”的政策指引；到1996年才制定一部很不完善的《职教法》；1999年又来一个“三不一高”，即入学不转户口，毕业时不发国家统一印制的毕业证书，不使用《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收费标准为普通专业标准的1.5—2倍；2006年再来一个“三个5%”拆除了高职教育的“立交桥”[3]。
从2000年后，大量设置的高职院校，都是地方院校，省属高职院校比较少，没有一所高职院校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从政策和制度上，高职教育始终没有正式享受过国家财政拨款标准的正规待遇。低层级的政府，一般没有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和能力，中国贫民、大众化、普通劳动者的高等教育，与正规的普通高校，无论从那个方面看，只能是仰视。
上述四个方面的思想意识与认识问题得不到解决，高职教育发展环境不佳，期望高职教育培养出有高度忠诚意识的职业人才，必然事倍而功半。
四、高职教育培养有高度忠诚意识人才的途径
首先，要有一大批高度忠诚职业教育事业的专家型领导。现在的高校领导层，普通本科高校基本实现了“专家型人才”的前提条件，只是教育家的内涵与素养相对不足。而高职院校的领导层，与“专家”的条件有较大距离，更谈不上“教育家” 的内涵与素养，甚至个别的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
2012年2月26日，从教育部网站获悉，今年要完成50所高校党委、行政换届工作。同时，教育部还将开展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完善大学校长选任办法。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今后校长要专业化、职业化、去行政化。
高职院校的校党委成员，虽然不能要求个个专业化、职业化，但必须是分管某方面工作的专家型人才。而且，其特长应该是职业教育专业，不是自己学习的专业。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仿效特殊职业（如注册会计师）从业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模式，通过某种培训或学习与考试，取得相应级别高职院校领导层级的任职资格。
其次，要有一大批高度忠诚职业教育事业的专家型教师。高职教师的素质，从实践上看，强调“双师型”可能期望值过高，如果实践上达不到标准，不及于降低为“实践经验”。高职教师的素质，更为重要的是对职业教育事业的高度忠诚。
教师对学校和职业的忠诚，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教师社会地位的高低；二是教师职业待遇高低；三是教师职业从业资格与门槛的高低；四是教育职业的稳定性与社会保障；五是教师自身综合素质与竞争环境的优劣；六是教师职业生涯的上升通道的畅通与否等。
再次，高职院校要有高职教育独有的教学模式、育人模式与文化特色。高职教育的教学模式是“工学结合”，但教学模式受办学模式的制约，目前的办学模式是“校企合作”，合作的深度决定工学结合的程度。因此，高职教育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改“校企合作”为“校企一体”才能真正落实“工学结合”教育模式。
“育人模式”，在高职院校里，还没有提高到与教学相当的高度，国家也没有这方面的制度安排。高职教育，“教”的是职业知识与技能，“育”的是政治与职业素质。目前，高职教育的育人，除思想政治课（效果不佳）之外，没有更好的育人措施。其实，高职毕业生，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业务素质“教”的质量高不高，而是职业素质“育”的好不好。
高职院校行政系统管“教”，党委系统管“育”，是比较恰当的分工，学校党一旦深入入人才培养实际，其专业化就在其中。只有专门的队伍研究育人，必然有好的办法涌现出来。学生的职业忠诚意识，在“教”和“育”两个过程都有体现，而且“育”是第一位的。
教育的作用主要是发挥学生的长处，了解他们的知识基础，考验他们的天资，揣测他们的能力，巩固和鼓励其优点的趋向，帮助他们发展，使他们自己相信其长处。但同时，作为高职教育，要强化职业教育特色建设、职业文化建设，不同专业采取不同的软硬环境熏陶。甚至可以学习“传销培训”的合理内核，向学生大量灌输本职业的特有文化、环境与专业术语，强化职业意识，固化职业忠诚观念。忠诚，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和条件。
最后，高职教育的学生只有职业技能是不够的，普通劳动者必须强化职业意识、灌输现代社会观念。一个人不能只是有用的机器，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学生必须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是最基本的人格品质教育。按照中国当今社会现实，必须批判崇尚金钱、权力、享乐意识，强化法律意识，并灌输人格平等意识、职业无贵贱意识、节俭生活方式、吃苦耐劳意识、诚实信用意识、尊长爱幼意识、忍辱负重意识、公平处事意识、宽以待人意识、保护环境意识、节约资源意识、国际视野意识、商业竞争意识、体面高雅意识等等。
2012年4月6日
参考文献：
[1] 杨佩昌、曹可臻，向德国企业学什么？[J]，商界领袖，2012年2期.
[2] 柴福洪，人类的智能系统——高校自主招生的理论基础[J]，社会心理科学，2010年11期.
[3] 柴福洪，中国高职院校风险报告[J]，职业技术教育，2008年7期.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联系方式：QQ：303272660 传真：0713-8345265
地 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南湖桃园街109号邮编：43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