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企业家怪圈
文/交广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首席专家谭小芳
前言：
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家犯罪现象触目惊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昔日光彩夺目的企业家功败垂成？中国企业家为何如此脆弱？难道这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宿命？企业家们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这些企业家的个人素质之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有待完善的体制缺陷，以及在监管方面的缺失，使得他们有机可乘，有的偷税漏税，行贿受贿、挪用资产、职务侵占；有的在资本市场中内部交易，制造虚假财务报表，操纵股价、官商勾结……从打擦边球直到堕入违法泥潭。这一点，正是成千上万家中国企业共有的不堪一击的命门，从牟其中到黄光裕，都没能逃脱这个创富的怪圈或者说宿命。
经历了30年巨大的发展变迁之后，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虽然得到了很好的锤炼和成长，我们的环境和制度也得到了发展和改善，但是中国企业家还是很年轻的阶层，浮躁与幼稚在所难免。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阶层已有300年历史，而中国30年前还没企业家。尽管中国企业家进取心和勤奋早已为世人公认，但企业家职业能力和知识结构和西方一流商业人才还有很大差距。
一些民营企业家的成长有先天不足，更有后天失调，草民创业，野蛮生长，缺失规范。拥有太多的冒险精神和淘金冲动，有着太多的智慧和敏锐，但他们缺乏诚信、道德、正义感、人文关怀以及做人的原则，更缺少感恩和回报社会的理念，贪得无厌。在我们社会对商业推进有效规范运作到新的高度时，这些人的经营行为惯性就会踩“地雷”，以致自我毁灭。因此，民营企业要从管理中突围奋进，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法则。
著名领导力培训专家谭小芳（www.tanxiaofang.com）老师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官员及有关部门掌管着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行政处罚权等诸多权力，企业要想获得巨大的资源就必须与权力结盟——这几乎是所有落马富豪曾经梦寐以求的成功捷径。在层层叠叠的制度围城中，寻找突围之路。
因此，大多数企业家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对他们来说，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的庇护，银行贷款、土地征用、能源供应、争取项目、企业上市等等，无一不与权力息息相关，而如何有效的经营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却被他们弃若敝履。
企业家热衷于和权力沆瀣一气，对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它不仅没有可能造就一大批全球性企业和品牌，还会窒息健康的商业文化，毒化市场环境。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如果官员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便很难发生上述践踏法律、“公私共权”的官商共同体。官商一体的出现，使社会存在可滥用权力的空间，官员可利用其谋取最大利益，企业也会为获取在竞争中不可能得到的利益而向权力靠拢。用财力影响权力的实施，用权力为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开辟违法途径，企业在经营中一旦搭上权力这部“战车”，必定践踏法律、无视规则。
著名领导力培训专家谭小芳（预定家族企业培训，请联系13733187876）老师认为，在一个制度转型的漫长时代里，他们的教训是惨痛的。对政商关系的解读没有标准答案，只是一种生存法则。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这一类的悲剧还会反复涌现。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一个是企业与所在体制的关系；一个是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一个是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的关系。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商人群体目前过于弱小，无法介入此过程，也很难影响决策过程，只有遵守执行的义务。冯仑告诫企业家：“听党的话、跟政府走，否则你的企业根本没办法发展。”
从企业的角度想，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事。许多企业认为上市是企业发展的捷径，既能得名，又能得钱，所以趋之若鹜。拿到钱以后，就乱投资，以企业发展多元化为借口。有个企业拿到了几个亿资金，听说哪个项目好，老总批了就投。结果是企业颗粒无收，养肥了一堆小蛀虫。有些企业控制人觉得钱来的容易，极大地膨胀了个人欲望。有个企业拿到了近十亿资金，一边烧钱打广告，一边组织人马做了几百亿的规划，快速扩张。在一个企业组织的招待会上，有问：企业靠什么盈利。老板说这是下面人考虑的事情，下面的人大眼瞪小眼，谁也回答不上来。不到两年，这些人已作鸟兽散。
马克斯.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发展与新教伦理相关，人们劳动创造财富是精神寄托的结果，将财富耗散于个人私欲是一种罪过。尽管现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西方企业家不一定都信仰新教伦理，但以其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和形成的习惯，对西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很多财富机遇，在经商、双轨、承包、转制、炒股、地产、网络等机遇波段中产生了许多富人。这些人在无钱时有很多激情，在有钱后感到空虚，放任自己的欲望。有个老板在上学时连鞋子都买不起，在有了点钱后就疯狂地消费，有时他会包下整个娱乐场所的小姐，让她们排队到他那里领钱。不要以为这是没文化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刚才那个老板是受过大学教育的。
不过，从主流看，耗财的方式与文化层次有关。低文化层次的偏爱满足原欲，高文化层次的倾向释放梦想。我所知道的IT界老板大凡有这样几种耗财方式：没读成博士的，继续读博士；没当成官的，招了一大群人任意使唤；曾受别人欺负的，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乌托邦；受尽无财之苦的，忙于收藏和投资不动产。找不到一个能突破“小我”，去想、去做大事业的。
与西方企业相比，我们能找到很多不利的外因，诸如市场环境、法制环境、人力资源素质等等。有人上溯二千年，指出西方有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古罗马的法制观念，希伯莱的宗教情怀。这些都是做大事业的基础，企业只要在方法层面用功，就可能做成和维持大规模经营。
国内的企业家不要说古老的文化根基，就连今生在学校所学的知识都很难有对支撑大事业有用的东西。MBA是专为企业准备的，那些从西方克隆来的教材，以及缺乏实践经验的讲师，很难给中国企业带来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在MBA镀金热以后，自然会形成现在降温的态势。
其实中国也有很多实用的商业法则，比如，和为贵，诚信是金，买卖不成仁义在等等，这些在长期商业活动中总结沉淀下的东西，很实用，但不被现在的企业家注重。一说中国文化，就提到佛、儒、道，不求甚解地运用一气，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就说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
每种文化都有生长的根基和适用的范围。在物资不足的环境中，信佛可以给人心灵安慰；在维持中国农业经济社会稳定时，儒学功不可没；在协调天、地、人关系方面，道家学说独树一帜。他们能长期生存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我们现在所面监的环境，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类似的情况，所以不能简单地照搬使用过去的文化，而应体悟精髓，与时俱进地运用。西方文化以注重物性为基础，东方文化以重视人性为根基。从全球的视角看，这是整体的两极。发展的趋势一定是物性重的向人性化发展，人性重的要补偿物性基础。东、西方发展历史正实证这个方向。
对中国的IT业来讲，情况比较特殊，从器物层来说，是移植西方基础建立起来的。从这个层次比较，我们处于低位。按发展逻辑思考，或从全球IT资源构架来看，中国的差距太大。按物质价值观发挥想象力，还没有发现一种可自洽的超越路线。
我们的悲观来源于固有的思维路线，受制于传统的知识框架。从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东西来做，而要结合具体实际综合地运用。所以，中国的IT业要打破埋头拉车不看路的格局，考虑发展路线的问题。
跳出IT业传统的行为框架，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你会发现一个崭新的更大天空。人文精神是一种对人的最深刻的关怀，对人存在状况的一种思考，一种终极性的叩问，就靠这些精神来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存。人文精神不只有抽象的理念，而且还有蕴涵于商业生活中的做事方法。从成功的中国富豪身上你会发现人文精神已经固化在他们的行动中，甚至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