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中国的“软实力”比较薄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其“软实力”的主要资源，但中国仍需要充实并完善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来平衡西方社会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显然，这一事实和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现实密切相关。但没有这种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对内的凝聚力势必受到影响，对外则很难占领所谓“道德制高点”。没有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政治价值体系，在国际上很难得到全面的正尊重。其他国家只是根据他们是否可以在经济、安全和外交上得到好处来决定他们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出于他们对中国政治价值的认同。

　　第二，中国体制内的官僚主义现象是限制中国发挥“软实力”的重要障碍。尽管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已大大改善了中国的行政体制，但中国缺乏体制内活力的病灶并未根除。这从信息不畅、决策缓慢、“扯皮”无休止这一系列症状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推卸责任和低效率，这一问题严重的国家不可能获得和发挥“软实力”。根据作者本人对美国的长期观察，美国最大的特征是其惊人的社会和经济活力。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内官僚主义不严重，而是说，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实施“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国策，因此社会本身的活力弥补了政府官僚主义的缺陷。对中国来说，如果要提高软实力，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开放的政策。

　　最后，中国缺乏自己的创新体制。从科技到大众文化，中国仍主要是实行“拿来主义”。当然“拿来主义”对一个经济刚起飞的国家来说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在“全球化”的时代，“拿来主义”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仔细分析观察中国自身的总体创新能力和机制，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创新能力和机制的滞后又可归结到其他体制因素，如人才管理、资本市场、高等教育体制等。

　　总之，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高储蓄率、大量的外商投资、足够的技术转让，以及合理的经济政策都会提高中国的“硬实力”。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如体制、观念等方面的改革等。从日本和前苏联的教训来看，不进行这样的改革，“硬”“软”不平衡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对中国来说，要正成为世界大国，“软实力”则将是必不可少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