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CPI同比涨幅3.6%的数据昨天已经落地。今年元月，CPI涨幅为4.5%，2月份为3.2%，3月份的CPI再次呈现“触底反弹”走势。

　　上月中旬闭幕的全国两会，把今年CPI的调控目标确定为4%。经计算，今年一季度CPI涨幅接近3.8%。至少就数据看来，这一控物价的“成绩”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

　　开春后，蔬菜价格普遍回落是年年如是之常态。今年之反常在于，随着天气转暖而蔬菜价格总体呈不降反升之不寻常。据隶属新华社的“全国农副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行情监测系统”公布的监测结果，3月下旬受此系统监测的21种蔬菜全国均价上涨7.6%。分品种来看，超七成监测蔬菜的价格呈上涨态势。其中城乡居民过日子必须的当家蔬菜如大白菜、芹菜、西红柿、白萝卜、土豆、圆白菜等超过三成监测品种高于春节期间的价格。另外，大白菜、菠菜、油菜、生菜、白萝卜、西红柿、黄瓜等超六成的蔬菜价格高于去年同期，同比涨幅多大30%-60%之间。

　　解析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月份CPI构成数据包，拉动物价重新掉头上行的第一推手依然是食品价格。上月3.6%的CPI涨幅中，食品价格涨幅高达7.5%。第二推手则属消费品价格，日用消费品价格涨幅为4.4%。毋庸讳言，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价格直接关乎民生，百姓对其最为敏感。

　　在食品价格大类中，粮价上涨4.3%，肉禽及制品价格上涨11.3%，菜价上涨20.5%，水产品价格上涨11.4%，食用油价格上涨5.2%……综合论之，3月份CPI3.6个百分点的涨幅中，因食品价格“逆势上行”造成物价重新走高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二还多。

　　有关方面把菜价走势之反常的主因，归究为春节以后至3月上旬的低温病害。不可否认，这应该是菜价反常的原因之一。但是否构成“主因”值得人们据实思量。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今年开年起，化肥、农药、农膜的普遍涨幅均在10%-20%之间，再外加种菜用工成本上蹿，流通环节成本继续攀升，综合考量各类“硬成本”的大幅攀升，恐怕才是全国菜价走势呈整体反常的主要“元凶”。

　　还算“幸运”的是，当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价格拉着CPI调头上行之际，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却继续延续了去年8月份以来一路下行的态势。若阅读CPI与PPI走势图，众网友会发现，二者在3月份拉开的“距离”已接近4个百分点。假如3月份的PPI也是调头向上，就意味着二者的“距离”将调头缩小，3月份的CPI就很有可能重新“破四”甚至于更高。

　　由于受用工成本、农产品种养殖成本、农资成本、物流成本刚性上涨拉动的CPI上行，在很大程度上被一路下行的PPI作了有效对冲，才确保了3月份CPI虽重新调头向上，但还不至于令政府和全社会感到紧张。但是，这并不能代表老百姓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民众对物价的实际感受。

　　昨日，新民网及《新民晚报》均对民生用品正在呈现的新一轮涨幅现象进行了报道。应该说，这些报道的所披露的涨价事实，与消费者购物时的直观感受是一致的。虽然，它与官方物价统计所提供的打包数据存有“一定的误差”。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笔者以为，当下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高度警觉的是，进入4月份后，新一波涨价潮已正面袭来，4月1日至10日，仅在上海一地，食用油、洗发护肤用品、奶粉、豆制品、糕点等百姓生活必须消费品均出现了平均涨幅8%-10%甚至更高的价格上调。

　　鉴于开春后各类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呈普遍上涨，且涨幅均在10%-20%之间，今年农副产品价格继续“高位震荡”恐怕不可避免。因此，在直接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物价为《价格法》所不允的前提下，对今年的物价走势千万不可盲目乐观，在当下，有关方面说话尤其需要留足余地----现实已一再证明人算往往不如“市场算”！

　　不仅如此，除了成品油已经“破八”，且未来会否“冲九”存在可能性外，最迟二季度末或三季度初，以能源价改名义推进的水价、民用气价上调，以及以“阶梯”名义进行的民用电价上调，都将在各地启动。

　　如此“多管齐备下”，若食品、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控”不住，全年控物价的压力肯定再度放大。在全年经济工作稳增长、扩内需、控物价的总基调下，拜托各级政府务必把困难想足，把余地留足，把应对方案做足。在当下，务必扎实敦促和监控好各地的春耕与春播，确保今年粮食及大宗农副产品产量稳中有增。若能实现粮食生产“九连增”，就算物价再次冲破调控目标，也不至于使市场价格尤其是民生价格出现失控局面。所谓粮价乃百价之基，道理一向朴素无华。

　　调控物价还是最朴实的执政能力大考。有关部门务必明白，CPI是用来作宏观调控依据用的，百姓对CPI数据未必过分关注，百姓对物价的感觉来自日常生活的直接遭际。物价是高涨抑或基本稳定，每天的日常开销远比官方说法要“准”。有关部门还应该承认，扩内需与控物价犹如天平的两端，平衡的把握十分不易。要想扩内需，势必要先涨工资，涨工资将进一步抬高用工成本，导致物价连带上行。而稳增长又必须增加市场流动性，直接加剧物价调控之难度。所以，如何拿捏增长、内需、物价三者的平衡关系，是政府面临的又一项“执政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