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伦理与政治自觉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金融秩序与司法公正」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本来是想给企业家们提出一些建议，或者是提出一些要求，但我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新为吴英案，或者说为中国的民间金融做一个呼吁，然后再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会更平衡一些。

　　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是金融秩序与司法公正，我们不妨追问一下：中国真的有一个健全的金融秩序吗？其实不存在健全的金融秩序，合法的金融部门的形成，刚才陈有西律师给出了非常精彩的解释，依赖于金融的国家垄断。

　　我要说得是，这个垄断是一个新生事务，应该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起码从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金融是高度竞争性的，甚至在汉初时候，很多企业家都是可以发行货币的。哈耶克讲的货币的去国家化，在中国历史上是曾经存在过的。

　　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当然也是有权力和自由之间的抗争，但总体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经济活动是自由的，包括私人产权都得到了比较可靠的保证，交易、合同其实也都有一系列的规则来保护它。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保护不完全依赖政府。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中国法律史都在强调刑律就是中国法系的核心，其实不是，刑律只是中华法系当中的一部分而已。中华法系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儒家经典构成的一系列根本法，比如它确定一项关于经济事务的宪法性原则，官不得与民争利。

　　还有非常重要的法律，就是礼俗。这礼俗尤其是在钱塘江以南的中国非常完善。而基本上所有的市场交易活动，包括土地产权的界定，婚姻、继承等民事活动，都是由礼俗来调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会容忍这个礼俗发挥作用，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会运用国家的强制力来执行礼俗。民间社会自发演进而形成了法律体系，它们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自己执行的，民间社会发育出了一系列的规则，并且发育出了一系列执行机制，当然这个执行机制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纯洁，天真，但是它却是在发挥着作用。而政府也会在必要的时候运用他的权利执行这个礼俗。在这样的法律架构下，尤其我们看到的情形是，民间金融异常的发达，民间金融这样自发的秩序就是中国经济保持繁荣的根本基础。当然，这样的民间金融体系在钱塘江以南的中国应该是最发达的，因为，这些地方的儒家文化根底比较深厚，所以它的信用是能够得到较好保证的。

　　但是，现有体制把这一切改变了。当局所采取的基本统治原则就是取消人民自发设定的一切权利，而用国家权力来统治一切，包括取消私人产权，私人企业，当然也包括取消民间金融。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建立了一系列国家垄断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我们去看现在中国所谓的合法银行、金融机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特权性、垄断性的金融体系。

　　据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里面有一个金融部门的法律体系，但我们如果稍微仔细去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中国的所谓的金融法律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的部门法，它只调整国家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活动，基本上不承认非国家设定的金融部门的存在。所以这些金融法律实际上是一个排斥或者是打压民间金融的工具。我们看到的最典型的条款是侵犯金融秩序罪，也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是保护垄断的条款。

　　这样一个金融体系，跟中国的计划经济一样，其实是走不通的，于是有了八十年代中国改革。这个改革的要害是国家暂时放松了它的权力控制，让民间自发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能够有所恢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方的市场制度有所恢复。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讲这个市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个是人民群众复辟旧制度的结果，包括把原来自发的民间金融体系也复辟了。这是中国这三十年增长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这次的复辟过程中遭遇到很多制度的瓶颈，比如陈有西律师讲到的一点，官员大规模参与到民间金融活动中去，这是明清时代没有这样的情形的。同时，政府，司法部门基本上不承认民间自发形成的规则，根本就无视它，在司法的过程中无视它，不断采取打压的政策，由此导致了一个后果：这些民间金融丧失了自发地进行制度演进的可能性，丧失了这个机会。伴随过去30年经济的增长，对外开放等于其他各种要素，理论上说，这些民间金融体系会深化它的制度，它会发育出更健全的规则和执行机制，让它能够更健全的运转，让它能够更适用于大社会中的市场运转。但是，现在这个制度的瓶颈，剥夺了民间金融自发演进它的更合理的制度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才是过去二十多年，三十多年，权贵资本体系对民间所犯下的罪行。

　　我们现在讨论吴英案，我自己的价值立场是，我们要通过这个案子，呼吁打破金融和法律或者说司法的国家主义迷信，要从根本上对国家统治的原则要进行反思。合理的统治必须基于自发秩序，我们不能让权力来设计金融，市场或者我们的日常生活。

　　为此，需要改变制度。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改变这个制度？也就涉及到企业家的伦理与政治自觉问题。

　　我们要改变现在不合理的这个制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我认为，企业家应该发挥主要的作用。大家都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宪政制度是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建立的，我们都讲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分析范式有一些荒唐之处，但它确实揭示了，有利于商业，有利于商人阶层的制度，最终只能依赖商人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形成，并且能够稳定下来。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二三十年的历史，你可以发现，企业家或者商人群体没有能够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有很多原因，政治的高压等等各种原因，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要建立这种有利于商人的法制，民主制度，它都会有政治风险，不冒政治风险就不可能得到对你有利、对整个国家有利的制度。

　　在其他的国家，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企业家，商人，他们做出了努力，甚至为此付出了牺牲，中国的企业家有没有做到这一点？我自己是比较失望的。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或者商人群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缺乏伦理的自觉，也缺乏政治的自觉。我们看一下商人群体，企业家群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你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吴英案的舆论反应是比较特别的，但在以前发生的案件中，企业家如果锒铛入狱，人民群众是拍手称快的。我觉得我们企业家自己应该反思这一点，你平时做的那些事情是否合乎商人伦理，你对员工是不是公正，你对消费者是不是负责任，你面对官员是不是能够洁身自好，面对那些对你的产业不合理的政策，你有没有抗争。这些问题，企业家自己都需要思考。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制度要演变，企业家一定要发挥主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家掌握的社会资源，除了官员之外是最多的。我们知识分子只是长了一张嘴而已。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案子也促使很多企业家来反思，包括亚布力企业家论坛，此案引起很强烈的反响。这可能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一直在逃避自己的责任，他们以为自己埋头发财，这个世界就自己变好，他们就可以坐享其成。我想这个幻想应该打破了，应该他们自己去努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而只有当企业家、商人群体加入到追求好制度的行列中，中国才有可能出现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