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管理的冲突

这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2011年9月10日在第八届网商大会上主题演讲中的语言。那么，一个被全世界无数Fans捧为仅次于耶稣的伟大CEO为什么到了中国就不行呢？他到了印度会怎样？到了南非会怎样？

或许，我们可以参照一部对世界影响巨大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寻得解码的路径。作者萨缪尔·亨廷顿在书中指出，基督文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世界不同的文明和宗教是导致误解和冲突的根源。通过进一步细化我们发现，由于地域与文化的不同，在企业管理领域存在着更多的冲突。

东西方对于管理对象“人”的管理存在什么样的不同？相对对于西方以「物质」为主，不考虑各国的历史背景、文化、政治与经济等差异，在其他地区灌输其资本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竞争、以征服自然为成就的文化价值观，东方文化价值显得较重精神、伦理、社群、及与自然和谐共处。

韩国有一家金融公司某夜被盗，而与盗匪进行拼死搏斗的却是一个保洁工。事后，媒体采访她为什么能这样。她答，董事长每次见到她总是夸奖：你打扫的地面真干净。她的卓越表现显然和薪资、工作准则都没有关系。

那么西方呢？西方管理的绩效建立在人的“硬指标”（财富、职位等）的利益驱动上。

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不久的年代是美国劳工处于极不稳定的年代，工人的困苦日益增加而失业率很高。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工人的每小时工资可能低达一角五分。福特公司正是在这种背景中于1913 年末宣布它保证付给其每一个职工五美元一天——是当时标准的二到三倍。在此以前，福特汽车公司职工的离职率很高，以致在1912 年为了保持一万个工人，必须雇用六万个工人。在实行新工资率以后，离职率几乎趋于零。它使得美国工人基本上成为中产阶级。

西方（欧美）文化不管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还是拉丁文化，是以基督教原罪论为核心。这种文化下诞生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的特点就是“唯利自我”。这四个字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和繁荣，但也给人类带来过灾难，而且今天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依然巨大而根深蒂固，比如，希腊几十年下来背负了3000亿欧元的债务，包括及其近期所需要还请的90亿的国债到期，无钱可还。救助计划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1100亿欧元的注入，可是他必须以希腊的紧缩财政政策为条件的，那么加税，减薪、精简机构、开源节流是必然的。但希腊人追求的就是安乐、悠闲的生活，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当然不愿意，所以希腊人就走到街头罢工、抗议。

 

在最近一个世纪左右的历史时期里，阿根廷曾经几度给世人带来惊喜。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是“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誉为南美的巴黎。那时的阿根廷已经跻身于世界10大富国行列，人均GDP甚至高于当时的德国和法国。阿根廷是拉美新自由主义“成功样板”的言论，长期充斥于西方报端。但从1999年开始，阿根廷经济就不断暴露出种种败绩，随着比索大幅贬值，阿根廷人均年收入跌到2000美元左右，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虽经此后几届政府的努力，但仍然难挽狂澜于既倒，全方位的国家危机终于爆发，多年的经济成就毁于一旦。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结合本国国情，照搬经济发展模式。

所以，我们希望，各国的发展模式、世界的管理模式也应该像政治与文化一样，应该多元化的而不是一个单极世界。这个世界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而应该有更多的声音。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东方文化强调的是和谐，西方文化强调的是斗争—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生产力反应的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这种斗争精神使生产力发展快，为物质文明打下了基础，而我们的和谐关注的天人合一的人伦关系和个人道德的修炼。在东西交融的时代，我们需要西方的发展生产力，西方需要我们的精神和谐。

在中国大陆，成思危认为，管理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任何管理科学理论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结合经济形势、行业发展态势和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日本企业的管理经验不可能照搬到美国，也不可能照搬到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Z理论》是日本人总结出来的，在美国就行不通。而美国教授总结美国企业经验的《追求卓越》也不一定适合日本。中国要想真正提升管理，也一样要总结和提练。

三十多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天时），全球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世界工厂落地地域辽阔的中国（地利），加之中国改革开放所激发的最多人口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人和），中国上升为世界经济体的第二位就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成果。但是，现在这些要素都变了，中国必须与时俱进，寻找新的支撑发展模式和动力源泉，适应新的环境和未来的趋势。对于管理者来说，迫切需要寻找适应新形势的管理之道。

最适合东方管理的方法论到底是什么？

王道，成为东方社会和企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新挑战的一个探讨，而中国企业家的发声，则代表着中国管理在世界管理舞台的一个声音，代表着中国管理者希望得到世界管理多元化形势下相互借鉴和支持的声音。

正如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所说，今天弘扬“王道”思想，是因为它有助于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难题、瓶颈和挑战；这一思想中的一些重要智慧已经为两岸企业、民间加以运用，可成为指引未来的重要思想体系；更重要的是，两岸中国人面向世界、对世界秩序作出前瞻性及完整的思考时，需要这样的指导思想。

但是，两千年前的春秋时代礼崩于怀，国家和社会需要一个信仰来维持社会的公义，孟子辗转于齐、宋、鲁、腾、魏在倡议王道却失败了；两千多年来，“在中国 ，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鲁迅语）。那么，今天我们倡议王道与先辈有什么不同，到底该怎么做？

让我们先厘清两千年前孟子推行的王道是什么？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就是孟子说的王道。意思是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

孟子特别提醒国君们要注意本国的经济生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豸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其天，勿夺其田，数家之口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耕织并重，不夺农时，减轻剥削，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乐土。

孟子的主张，虽然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他成为中国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成为人们追求民族和谐，政治安定，社会进步和繁荣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持。

王道企业家既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可以作为西方企业培养领导人才的一种典范。这是一个中西企业都可以运用的前瞻管理观点，具有重要的时代背景与意义。第一，中国的“再崛起”为华人企业的全球拓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其次，中国企业家与领导人正在思索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又能结合世界潮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再次，我们身处的世界遇到了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世界的环境问题、美国的霸道横行、中国的食品问题等等。而且，美国在金融海啸中受创很深，但是，大部分的检讨仅停留在经济议题，没有反思到根本的文化、价值观与管理层面。事实上，美国的管理，尤其是管理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强调所谓的“专业标准”，凡事都量化，追求的全是指标，且仅重视单一指标的短期成果；本末倒置的结果，企业经营完全忽略了个人的平衡发展、人本与人文精神，以及多重目标的长期落实。

再如，北京一家中美合资制药企业的外方经理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可堪“学贯中西”的他竟然感觉：“我与那些洋人沟通起来并不费力，只要按规则办事就能得到理解；但让我头疼的，却是经常得不到多数中方经理的理解。我按规则办事，他们就骂我是‘汉奸’……”是的，在中国人看来，“情”是高于规则的东西，替洋人谋利是大逆不道的，即便这是大家共同的规则。

而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思考，王道应该从哪里着手？

利他如果是无私的，能不能持久？

比如，五芳斋，便是从生死线上走出来一条王道！五芳斋是一个传统老字号，已有90多年的历史，曾经就以“粽子大王”而名噪一时。而到了90年代，五芳斋一度跌落，除了转型，别无他法。于是，五芳斋提出“和商”文化来永续发展。2008年全国特大冰灾，农产品价格提升，带来粽子原材料的供应危机，而此时五芳斋的自有基地里却库存充足。这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五芳斋会借机打败所有竞争对手而独吞市场份额。但是，五芳斋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同行遭遇困境时，主动将自有基地的原材料供应给同行，帮助同行一起渡过难关。正是通过“信任、合作、互惠”的和商文化，五芳斋赢得了行业的认同，更赢得了客户的认同！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式需要这种有利他精神、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而这也正是一个企业可以生存的王道！

所以，利他终究可以达到利己。

那么，怎么去落实利他呢？

今天我们落实利他，就是要做推行中国管理王道的先行者和实践者，营造一个环境，不断拓展，使更多的人认同，使世界接受王道的普世价值--利他。

那么，它具有被世界接受的潜质吗？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探究了博爱的本质，把学生分成两组，每人有5欧元启动资金，需要在两种颜色中做出选择，若两人都选橙色，则各得2.5欧分，若都选蓝色，则一无所获，若一蓝一橙，则各有输赢。30轮对决之后发现，利己主义者空手而归，最佳合作拍档成为最后赢家。在模拟了各种生活情境，对来自不同文化圈的测试者进行了测试之后，发现人类的利他主义精神比过去相像的更强大。哈佛大学马丁 诺瓦克教授认为，利他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追求声望以及由此而生的合作欲望是人类进化的重要推进器，合作是基因突变、自然选择之后人类的第三个进化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