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石川:富豪移民咋让省委书记的道歉和愤怒同时中枪?


      地球离开谁也照转,此说可能会召来骂声。但听风是雨是一个方面,人嘴两张皮与张开嘴没上牙又是一回事。比如最近中国与全球研究中心、社会科文学文献出版社所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一出,就有人立马说,不得了,近一半富豪要抛弃自己的祖国了,他们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好政策,如今却要挟财富而去,等同抛弃自己的祖国:“他们带走的财富是永远地带走了,对国家没有任何回报,利润是别国的,而污染和麻烦却留给了自己的祖国。”

 

固然我们并不愿意像一些网友一样幸灾乐祸地说,就是这些垃圾跑路了吧,谁接收他们,谁就会再次遭受背信弃义的风险,谁就会受到新的污染。但“一半的中国富豪都想移民。”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确实最近在网路上很火热。甚至有人说,为啥那位曾经留过学的北大教授张维迎会抛出特赦论?含义大了去了。再者,这些讨论甚至还让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因为浙商马云开会迟到与堵车的事,二人相互道歉,引发网络风波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本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抨击有些部门的工作作风,“现在就是拿了好处也不办事,喝完了酒,吃完了饭,泡完了脚,屁股一拍就走人,什么事也不办,什么问题也不帮企业解决”,并表示要严惩害群之马,以儆效尤的两大奇景,同时中枪。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二位“封疆大吏”在自己所在辖区,居于当时的特殊背景由感而发,甚至做出一些怪异的动作,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不怪不行,外界的解读正在延伸。甚至有人还把这事怪在当年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邓小平头上,他们说,邓小平当年说那句话还涵盖一层意思,笑贪不笑娼。现在想要跑路的富豪或都是小平同志当年一句话鼓励起来的“猫”,这些人除了当年可以通过直系亲属拿到批文等,获得了第一桶金之外,另一些则是走国家富民政策的钢丝,借助国内的法律不完善,打擦边球才获得了财富。倘若只是这些倒也可以理解,小平同志当年说“猫”的前提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令谁也不想到是,这件事后来又转来转去会转到一份由中国与全球研究中心、社会科文学文献出版社所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上。原因是,这份报告一出台,就刮起了一股飓风,甚至有人在网路上撰文质疑“中国富豪为何要抛弃自己的祖国?”撰文的邱林最后写道“对于中国富豪移民问题,尽管各种观点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忽视的,中国富豪的财富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现在,他们把这些财富卷挟而去,等于抛弃了自己的祖国。他们带走的财富是永远地带走了,对国家没有任何回报,利润是别国的,而污染和麻烦却留给了自己的祖国。”

 

问题真这么严重吗?《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数量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际外来人口的国内移入方面,截至2010年底,在中国境内有短期和长期居留外籍人员已达百万人,至2011年底,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已有4752人。这时,我们虽不敢说邱林此时的议论在断章取义,但最起码与报告的实质相去甚远。

 

显然,邱林说的是表象,而报告说的是实质。如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相对落后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处于人才输出国的地位,每年面临大量的人才流失。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完善的移民制度,不仅不能有效地吸引国际人才,而且在吸引本国人才回流方面也面临着诸多制度上的障碍。我国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千人计划来吸引海归人才回国创业,在人才回流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而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人才绿卡和移民入籍等移民制度,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中国梦”,让来自全球的人才从内心认可中国,推动全球人才来中国流动,成就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现实。

 

权衡整部报告,观察者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经济国际化程度加深,中国出现移民潮实属正常,固然它偏向中产阶层,甚至还与政治改革、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污染、教育等密切相连。但是中国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照搬美国普世价值的理论肯定不行,虽然会有人常常拿来与之对比。这一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邹至庄看得或更加清楚,其在给媒体撰文时就称,中国民主体系的性质将不同于美国民主。即使欧洲国家的民主体系也和美国体系不同。对大多数居住在中国的人而言,并不像美国知识分子和住在美国、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主要原因是中国有着和美国不同的文化传统。美国人看重自由,充满个人主义,而中国人更看重社会秩序和集体意识。比起自由,中国人更看重社会和谐、法律和秩序。他们关心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包括长辈和朋友。孔子在著名的关于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论文《大同篇》中就写道:社区的财富应该由每一个人分享,人们应该像照顾自己的老人和孩子一样照顾别人的老人和孩子。这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私人财产体系的理念。

 

与邹至庄观点相近的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亚历山大•卢金也认为,像世界上所有执政团体一样,中国的执政团体也在谋求自己的生存之道,借以让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长期存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势必会修定更有利有人民所拥护的政策及方针,借以挽回过去执政中所造成的不利的影响,会在提高包括社会福利、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如教育的提升和民主的推进。

 

若从这个角度观察,较引人注目的是,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伊始即与民主党派召开座谈会,提出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必须是没有水份的增长。再如日前,他再次逐一走访各民主党派总部,并在民建总部谈到了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知道,当时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如今,习近平这种既有延续传统,又释放出积极的信号的作为无不透露出,中国这一新的执政团体对执政未来中所保持的高度警惕与务实作风。

 

夏宝龙道歉与周强发怒或另有原因

 

就此而言,我们无论是讨论中国所掀起的“第三次移民潮”或者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为了马云前去开会迟到了因为交通的堵塞乃至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强为了当地官员存在“吃拿卡”要问题,破坏了当地商客投资与生存环境,而在该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抨击有些部门的工作作风,“现在就是拿了好处也不办事,喝完了酒,吃完了饭,泡完了脚,屁股一拍就走人,什么事也不办,什么问题也不帮企业解决”,并表示要严惩害群之马,以儆效尤。观察认为,周强发怒的原因极有可能与国内著名民企、制造业巨头三一集团不久前从湖南迁往北京有关。根据媒体报道,三一集团在发展过程中,经常受到排挤,甚至当地的公检法部门都会参与其中。这让三一自感难以在湖南立足,只能离开,也随之带走了高达数百亿的GDP。他们认为,周强直言不讳自揭家丑的勇气值得嘉许。当前,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对于一些企业而言,最大的难题往往不是技术攻关或者市场竞争,而是制度与规则构成的屏障。“拿好处不办事”这种陈腐的官本位思想,正在成为不少企业发展壮大的大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十八大报告中的这段话,正是要求政府权力更多地退出市场,不要过多地扮演管理者甚至竞争者的角色,把市场还给企业。唯有政府放下姿态,以一个服务者的角色出现,从“拿好处不办事”到“不拿好处也得办事”,营商环境才能改善,真正的市场公平才能实现。

 

 固然堵车是一种发作频繁的“城市病”,影响到的当然不止马云一个,而是千千万万市民。但较之周强的为三一集团移往北京的事发怒,夏宝龙在2012中国民营企业峰会上,向因堵车而导致马云迟到事件,向马道歉,并表示要在5年内治堵,二者的可比性存有反差。但二者又体现出地方大员对于当地经济、社会、人文等不善的焦虑心态。也就是说,不管是周强还是夏宝龙的举动,都是在表现一种承诺,虽然二者存在的意境略有不同,一个是“治腐”(吃拿卡要也是一种腐败),一个是“治堵”,若两条路都通了,或距离中国梦会更近一些,又岂不是文明中国的又一进步呢?我们想。(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