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中国没有改革不行，改革本身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许多敏感问题不碰不行，碰敏感问题肯定有风险，有风险就一定有收益，收益大必然风险大，不冒风险的收益是不存在的。如果这里涉及敏感问题说一说都有风险的话，那真的没救了。

　　党的18大后，改革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有些具体的体制改革方案，中央要求“要有路线图、时间表”，激发了社会精英们的改革激情。听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个个摩拳擦掌，谋划人生，试图大干一凡事业。其实，中国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十份艰难，今后的改革更难，不仅需要勇气、热情，更需要科学的态度、智慧。

　　一、改革艰难的总根源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艰难之处，不是不知道如何改、改不动，而是因为在国家治理的理论上没有根本性突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水火不融、相互对立矛盾，虽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执政党的党章修改过几次，但政治理论与指导思想，事实上仍然存在守旧与创新不足。

　　执政党仍然处在坚持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等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1847 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阐述的观点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且，“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达到。”

　　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宣言》的目标，建国有60多年后，至今，不承认、甚至明确反对学习事实证明是先进的政治文化，不吸收、不仿效人类文明成果。造成在原有理论框架内，中国21世纪有很多的问题特别难处理，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议题，即使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也不得不涉及政治议题。即使是纯经济体制改革，也有人群利益冲突难题。这是回避不了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体是革命理论，是夺取政权的理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没有、更谈不上系统，即使有一些论述，也是一种设想、初探，实践上总体是不成功的。而且，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包括老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多年前就宣告解散，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都失败了。这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事实。从中共14大起，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是，却不让大学开设“西方经济学”专业，学习市场经济理论与经验，培养自己的经济学人才。

　　中国共产党的顶层领导人从建国以来，一直垄断着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新权、创造权、发布权、上升正统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除邓小平外，都不是用其毕生精力研究出来的系统理论，只是一个创意、一个题目、一个口号，没有系统化、理论化，其逻辑性、理论性都是不足的。在这一点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及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不及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与前者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基本上不能称其为理论，只能说是一句口号罢了。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唯物论、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资本论》是剥夺资产阶级财产权的理论），马列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现代实际相合，而且要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要接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相结合，才能说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政治文化，否则就不是。也不是我们党现在的最高领导人才有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像现在这样，每届领导人创立一个理论，把它写入党章，他自己便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就发展了，等他们任期两届10年，才产生一句话，13亿中国人等不及，国家不是实验室。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中国21世纪的实际，吸取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和人类主体的先进文化营养，系统地创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

　　说实话，中国社会变化之快，是我们始料未及的，21世纪的前10年与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国国情、党情、社情完全不同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与第一个10年的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已经明显发生深刻变化。按马克主义的基本原理，前进是上升的运动，是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规律，我们必须在一定的否定基础上，才可能前进，才能做上升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否定，就没有前进。但否定，不一定是认定其错误，只是时空变了，在适用性、可用性上的否定，其历史功绩不可否定；是部分含义与在绝对化上的否定。

　　二、理论限制改革实例

　　由于我党、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上没有突破，导致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不下去的事例是大量存在的，下面不防把这些理论限制改革，造成社会进步的难题有选择地列举一些出来。

　　1、 建设法治国家。法，有公法、有私法。法律的一般原则是：限制公权，保护私权。

　　限制公权？如何限制？我国现有法律，大多是保护公权，公共、公众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利与权是统一在一起的。保护私权？如何保护？我国现有法律，大多是不保护私权的，没有任何法律明确规定个人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中国大陆的立法权不是垄断的，任何一级政府，都有权规范本级政府的权力，甚至可以自我授权。法，即惩恶，而国家制度设计思想是“人性善”，没有防止“人性恶”的设计，明显是法只惩民，不惩官，是另一种“刑不上大夫”之“法”。

　　2、民主、自由与人权。民主国家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主导者，非民主国家受到其经常性的舆论指责。民主国家制度伴随工业社会的成长而完善，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为绝大多数人类个体尊崇。自由与人权，早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可我们心底里始终害怕人民的觉醒，挑战党和政府的权威。民主、自由与人权甚至成了中国网络禁止的关键词。

　　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 由于该文件是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并非强制的国际公约，但是它为之后的两份具有强制性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做了铺垫。我国政府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签署了联合国上述两个公约。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但我国的宪法没有得到实施，更没有宪 法法院，不能诉讼。中国党和政府至今仍然不承认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适性，在强调中国的国情、民情的同时，不承认其普世价值。

　　3、要反腐就必须制衡权力，权力制衡是世界通行法则。在中国大陆，任何权利理论上来自人民，但人民没有实质性授权形式，事实上人民的权力转嫁给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切权力来自执政党。谁能制衡执政党？谁能制衡一把手？有什么办法制衡执政党？有什么根据制衡一把手？制度上没有根据，只有革命、造反、推翻一种途径。

　　然而，我们党明确不借用西方的三权分立，不搞多党制。理论上制衡就落空了，而且不主动创造、发明、试验比制衡可能更有效的方法和制度，寄期望于我们的干部个个是天使，寄希望于自律，这种温柔的制度把我们的干部变成了魔鬼。

　　实践上本可以实行党内制衡，党制衡人大，人大制衡政府，上级制衡下级，下级制衡上级。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和议案。尤其是党制衡人大，下级制衡上级这两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这一门槛实在是难以迈过去。

　　4、司法独立。中国大陆的司法机构，现在就独立，的确是天方夜谭。司法界的工作人员很少有独立司法的能力和公信力，不管是法律的理论系统、人才培养、道德灌输、人格品质等，都不具备司法独立的基本条件。

　　如果司法独立，由谁来制衡司法？如果不独立，由什么机构保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的保证因素是什么？司法公正的来源在哪里？

　　5、新闻监督。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习惯上是党的喉舌，由党的宣传机构主管，故然这一机制有许多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而西方那种新闻自由、新闻独立，也不是真是自由自主的，也不全是正面的。如BCC被曝出性侵丑闻。

　　新闻媒体要在保真、即时的前提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必然的。尤其是中国新闻媒体长期承担着党的宣传机器职能，如果一旦放开，那将对整个社会起到的破坏作用大于正面效应。尤其是中国人从众的“羊群心理”严重的条件下，很难把握其度。

　　新闻监督，实质上是代表人民大众说话，监督的主体是官员，直指党和政府的工作。但，那将打击我国官员的威信，对工作没有什么好处，想做每一件事，都会有人说三道四，搞得整个社会动弹不得，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社会效率必下降。而且，能通过新闻媒体说话的民众本身，是站在个人立场上多，公共、公众、国家利益反而没有保障。

　　互联网的网络社会。21世纪才兴起，极大方便了个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流，网络让人们体验畅所欲言的愉悦，感受天涯若比邻的便捷，这正是网络时代的魅力所在。然而有的时候，表达成为情绪宣泄，讨论变成了恶语相向，一些人借助网络展示恶俗，信息潮中湧动着谣言诽谤的暗流。

　　网络社会虽然是虚拟空间，但它终归是由人在使用，并且服务于人，理应遵循文明法治的基本逻辑。一方面，政府不认可网络的正规性、正式性，网络论文不算出版，另一方面，网络暴力又得不到致止。而纸质出版物日渐示微，电子读物基本普及，电子商务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着传统的店铺商业，可我们却没有鼓励的措施和管理的办法。

　　6、官员财产公示。官员财产公示，本是反腐制度建设的突破口，是世界通则，但需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腐败，除明显的贪污腐败，还有灰色收入问题，实际上还有一个庇荫家属子女问题，转移财产问题，财产转移到国外的问题，甚至还有家属子女成为外国籍，所谓“裸官”问题，情况十分复杂。

　　官员、公务员、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不能保护始终没有共识。

　　7、收入分配。“限高、调低、扩中“的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多种条件，但都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依据。限高，为什么要限？如何限？限谁的高？会不会打击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调低，调多高才不算低？依据什么调？标准如何定？扩中，谁是中？资金来源等等，都没有理论依据，没有系统的研究方案，盲目地让各种利益群体在中央争取话语权。

　　8、财政公开。建国60多的来的中国财政，仍然是一个建设财政，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财政模式。如何由建设财政转向为公共财政，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财政依法行事等，都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指导。尤其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省级财政与地方各级财政的关系，也没有一个模式可供遵循。而不仅仅是公开、人大审的问题。

　　9、高房价。住房本是人的生活必须，城市住房通过市场调节，无可厚非，但把住房视同经济增长的引擎，把住房当作投资品，让富裕群体集敛刚性住房需求者（主体是大学毕业生、进城农民工）的血汗钱，往轻里说，是不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往重里说，是党和政府帮助富人剥削穷人，还美其名阅“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时，高房价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危机发生。

　　2012年11月21日，网上贴出了一份李芸卿的家庭房产表，显示其名下拥有24套房，被网友戏称为“房婶”。广州市纪委于2012年11月21日16时56分通过官方微博回应此事，回应称：“相关单位正在了解核实”。 李云卿本人回应说自己只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房产清单上的梁自立或梁家劲他们两个都是她的儿子，自己名下有6套，都是小户型，有一套还是12平方米的。2012年12月，广州市纪委监察局预防腐败局证实，李芸卿并没有违法违纪问题，其购房资金来源清楚、所拥房产属合法致富。

　　合法致富？如果中国13人口，都像李芸卿一样的话，请问中国有那么多地吗？每户24套房，给谁住？他占有24套房的动机是什么？不就是赚钱吗？看到房子利润高吗？那么容易发展的建筑产业，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发展方式？为什么急需要发展的农产业，粮食等生活必须品，不采取住房的一样的政策呢？把农用土地也当作住房一样炒，行吗？“房婶”只能说合当时的法，不合人情、不合国情。一个不合人情与国情的法，那有正义可言，法不正义，何谓法？

　　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后，进城农民工买不起房，城镇化就是句空话。

　　“房婶”只引发了关于公民隐私保护的思考，没有引发社会对房地产政策的思考，这是中国最典型的话语霸权、舆论霸权的结果。

　　三、改革难题的破解

　　对未来改革的谋划。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不动摇的同时，先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增强改革的理论指导性，以及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

　　近年来，改革议论不少，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口头改革的局面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部分人甚至对政府推动改革的诚意和能力产生了怀疑。过往若干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改革的紧迫性。但如今社会冲突加剧，环境成本上升，经济增长出现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最突出的是体制制度因素带来的根本性制约。如经济上，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价格信号长期扭曲，市场主体行为也相应扭曲；财政金融资源或隐或显大幅向国有部门倾斜，原本是创新源泉的民营企业长期遭遇政策性歧视，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中国经济难寻新的增长动力。

　　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要近期的与远期的相互配合，不等不拖。在当前，更应通过让人民可检测的改革行动，表明政府的改革承诺是可信的。干好今天，准备明天，想好后天。

　　首先，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的理论框架、原则和指导思想。

　　1、顶层与专家和民间，三方都做顶层设计。党中央、国务院和党中央、国务院各类机构，按现有分工起草本部门工作职责的理论框架，作为内部版本；同时，指定相关专业的国内顶尖大学专家组成专家队伍，研究出中国特色明显的社会主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的理论框架，作为专家版本；还可以向社会招标，由有专业能力的社会人士起草民间版本。三个版本起草期间，不接触、不交流。

　　2、多个理论版本集中后，分别由不同专家细致分析比较提出个人认识方案，选取其中比较合理的内容。再拼接，再论证，对相互对立，或观点角度不同的观点，再组成两个观点有明显区别的版本。主要是体现民族特色，吸取人类优秀文化，体现无产阶级政治三个方面的差别。供全国政协组织专家讨论，开不成共识的，就以不同版本存在。

　　3、在政治上，我们不一定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例如：西方全民选总统，中国就按现在的体制不动，在任期过半或可以续任第二任期时，在党内民主，一人一票投信任票，信任票数过不了60%的，停止续任或继任等。一定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倒逼现任官员勤奋工作，努力工作，廉洁工作。

　　4、最后形成的理论版本，通过人大或什么形式确定下来，明确要与时俱进，允许专家学者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形成学术派别。这都是我国各类政府工作的理论根据和大学的教材，以及人民监督政府各个部门工作的理论根据。

　　其次，就是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方案设计，并开始做。

　　1、创立上位理论有难度，或者实施起来有困难，是否可以先创立下位理论。如果关于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高位理论，一时难以规范到位，那么我们可以先从下位开始，如财政理论、税收理论、社会保障理论等部门理论开始。例如：我国的法律理论、税收理论，在大学里应该称为《法理学》、《税收学》（或《税收概论》），都没有成形，没有得到国家认可，并上升为国家理论。之所以我国教育、卫生改革出现问题，主要是理论认识没有到位。

　　2、高层三权分立没有共识，是否先实行内部三权分立。国家层面三权分立，肯定没有现在的效率高，形成不了共识之前，我们能否在内部实行三权分立？税务部门过去的管理难度非常大，自实行“征、管、查三分离”后，以税权谋私，徇情枉法的事情少多了，也规范得多。我们党内、政府内部也可以试行三权分离模式。

　　3、人民监督没有渠道，是否可以创设人民实体论坛。中国的上访问题成为顽疾，如何实现下情上达，民情公开，怨气失放，党和政府可以创建一个实体的，一个网络的人民论坛，让有意见的人，有想法的人，有怨气的人，公开自由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我们的党政机关也不需要下基层、访民情，才能获得真实情况，直接读、看、听，就行。

　　4、党的领导形式，是否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我们党至今仍然是像战争时代一样，一切事情站在第一线，指导一切、领导一切，组织一切，政府只是他的跟班。事实上，很不利于党的领导，党要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与政府站在对立面，为民争权、争利，监督政府工作。这样不仅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也不会出现党脱离群众的现象。

　　5、各级党组织、国家和政府三者，各就各位。党是政治组织，国家是人民与土地和文化实体，政府是国家的代表，三者不能混为一谈。现在实际上是三者一体，连18大报告都说“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这就是建立在党、国、政府不分的基础上说的一句错话，亡党不等于国亡。三者各就各位，在中国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说明中国还是一个政治文盲，存在的问题太低级了。

　　6、司法、新闻是否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独立。司法和新闻，中国暂时不可能完全独立，但不等于我们没有目标，必须有一定的独立因素，即业务与技术性事务独立，政治不得干预。包括大学，教学和学术性事务，也应该独立于政治。

　　7、高举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旗帜。民主、自由与人权是人类政治的致高点，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去占领，就永远也成不了世界文化的中心。而且，对民主、自由与人权不加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仿效学习，只能学生当不了老师。如果能结合中华文化的阴职平衡原理，产生的“协商民主”，“睦邻交善、协商外交、各让一步、和气生财”，“法治自由”，“法定人权”等有中国特色的新式政治范畴，将给世界耳目一新。

　　8、实施宪法，宪法诉讼。法治从宪法诉讼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实行大法官审判制，成立国家宪法法院，赋予公民和组织向宪法法院上诉权，其意义不可小视。

　　2012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