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洋洲的澳新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的东南亚国家联盟。
自由贸易协定则多达数十个，主要有：智利分别与墨西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加拿大、秘鲁等国签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分别与智利、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国签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分别与新西兰、墨西哥、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智利、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签定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等等。这使得在APEC成员国中对外缺少统一的声音，成员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及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自的立场和态度也十分迥异，很难有效地维护地区经济效益。
1997年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APEC 贸易投资9个部门提前自由化计划先后遭到严重挫折，其发展方向和体制面临着严重挑战。首脑会议也开始出现向多方面扩散的趋势，如防止亚洲货币危机漫延 ，设定劳工、环境标准，扩大市场准入，加快经济技术合作及贸易投资自由化进度，等等。同时，由于APEC还不是一个自由贸易集团，各成员方在原则的约束性与非约束性、自由化速度、经济技术合作定位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分歧。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及美国“新太平洋共同体”战略构想的逐步推行，APEC极有可能由一个官方论坛组织转化为一个封闭式的自由贸易区，其最先倡导的“开放式地区主义”由于单边行动计划与集体行动计划间的矛盾加剧及其运作机制上的本质缺陷在未来极有可能夭折。
2．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收益与承诺
中国的主要经济利益和贸易关系主要都在亚太地区，亚太经合组织的自由化进程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根据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委员会的研究，在马尼拉行动计划中，中国可获得1.4亿美元的直接受益，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获益最多的。当然这种获益不同于传统上的援助，主要体现为经济技术合作，伴随着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逐步深入，经济技术合作在中国等发展中成员的推动下正在深入发展，成为推动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进而成为实现地区经济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强有力的机制。更重要的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为我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事务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并使我国获得了利用APEC作为重要的地区论坛表达自己愿望和对重大问题异议的权利，从而使我国在与各成员经济体的合作中，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渐进地转变自己的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为促进地区经济长期发展和共同繁荣创造了基础条件。
应当说，我国对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自由化进程的态度是积极的。从1991年以来，为配合推进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我国在改革外贸管理体制、放宽管制、降低进口关税和服务部门自由化等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承诺，进行了多次改革。1991年降低了43个税号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并开始取消外贸出口补贴，实行自负盈亏制。1992年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在上海和广州开展业务，指定的外国银行也被允许在上海的浦东开发区和福建省的厦门开展人民币业务。同年4月1日，又取消了对彩电、汽车等重要机电产品和化学纤维加征的进口调节税，10月1日又采用新的商品目录制度编制海关税则，并先后两批分批降低了225个和3371个税号的商品进口税率，使我国关税总体水平下降了7.3%，即降至39.9%。1993年12月31日，又降低了2898个税号的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其中包括国内某些短缺原料和供不应求的机械设备，降税幅度为8.8%，从而使我国关税的算术平均税率由39.9%降到36.4%。从1994年起，取消出口总额、出口外汇和进品用汇的指令性计划，代之以指导性计划，允许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自己经营外贸进出口，统一退税制也在中央财政指导下逐渐建立起来。1994年5月又通过了《对外贸易法》，这为我国外贸真正与国际体制接轨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人民币官方汇率的并轨，确定了以市场供求为基准的人民币流动汇率制。1995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出席大阪非正式会议期间宣布减少4000个进口税目30%的税率，这使我国平均进口税率从35.9%降到23%。为落实江主席的承诺，从1996年4月1日起，4994个税目的关税税率开始下降，占我国现行关税税目总数的76.3%，降税幅度达35.9%。同期允许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组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这是涉外投资银行首次允许在华经营。并且从1996年起，人民币成为国际经常项目中可竞换的货币。1996年4月还取消了176个税目商品的许可证和进口控制，占现行许可证管理商品总数的30%。1997年7月，江泽民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温哥华会议前宣布，进一步降低关税、把平均进口关税税率由23%降低到17%，为此当年10月有5000种商品降税，占现行关税税目总数的73%，降税幅度达26.1%。1998年4月，中国政府又在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会议上提出，2005年中国工业品关税算术平均水平将降为10.8%,并取消所有工业品非关税措施，农产品关税总水平也将降到15%，并逐步开放基础电信、金融、法律、会计、分销、房地产管理，计算机软件和系统等服务贸易市场。
当前，中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共设6350个税目，其中只有384类商品实施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占进口总税目的比重还不足5%，我国只对原油、煤炭、棉花、大米、玉米和茶叶等16种商品的进出口实行统一经营，而对其他商品则基本放开。根据2001年6月中美、中欧世贸协议就遗留问题所达成的全面共识，2005年中国工业品进口关税将进一步降至9.4%，农产品关税降至15%，农产品补贴占农业增加值比重降至8.5%，这不仅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使我国在1996年提交的马尼拉单边行动计划规定2000年平均进口关税税率降到15%，2010年降到10%，2020年降至5%的目标大大提前，减税的进程大大加快了。这些改革措施必然会促使我国高速发展对外经贸事业，逐步对外资开放更多的部门，增加引进外资政策的透明度。并通过进一步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推动我国的市场开放和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创新。
3、中国今后的APEC进程与挑战
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调整方向主要是：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带动下发展国民经济，进而在国民经济增长的条件下降低关税和减少关税壁垒，开放更多的经济部门，保持政策的透明度，促进企业效益提高，从而为进一步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和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创造条件。
首先，从关税减免角度看，1996年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关税已降到零，真正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文莱、智利、新西兰到2010年也将达到“零”关税，加拿大到2000年已降到2%以下，美国、日本同期分析降到2.7%和2.9%，澳大利亚降到4.8%，菲律宾除农产品外2004年关税降至5%，印度尼西亚2003年取消附加税，关税降到5%至10%之间。与之相比较，中国关税下调空间还很大。同时从我国的关税税目结构来看，税率在20%以下的占57%，40%以上的占16%，加之名义税率与实际执行税率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如2000年我国名义税率15%，实际税率才6.6%。因此，关税减让的余地还是很大的，但全面大幅度下调关税的可能性却非常小。
其次，从放松非关税措施看，根据我国政府提交的马尼拉单边行动计划，近期内，即1997年至2000年，增加非关税措施的透明度，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中期内，即2001年到2010年，进一步放松配额、许可证和行政管理等非关税壁垒，并在加入WTO后五年内，逐步将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转变为登记制。远期内，即2011年至2020年，我国将根据消除非关税措施时间表，基本废除那些与WTO协定相违背的非关税壁垒。放松非关税措施是大势所趋，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是：美欧对我国施加的压力很大，而这方面的改革和转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转轨还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期。
最后，从引进外资和服务部门市场准入来看，在APEC21个成员体中，新加坡和香港已完全实现投资自由化，外资流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其次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外资的流入限制不多，基本上实现的自由化。中国等发展中成员要到2020年才能实现投资自由化。当前我国服务部门被普遍认为是最封闭的领域，这方面的市场准入也被认为是最棘手的。根据我国提交的单边行动计划，在1997年到2000年的第一阶段，国外银行和保险公司已按计划被允许在24个指定开放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外资企业也按协议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十个城市进行了经营或投资，尽管航空、公共通讯系统和特殊通讯领域仍不允许外资进入，但外资已获准可在国际海运、高速公路运营和民用机场建设等领域进行合资或合作经营。在2001年——2010年的第二阶段，随着中国加入WTO，将进一步取消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和地区范围的限制，运输、通讯和商业等领域也将获得更大范围的市场准入。在2011~2020年的第三阶段，随着基础电信协议、信息技术协定和金融服务协定等在我国的生效，我国服务市场将完全开放，外资流入限制将基本取消。
亚太经合组织不具备任何机制强迫自己的成员国减少贸易和投资障碍，但它通过各种活动已经具备一定的越来越大的“隐性压力”①，促使和推动成员不断修订单边行动计划，使之更具进取心，并规范和贯彻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承诺基础制定的集体行动计划，一起成为推动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力量，进而迫使成员体自愿地实现部门提前自由化。
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仍未建构起来，现代企业制度也没有真正形成，经济增长方式还处于粗放型阶段，因此，在开放那些缺乏竞争力，但又具有战略地位的支柱产业时，就要格外谨慎，量力而为。从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看，过分强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缺乏体制创新和机制建设上的准备，那将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金融和支柱产业部门的开放更要循序渐进，稳步进行。
中国应当积极界入东亚“十加三”框架，构建以我为中心的“东亚自由贸易区”
1、东亚“十加三”框架的形成
东亚“十加三”框架的雏形是成立于1967年8月8日的东盟。之后，随着文莱、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先后加入东盟，到1997年东盟已发展成为面积达449万平方公里、人口近5亿、国内生产总值7000亿美元的大型地区经济集团，也是东亚地区唯一较紧密结合的经济合作组织。东盟成功走上了亚太次地区外交舞台的中心，增大了对本地区事务的发言权，较好地实现的《东盟宣言》中“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目标，成为不可忽视的确良个政治、经济实体。但是，由于新老成员间在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上的巨大差异难以消除，加上新老伙伴关系间尚存在着领土、资源等尚未解决的问题。同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东盟的核心成员国印尼至今仍一蹶不振，导致内部分歧日益增多，内部的凝聚力大大减弱，东盟尚担当不起亚洲代言人的角色。
为解决亚洲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和加强亚洲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1997年9月，日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倡议成立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组成的组织，集资1000亿美元帮助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但由于该构想可能危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地位，在美国等国家反对下无果而终。1998年日本大藏大臣官泽又提出建立“亚洲基金”的构想，以帮助亚洲遭受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恢复经济，弥补贸易、金融交易中短期资金不足的问题。1999年10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他主张从东亚地区开始经济技术和货币合作，然后逐渐扩大到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根据东亚峰会的协议精神，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东盟、日本、中国和韩国财长会议上，就亚洲地区加强贸易和金融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东亚10+3”体制正式确定。
是东亚各成员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的共同愿望，也是各成员国共同的利益选择，是建立在WTO公开性和非歧视性原则的基础上的一个官芳论坛组织。“东亚10+3”体制在其经济合作过程中涌现出的问题及积累的经验将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借鉴和推动作用，并在地区框架内部自由化的基础上借助WTO的协调体制，解决贸易争端，不断推动区域内外贸易的增长，扩大开放程度，从而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对APEC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而言，也有助于弥补东盟国家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影响力下降的空缺，强化亚洲成员体的声音，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有效地维护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
2、东盟、日本、韩国在“东亚10+3”体制上的各自考虑和立场
对于“东亚10+3”体制，东盟国家认为应以东盟为基础吸收中、日、韩参加，最后建成东亚联盟。他们希望利用业已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东盟投资区（ATA）计划，并以此为基础扩大到中日韩三国，最后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他们非常担心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中、日、韩将占据主导地位，自己的地位会受到忽视，因而希望将东亚合作的目标限定在经济一体化方面，而不是政治或其他方面的一体化。关于投资与贸易方面的合作，东盟希望于2005年完成东亚区域内制造业开放，2010年完成农业部门开放，并根据各国的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照顾欠发达国家利益，避免区域内各国在投资和引资方面的“内耗”，尽量将外资留在本地区。关于金融合作，东盟国家希望建立独立的亚洲自我援助机制和地区稳定基金，加强日元在本地区的主导作用，进而以日元为基础建立亚洲统一货币，摆脱对美元的过分依赖。
当前，日本与东盟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就不仅取代了美国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而且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从1995年至1999年，东盟对中日韩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4.4%，其中，对日本贸易额占同期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6.7%，远远超过同期对韩国双边贸易额所占的比重4.4%和对华双边贸易额所占的比重3.3%①。东盟钢铁、汽车、通讯及机电产品主要来自日本。东南亚还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重点地区，日本提供的经发援助中有六成投放在东盟国家。同时作为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出口的原油、天然气、工业原料等产品也主要输往日本。
韩国则更加关注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作用。作为世界上第11位经济大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96年的5202亿美元降至1998年3171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后约下降了7%。因此韩国对建立“东亚10+3”经济合作组织，尤其是推进中日韩经济合作非常热心。1999年11月金大中总统在出席马尼拉举行的东亚峰会期间向国务院总理和小渊惠三首相提出了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的设想，希望以经济上具有互补关系、文化上具有同质性中日韩三国为主轴，最先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进而吸收东盟参加，最后建成经济共同体，并借助中国，摆脱自己在日韩缔结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的不利地位，提高自己的谈判地位和影响力，取得一箭双雕之效。
在日韩正在进行的缔结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双方计划用10年时间取消所有贸易领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第三国也不提高贸易壁垒，届时韩国对日出口的纺织品、农产品和电子产品贸易量将大幅增加。随着市场的扩大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两国企业还可通过战略性合作降低成本和价格，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与欧美企业的竞争中进一步提升竞争力。但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实力远强于韩国，其GDP约十倍于韩国，对外关税也仅2.9%，远低于韩国的7.9%，自由贸易区缔结后，韩国对日出口的增速将低于日本对韩出口的增速，韩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很可能进一步扩大。因此，韩国企图拉拢中国和东盟，尤其是中国，通过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来摆脱对于日本市场的过分依赖。事实上，从1995年到1999年，韩国对“东亚10+3”区域内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5%~36%的水平，其中对日贸易在韩国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从19.1%降至15.2%，对华贸易所占比重从6.4%升至8.6%，对东盟贸易占比重从10.8%升至11.3%，已经初步摆脱对日本的贸易依赖，其对外投资中也约有四成投资在亚太国家和地区中。
日本是亚洲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它对建立“东亚10+3”体制态度甚为积极，从20世纪60年代起它就致力于亚太地区建立某种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并多次提出过相关倡议，“雁行理论”就充分表明了日本充当亚洲经济发展“领头雁”的企图。付诸于行动的有1967年成立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BEC），1968年成立的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和1980年成立的“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在其2000年通商白皮书宣称日本对外经贸首要目标是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系，积极推进多重结构的对外经贸政策，促进与亚洲地区的经济联合。但是在推进“东亚10+3”具体方式方面，其思路与韩国基本一致，也是倾向于先在日中韩三个经济大国间率先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再推及东盟，最后形成“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迄今为止，日本是APEC中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最为积极的成员国之一，它已先后同韩国、墨西哥、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六国就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过接触，但日本更加瞩目韩国与新加坡。因为韩国和新加坡分别是世界商品贸易进出口总额排位第十二位和第十三位的国家，在东北亚一带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同时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也有使日本游离于国际区域集团化格局之外的可能，为增强自身竞争力和消除“岛国经济”及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弊端，将有意红杏出墙的韩国和新加坡从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引力中拉出来，进而构建以自己为主体的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并与之抗衡，就会使其在美日欧三极竞争中占据更有利地位。如果日本能率先同韩、新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就不仅会加强日本同这两个国家间经贸往来，而且会进一步稳定日本在亚洲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为今后日本在“10+3”框架中占据主导地位创造条件。值得提到的是，从1996年以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已有所式微，除对华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重有所上升外，对韩国和东盟的贸易比重均有不小幅度的下降，从维护本国经济安全角度考虑，这是必须加以阻止的趋势，因此，通过APEC和“10+3”框架来重铸自己曾经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及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已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了。
中国应当继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在东亚建立以我为中心的区域经济集团的战略构想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亚太地区区域内经济贸易合作的逐渐深入，中国对“东亚10+3”体制成员的贸易不断发展。1990年中国对日本、韩国、东盟的出口依赖度为22.5%，1995年升至29.5%，2000年保持在28.2%，中国对日本、韩国、东盟的进口依赖度1990年为20.6%，1995年升至34.1%，2000年又进一步升至38.6%。日本、韩国、东盟对中国出口的增长率远比中国对日、韩、东盟出口快得多，区域内相互间贸易占彼此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从产业结构上看，日本、新加坡、韩国已基本实现了重化工业化和贸易机电化，同我国贸易分工基本呈垂直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则与我国类似，又处在相同的发展阶段，贸易的分工基本呈水平型，经济的同构性导致不可避免的市场竞争。但是在动态的贸易利益格局调整中，彼此的相互补充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资源性产品和产业内贸易互补性更为明显，这导致市场容量的扩大和新的产业分工的不断扩展，从而使“东亚10+3”体制成员间贸易成为目前世界上贸易扩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
从竞争角度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市场竞争主要不是在双边的境内市场上，而是表现在对第三方市场的争夺。中国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香港、日本和欧盟，其中对香港的出口又有很大一部分是转品到美国市场。对东盟国家来说，美国和日本也是其主要出口市场。2000年，中国对美国和日本市场的出口依赖度分别是24.2%和16.7%，而东盟对之的依赖度也分别是20%和13%。在出口商品种类上，中国与马来西来在机械制造业、原料方面，中国与泰国、印尼在电子电器服装和鞋类及杂项制品方面、中国与菲律宾在有色金属、陆路车辆、家具及配件等方面具备极强的竞争性，随着东盟实现关税同盟步伐的加快，这种封闭的地区主义在增强东盟产品对外竞争力和提高产业结构配合程度的同时，必将对中国产品产生更多的排他性，加剧双方在同类产品出口中竞争的激烈程度。
但是，在亚太地区日益扩大的贸易格局中，中国与东盟绝大多数国家出口商品在结构上主要还是互补的。越是不发达的国家，越是倾向于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与中国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而且随着近年来部分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的逐步高涨，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绝对优势越来越大，中国出口的相关产品由于要素禀赋替代的困难性，正受到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甚至泰国等发展水平近似国家越来越多的欢迎。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已逐步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形式的互补性分工①。产业内贸易是指同产业中双方国家互有不同质商品的贸易往来，目前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类型，约占国际贸易额的七成左右。例如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在办公用机械、电动机械、电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中国与印尼、菲律宾在钢铁、机械及运输设备方面具有较好的互补关系。
日、新、韩三国发展水平比我国高得多，尤其是在机械及运输设备、办公用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电讯器材及收录放设备、信息产业等方面与我国互补性极强，而在电子电器、纺织服装、鞋类箱包、船舶等方面的竞争只占相互间贸易的极少部分。日、新、韩三国均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极高的国家，资金、技术极为丰富，1995年~199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中，来自以上三国的就达462亿美元，约占我国同期引进外资的1/5强。它们虽然资源缺乏，劳动力价格高，其工人小时工资水平约30至50倍于我国，但由于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地位很高，国际竞争力极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1996~1999年的资料，在由国际化、政府管理、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制度与国民素质等八大要素构成的“国际竞争力指数”排名中，新加坡连续4年位居榜首，综合排名第1位；日本国际竞争力在第12至第14位间，韩国国际竞争力排名在19至22间，均远高于我国的排名②。我国近二十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和出口扩张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也比较丰富，但基础设施、组织制度、工业经验、国际风险承担以及创业能力等方面还比较薄弱，资金和技术对外的依赖度均很大。这些特点决定了“东亚10+3”体制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可拓展的空间还很大，可塑性极强。
在地区主义泛滥的今天，“10+3”体制成员国依靠单打独斗，显然很难适应今后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要求，因此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和经贸往来，建立完全由亚洲人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自由贸易联盟，不仅有利于互通有无，深化成员体在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分工体制下的互补关系，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资源的合理利用，改善区域内的贸易条件，促进投资的增长，构建日本、新加坡、韩国向中国及东盟老成员国转移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再由中国和东盟老成员国向东盟新成员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机制，并通过贸易和投资所带来的“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地区贸易总体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各成员国加强经济合作和金融领域的对话，建立有效的自我援助和金融监管、防范机制，改变美欧等国操纵世界经济格局的局面，加强相互信任和意见沟通，解决本地区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建立新型的“南北”关系和推动全球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及经济合作关系作出贡献。
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在未来构建“10+3”体制问题上东盟和日韩争论不休时，我们还应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优越的特点入手，由北及南，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地推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合作。在东北亚，我们不应遗弃中、朝、俄、韩、蒙五国在1995年12月鉴署的开发图门江地区的三项国际协定。同时由于日本在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外汇储备和对外直接投资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均数倍于我国，在日韩均不约而同地拉拢我国加入其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和三边自由贸易区的企图中，我们应正视这种差距。而且我国目前进口平均关税高达15%，而日韩仅分别为2.9%和7.9%，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我国的产业和企业将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在东北亚地区通过拉拢俄朝蒙三国，尤其是俄罗斯，就不仅可以在经济是不入日韩之彀，在政治上、军事上“借俄抗日”，并且把“10+3”体制扩展为“10+6”体制，将东北亚所有国家均纳入日韩所构想的组织中去。如果将来“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真的成形，我国还可以借此摆脱对日韩经济合作的被动地位，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构建起对俄、朝、蒙商品和资本输出框架，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等条件成熟时再和东盟合并，最后真正建立起与欧盟、美洲自由贸易区鼎足而立的三极格局。
在东南亚，我们应借助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通过大力发挥海外华人在东南亚贸易和投资中的主导作用及中华传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巨大渗透力，借助“东亚10+3”体制，大力发展对东盟的贸易和投资，利用我国相对比较完善的产业结构和科研体系进行大力扩张，抵消日本“雁行模式”文化在此的影响，并进而为我国南部地区构建一个稳定可靠的屏障，打破美国多年营建的从阿留申群岛至马六甲海峡的排华链式封锁圈，保证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安全。
相较于南北齐头并进的“东亚联盟”战略而言，在我国更具可行性的是大力发展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经贸往来，实现三通，早日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2000年大陆与港澳台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达16082亿美元，超过英、法、意等国，仅次于美、日、德，居世界第四位，剔除了相互间贸易后的贸易总额达10981.2亿美元，超过德、日、英、法、加等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3700余亿美元，超过世界第一的日本100多亿美元。数字简单加总即可见这是一种怎样的“互赢”策略。再者，凭借雄厚的外汇储备和外贸实力，两岸如能实现和平统一和经济整合，进而发行统一的“中华元”，我们就能拥有一种与美元、日元、欧元影响力不分轩轾的可兑换的国际货币，就可以避免遭受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式的货币冲击，极大地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安全。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看，两岸如能大力发展经贸往来，实现三通，进而构建起关税同盟和统一大市场，也可以使港、澳、台大大摆脱对美国经济的过分依赖，避免陷入当前这种经济衰退。进而当两岸完全实现区域经济整合后，再携手共进，南北出击，左右逢源，将“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合并为统一的“东亚联盟”，并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军事实力，放手一搏，与日本、俄罗斯展开“盟主”之争，使“东亚联盟”成为由中国人主导的国际性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并通过此表达自己的呼声和意愿，从而实现中华民族腾飞，把21世纪真正变成“龙”的世纪。
总之，在摆脱地区主义影响和构建以我为中心的区域经济集团方面，我们因不妨借用著名政治家邱吉尔首相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英国构建“三环外交”战略的作法，构建一层层以我为中心的经济贸易集团：其中第一层次是强化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整合，早日建成以“三通”为基础的自由贸易集团和经济货币同盟；第二层次是利用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现有的机制，通过吸收俄、朝、蒙等国加入，进一步强化和做大“东亚10+3”体制，利用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整合以后的整体优势，构建起以我为中心的“东亚联盟”；第三层次是借用现存的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机制,大力发展与太平洋彼岸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南方共同市场间的经贸往来关系，并通过我国独具的后发优势和速度优势，在未来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中展开与美、俄、日等大国的综合国力的角逐，最终把21世纪真正变成“龙”的世纪，实现我国几代人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国家复兴昌盛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