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祥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御寒能力减退，老婆时常劝我冬天买个帽子戴上，既卫生又保暖。殊不知我们一家多年为帽子所累，对帽子的记忆太过沉重。

　　受父亲身份的牵连，母亲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是在政治白眼和经济歧视中度过的。我知道母亲是干练的，年轻时有着姣好的容貌，十几岁就师小毕业，当上了民办老师。母亲对知识和有知识的人崇敬有加，在解放之前就毅然决然嫁了二婚且年龄比自己大近十岁的知识男人。从土改定成分，到四清、文革，父亲经历了多重政治和经济的冲击，绝望时母亲曾经偷喝农药自杀，幸被及时发现抢救，但纵令多少人劝诱，也包括父亲的恳求，母亲不曾动过任何与父亲分手翻身过上红日子的念头，尽管母亲有着充分的理由——娘家为贫农，姥姥还是太行山区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母亲的清醒和坚韧是上辈给我们最好的财富，就像最近一期《达人秀》上高晓松所言：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父亲被戴上“国民党员”的帽子后，我们全家生活走进冰窟：成绩最好的大哥因在学校反复挨打，直至被人打掉门牙，不敢再去上学。年长的姐姐到了婚嫁年龄无人敢娶，冬季因没钱买煤，以烧柴草取暖，屋里整天充满烟气，另一位姐姐常年受寒染上皮肤病年年秋冬时全身刺痒受尽折磨。十多岁的大哥被荣幸地遣送外地修水库，为多挣点主食捎给家人哭着争当引爆炸药的炮手，却因成分高担心搞破坏不被恩准。幼稚的我仗着学习不错人缘甚好，为了跟别人一样系上红领巾联合几个同学与老师较真，竟被说成有反动倾向，学校领导黑着脸怒吼着要查出身，请家长。于是，尽管几年后我也顺利入团，还在单位被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但红领巾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尽管我为家里挣了满墙三好学生奖状，我也是家乡最早跳级考入县中的人，我竟一直没有资格戴上红领巾。多少年之后等我女儿从学校兴高采烈地拿回红领巾让我给戴的时候，我非常认真地告诉她：对不起，孩子，爸爸没戴过，爸爸真的不知道怎么戴。

　　学龄前的时光时常与绵羊为伴，为了解决全家人的穿戴，母亲每年会养上几只羊，羊奶给年幼的孩子喝，羊毛被剪下纺线织成毛衣，老羊杀掉后羊肝用来给患有营养不良的孩子明目养眼。夏天剪羊毛之前要给羊洗澡，兄弟们牵着羊走到水塘边，悄悄地解下铁链，突然“扑通扑通”地把羊推到水里，羊在水里挣扎几下就游了起来，我经常为羊在游泳技术上的无师自通感到惊奇。杀羊的时候，老羊会跪下来与主人告别，痴情的三哥会抱着羊痛哭。

　　寒暑假经常扁担不离身，不是挑水担柴，就是割草捡粪，通通离不开扁担。街头田间经常听到扁担负重时发出一颤一颤的声音，常常因能为家长分担生活之累感到些许欣慰，偶尔还会受到褒奖。

　　有一次，我与二哥、三哥作伴到地里割草，三个人半天下来割下大约百十来斤青草，因为经验少草绑的不结实，路上突然起风，挑扁担的二哥被风刮的左右摇晃，晃动之下捆草的绳子松了，草捆被吹散，青草漫天飞舞，二哥气得用扁担捶地，我和三哥一边在地上捡，一边跑着去追赶随风飞扬的草。

　　童年记忆中最敞亮的日子是二哥对着大队喇叭讲故事，母亲登上表演舞台。二哥讲的是“柳下跖怒斥孔丘”，母亲演的是“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当时讲的内容我只是觉得热闹，唯一满足的是只有被批挨斗资格的家人竟也有了机会像正面人物一样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孔子是对是错，小平是好是坏，大家不持观点，每个人心中的满足就是得到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批判能力。二哥讲的绘声绘色，母亲演的有模有样，那时候我记得二哥已经可以戴红领巾，父亲不再被喇叭广播去扫街，大哥好像做了生产队长，可以一大早敲钟把大家搅和起来派完活儿自己回家睡个回笼觉儿。

　　两年之后，父亲被摘帽平反，戴了多年的国民党帽子原来是莫须有，直到民政部门送来被停发多年的2000多元二等残疾军人抚恤金，我才知道父亲曾是正牌的八路军连队文书。

　　2000多元钱不仅供我们几个小兄妹读了小学中学，还被能干的大哥化腐朽为神奇自己烧砖、烧灰、脱坯、制梁，筑起了六间砖石混合的新房。

　　 曾几何时，我们全家都“属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