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湖湘文化逐渐形成了“崇政、尚武、重农、轻商”的典型特征，并由此派生出根深蒂固的政商传统。
　　先秦直至隋唐，湖南是文化蛮荒之地，“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民风强悍、刚烈、倔犟。湖南人至今用土话概括自己的特点就是“霸蛮”。
　　二千多年前，屈原、贾谊等文化名人给这片蛮荒之地带来了早期的文化启蒙。
　　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他“博闻强志”，“娴于辞令”（《史记》），精通文学、历史和神话，20多岁就被楚怀王任命为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宰相）。他主张变法图强，联齐抗秦，触犯了王亲国戚和贵族大臣们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儿子子兰以及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反对和攻击，被楚怀王撤职流放。楚顷襄王继位后，屈原再次被流放，辗转流离于湖南的沅江、湘江二水之间，长达9年，最终自尽于湖南的汩罗江以身殉国。被流放在湖南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文，在民间广为流传，给湖南的士人和来到湖南的士大夫以很大的影响。
　　屈原辞世后100年左右，贾谊被贬到长沙国当长沙王的太傅。贾谊年仅21岁时就受宠于汉文帝，后因遭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至距京城千里之遥。当他渡湘江到长沙时，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吊屈原赋》。贾谊身在长沙，却心系朝廷，时时关注天下大事，遇有机会，就向汉文帝上疏，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与贾谊相隔千年的柳宗元，对湖湘文化的早期影响也很大。柳宗元生于唐朝，31岁就成为朝廷中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公元805年，以王叔文为首的士大夫推行“永贞革新”，但不到半年即因反对派政变而告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今湖南省永州市境内）。从此在永州谪居10年。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作品，涵盖诗歌、辞赋、散文、寓言、游记、传记、以及哲学、政论等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在湖南永州生活期间所著。
　　屈原、贾谊、柳宗元先后生活于不同的朝代，他们的出生地都不在湖南，但他们却有相似的人生经历：才华出众，志向远大，很早就受宠于君王或进入执政阶层，力推革新强国，但不久即失势，被贬放至湖南；在湖南这偏远之地，他们仍心系朝政，著文赋诗，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给湖湘文化的源头注入了“心忧天下”、“关心政治”的元素。特别是贾谊写《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抑商，不仅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深远影响，而且给湖湘文化烙上了“重农轻商”的深深烙印。
　　从北宋的周敦颐、到南宋的胡安国、胡宏、张栻，直至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湖湘文化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心忧天下、经世致用，成为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湖湘文化也强调“留心经济”（胡安国语），但他们所说的“经济”，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决不是经商。正是这种经邦济世的湖湘文化决定了湖南士人的价值取向，他们把人生价值定位在安邦治国上。对湖南人而言，当官就是成功的标准，官当得越大就越成功。
　　从胡安国创立湖湘文化以来，湖南人既重视农业，也重视教育，强调“耕读传家”，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如果当不了官，就去教书，甚至回乡务农也决不经商。这种“崇官、重教、重农、轻商”的湖湘文化传统和湖南人“霸蛮”的性格相结合，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传。
　　晚清名臣左宗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20岁开始，6年中，3次进京会试，都没考上。他觉得仕途无望，决定回乡务农，用在陶澍家教书获得的银子在老家湘阴购置田地建房，准备“长为农夫没世”，甚至给自己取名号为“湘上农人”。
　　同为晚清名臣的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崇政、霸蛮、重农、轻商”的特点在他身上表现得最充分。他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成功地做到了；他把“霸蛮”上升为“血诚”、“明强”的儒将之风，率领湘军大获全胜；他要求 “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与以前的湖南士大夫不同的是，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工业企业――安庆内军械所，但这并不是“重商”，还是“崇政尚武”，因为他办这个企业的目的是为湘军提供武器装备，是为军政服务。
　　湖湘文化中的政商传统由曾国藩正式发轫，左宗棠继而发扬光大。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的第二年，左宗棠在浙江巡抚任上结识了胡雪岩。一段政主导商、政商双赢的千古佳话由此传世。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底太平军攻克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1862年（清同治元年），经曾国藩举荐，左宗棠升任浙江巡抚，奉命率部进军浙江。由于当时清廷腐败无能，要赔款给外国列强，还要供给军队在十几个省份作战，财政捉襟见肘，左宗棠的部队已缺粮欠饷近五个月。与此同时，靠王有龄在浙江发迹的徽商胡雪岩急于寻找新的靠山，他抓住这个机会，雪中送炭，送给左宗棠二十万石粮食。左宗棠原本看不起商人，此刻却对胡雪岩另眼相看：“胡雪岩人虽出身商贾，却有豪侠之慨。”从此，胡雪岩得到了左宗棠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以后的日子里，胡雪岩帮左宗棠筹饷，购置军火，打理洋务，样样都干得很出色。
　　作为湖南人，大多不屑为商。其他省份特别是沿海一带的人则不同，即便是获得二品官衔的胡雪岩，也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妾，风流一世，此生足矣！
　　1865年（清同治四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1866 年，他在福州马尾创办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这是个典型的官办企业，创办的目的也是为军政服务。左宗棠在创办之初给皇帝上疏说：“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可见，创办船政局的初衷就是为清朝海军提供装备。
　　距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不到4年，“湖南神童”熊希龄诞生于湘西凤凰县。不像左宗棠三次会试落第，熊希龄14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朝考后授翰林院庶吉士。一路走来，春风得意，初入仕途的熊希龄踌躇满志，准备在官场施展才华，实现“经世济民”的人生理想。然而，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他改变了从政的方式，他决定投笔从戎，1896年，熊希龄担任了两湖总督张之洞的两湖营务处总办。在这个职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但未被采纳。这时，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熊希龄向陈宝箴建议在湖南设立枪械厂，获得陈宝箴高度认可。1896年秋，陈宝箴把他挖到湖南，委以筹建枪械厂的重任。由于种种原因，枪械厂没建成。1897年，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熊希龄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解决了办学经费，创办了长沙时务学堂。
　　“戊戌变法”失败后，积极从事维新活动的熊希龄被革职。4年后，应大学士文俊铎之邀，熊希龄到文的家乡醴陵县考察瓷业。考察回来，熊希龄上书给新任湖南巡抚端方，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措施，得到端方的批准和支持。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正月，由熊希龄任校长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正式开办。为了让学员有一个实际操作的场地，熊希龄于1906年在学堂前筹建“湖南瓷业公司”，建立生产性窑场，实行机械制瓷并于当年生产出细瓷。湖湘文化的特征在熊希龄身上充分体现，他将从政从军放在首位，为了强军，他建议办厂；仕途不顺，就去抓教育；为了教育，才去搞官办的公司。只要有机会，他立马弃“商”从政。就在“湖南瓷业公司”创建不久后，熊希龄前往东三省，先后担任农工商局总办、奉天盐法道、东三省财政监理官等职。辛亥革命后，熊希龄曾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
　　早在熊希龄筹建“湖南瓷业公司”的前三年，也就是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黄兴就在长沙创办了“华兴公司”，不过，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为了避免官府的注意，对外是“兴办实业”的“华兴公司”，华兴会的骨干都是公司的股东，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为会员证。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可见，黄兴当年“经商”只是个幌子，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
　　湖湘文化中的政商传统代代传承，无形中束缚着湖南人的思维，主导着湖南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直至今日，从文化传播领域到工商企业，大多数湖南人以“湘军”称谓而自豪，如，电视传媒企业称“电视湘军”，出版企业称“出版湘军”，路桥公司称“路桥湘军”，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称“工程机械湘军”……不仅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不屑于“湘商”的称谓，就连一些富甲一方的民营企业家也不愿以“湘商”自谓，而是努力与“政”挂钩。
　　政高于商，政主导商的格局延续至今，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及其地位，就连完全是民间性质的异地商会，也要千方百计由政府机构来主持，例如，北京湖南企业商会的常务副会长就是由湖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担任，秘书长也是由湖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处长担任。这凸显了湖湘文化中政商传统的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