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价格机制改革获得新进展。据报道，全国天然气价改扩大试点方案已递交相关部门。定价方法仍沿用在两广试点的“市场净回值法”，川渝等地有望成为继两广之后第二批试点区域。

　　目前未纳入试点的城市天然气价格是由出厂价、管输费和城市管网费三部分组成，各环节均受到行政力量的强力管控。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天然气价格关乎社会商品总成本与民众日常生活开支，是为政府管制价格的重要理由。然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却是，国内天然气价格长期处于偏低水平，引发诸多不合理的经济现象。首先，天然气低价格现状在客观上怂恿了高耗能产业的肆意扩张。表面看来，能源的低成本使用可以压低产品出厂价格，但这在实际上却是对产业升级的掣肘，不仅不利于国民生活水平的切实提升，还造成了稀缺资源的巨大浪费。其次，天然气价格扭曲致使市场供求间形成空隙，成为“气荒”现象的根源。近年来，各地频现汽车加气难问题，其根源就在于终端低价压制了生产商的利润空间，其扩大勘探生产规模的积极性受挫，最终形成供不应求的假象。再次，天然气国内外价格倒挂遏制了进口规模。随着西气东输工程的推进，国外天然气进口中国的大门敞开，但是国内外价差却让进口商亏损连连。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天然气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平均已接近30%左右，而中国这一数据仅为4%左右，未来对外依存度无疑将会加大，而价格失序则遏制了天然气现实需求的满足，阻碍了新旧能源的更替步伐。

　　可见，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已势在必行。目前在试点地区推行的“市场净回值法”，就是将天然气终端价格与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可替代能源商品价格挂钩，在此基础上倒扣管道运输费等物流成本后，回推确定天然气销售各环节价格。其实质就是放开天然气出厂环节价格，行政力量让位市场竞争抉择均衡定价，政府部门则专注于对后续运输价格的管理。不可否认，这一过渡方案必然会在短期内引发试点地区天然气价格的反弹，所以价改扩容步伐不得不走得小心谨慎，以此让市场获得一个调整和适应的缓冲期。但放眼长远，放开天然气上游价格意味着竞争机制的引入，届时生存压力将会倒逼厂商强化内控、降低成本，抑或转向研发煤层气、页岩气等替代能源的勘探工作，无论何种结果都会引导天然气价格回归理性，最终令消费者获益。当然，在改革过渡时期，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向低收入群体进行财政补贴、细化各地区定价机制等举措，缓冲天然气价改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冲击。

　　事实上，能源定价机制由行政管制向市场放开的演进，在发达国家也曾上演。上世纪初，美国政府也对天然气价格实施严格管制，同样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供不应求的尴尬。在1989年乔治·布什签署放开天然气进口价法案之后，美国天然气价格形成放开出厂价和终端配送价、管制中间管道运输费用的格局。此后，美国天然气开采量飙升、钻进技术获得突破，供给充足的市场格局引导天然气价格掉头向下。以此观之，国内天然气定价机制的改革轨迹与当年美国大有相似之处。然而，应当看到的是，若想获得与美国天然气价改一样的结果，除了“形似”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神似”。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天然气生产商众多，且与管道公司分业经营，供给市场处于充分竞争状态。反观中国，天然气上游勘探与生产垄断气息浓厚，主要由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巨头承担，共占到全国产量的95%以上，特别是中石油一家的产量就占70%以上。而且，天然气中游的长输管网也主要由这三大巨头经营。其结果就是，垄断巨头掌控了天然气上游出厂价的话语权，即便政府强调对运输环节进行管控，也可能因无法核实厂商成本而最终向生产企业妥协。若这一市场格局得不到优化，天然气价改难言会有实质性突破。

　　以此观之，单纯着眼于定价机制的优化设计，难以触及当前天然气市场诸多症结的肌理。只有逐步降低天然气上游环节的准入门槛，令更多勘探、生产企业入市博弈，才可能真正实现出厂价格的出清，进而达到天然气价改实施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