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流域近百年考古新探（续）
饶春球，李峻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湖北丹江口442700）
（3）1974年在汉江下游武汉市郊黄陂滠口湖丘上发现商代遗址——盘龙城，周长1100米；上城墙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面积70000平方米，城内有500多户约2000多人，有宫殿基址，还有一批商朝贵族墓，属商代前期，距今约3500年。此外，在汉江地区发现商代遗址32处。
（4）1988年考古专家刘信芳在《江汉考古》第一期《楚都丹阳地望探索》一文中对争论多年的楚国第一个首都丹阳在哪里的问题作了论证，确认西周的楚国始都丹阳就在丹江之阳（南），今之丹（江）、淅（川）交会之处。
（5）1988年考古专家李惑之在《汉江考古》第一期《试论楚先祖祝融谱系》一文中论证：“芊姓楚人，居于今河南湖北交界处的丹（江）淅（川）地区……作为诸侯国的芊姓楚贵族，西周时把军事政治中心从丹淅地区的丹江，南迁至枝江江陵一带。”
（6）1958年5月－1959年12月中科院长江考古队，在均州城南1.5公里汉水西岸关帝庙发现有250000平方米的古遗址，出土楚式鬲有别于西周各地空心造型的实心足鬲。锛、罐、盆、大口尊、穿孔石等文物，被认定下层为周代遗址［1］（1961年第10期）。
（7）1989年黄陂盘龙城发掘商代墓两座，其中一座打破城墙夯土，对探讨此城兴废有重要意义［9］（1991年第2期，P29）。
（8）1989年元月发掘了襄樊市真武山西周遗址，清理出一处房基和5个灰坑，出土陶片和江汉第一片卜骨（甲骨文）［9］（1991年第2期，P29）。
（9）1981年黄陂鲁台山，发掘了5座西周墓，出土青铜器鼎、敦、簋等，其中有“公大史乍姬宝彝”铭文［5］（1982年第2期）。
（10）1975－1976年在随县的万店、均川、安居三地，出土商周青铜鼎、簋、鬲、壶及兵器车马器21件，多为西周初鄂国遗物［1］（1984年第6期，P510）。
（11）1973年3月随州文化馆收集出土文物商代青铜、爵、觚、刀斧等13件［4］（1981年第8期，P46）。
（12）1977年陕西岐山凤陂村西周遗址，出土甲骨83片，其中一片，三行十字：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通释为：楚的首领，秋天拜会周文王……［4］（1985年第7期，P8）。
（13）1979年4月襄樊文管处回收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凤父戊爵、曾仲子鼎等［4］（1982年第9期）。
（14）汉江上游郧县、中游钟祥等地发现古矿冶炼遗址，出土东周时冶炼出的50万吨铜块，含铜量达到93%以上。而欧洲至19世纪末才达到这个水平。中国古人冶炼技术领先2000多年［43］。
（15）1967年在汉江中游京山苏家垅，发现“曾侯中子斿父”青铜器90余件，是我国最早发现的西周九鼎之墓随葬品［1］（2000年第5期）。
（16）1980年3月天门县黄家店出土西周青铜器：盘、双耳杯等，器上有铭文［5］（1980年第2期，P120）。
（17）80年代末云梦发现四处商周遗址。以西周文化堆积为多［5］（1990年第1期）。
二、夏商周辉煌的青铜器时代青铜，是我国夏、商、周时代的辉煌文化的成果。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生产工具突出的变化是冶铜业，有了铜斧、凿、刀、锥、耜等；陶器制作用上了快轮；房屋建筑使用了夯筑土台土墙，并出现了城堡。精神生活方面，表现在彩绘、陶塑、玉雕、人体装饰、音乐、舞蹈、占卜等。
特别是古城堡既是防御设施，又是国家象征，它意在宣告原始社会的结束和文明社会的开端。
（1）夏（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
我国第一个朝代，传为夏后氏部落领袖禹子启所建的奴隶制国家，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东）相当公元前21世纪到16世纪，共传14代16王。
夏，原是一个部落名称，在黄河中游，其首领禹因治水有功，得到其他部落首领拥护，继舜帝之位，为部落联盟首领。禹对三苗的战争取得胜利，将三苗部落赶到今湖北西北与河南交界处的丹江与汉水流域（《中国通史》夏朝）。
相当于夏朝前的房县羊鼻岭遗址遗物，和郧县青龙泉三期遗物有接近之处。证实了屈家岭文化的继承者在鄂西一带应是青龙泉三期所代表的“龙山文化”。
其时相当于夏代（距今4千年前后）。这一带先后发掘有郧县青龙泉遗址；房县羊鼻岭七里河遗址；均县（丹江口）朱家台、乱石滩、浪河小店子遗址；淅川下王岗晚期；天门石家河；江陵张家山（下层）第30、40处，说明在夏代汉江流域上中下游有三苗部落或楚民族的人们劳作、繁衍、生息的遗迹。
（2）商（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
商族原是居住黄河下游的部落，其始祖契曾协助禹治洪水有功，舜帝任命他为司徒，封于商。契之孙相士在位时，商的势力较大，征服附近许多部落。汤继位后，商族已进入奴隶社会。公元前16世纪商汤联合同盟部落举兵伐夏桀，揭露了夏桀的残暴，双方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县东），夏桀失败，东窜、南逃，死于南巢（今安徽巢县），夏亡。成汤正式建立商朝，都于亳（今河南商丘）。从此商不断向东南扩展势力。
在汉江流域，典型的商代遗址是下游的盘龙城。1974年在武汉市郊的黄陂滠口湖丘上发现。
城址建于水滨高丘上，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周长1100米，面积70000平方米。属商代前期，距今约3500多年。
城内东北隅，有三座前后并列的座北朝南大型宫殿基址。前殿为不分室的通体大厅堂：后面一座四周有回廊、中间分为四室，为重檐四阿顶式建筑。在70000平方米内约居住500户2000多人。
城外约有100万平方米的商代遗址，南面是手工业作坊，东西北三面均有商代中期墓穴。出土大批精美的青铜器，还有玉器、陶器、石器、骨器数百件。特别是花纹别致的青铜圆鼎、铜铆、提梁卣和玉戈等为我国罕见珍品。1989年发掘盘龙城商代墓两座，其中一座打破城垣夯土，对探讨此城兴废有重要意义。此外江汉地区已发现的商代遗址有32处。为研究我国商代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这里发现的大批奴隶主贵族墓，出土大批商代兵器和器物，其花纹与中原同时期的完全一致。说明在商之前已有中原人南下。盘龙城附近的水，发源于河南信阳，顺流而下，可达长江。史书亦记述：“汤建商后，向四方征伐。”
商人南下到盘龙城，在这里建城，发展了青铜文化，征服南方部落。当时楚人尚称“江上楚蛮”部落，在军事上落后，使用的是桃矛棘箭等竹木石制兵器，敌不过商人的铜矛铜箭铜兵器，只得逃往鄂西北山区，即古书上说的“辟在荆山”。
（3）周
是我国西部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姬姓。其祖名弃“弃好耕农，尧举务农师”，舜封弃于邰号曰后谡，被尊为农业神。世代祖传至古公亶父，周人迁居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古公父死后，幼子季历继位，他对西北诸戎狄部发动进攻，大胜而归。商王文丁承认他为西方霸主，号称西伯。
周文王死后，其子姬发继位。他联合微、卢、彭、濮、庸、蜀等部族会于孟津，渡过黄河，直取商都朝歌（今河南殷圩）。殷纣王领兵于牧野决战。终于兵败，纣回朝歌登鹿台自焚身亡。（武王伐纣新年表为前1046年）
周王朝建立两年，武王死，子成王年幼，只好由武王弟周公旦管理朝政。
武王、周公、成王曾先后封70国。封国中主要有卫、鲁、齐、宋、晋、燕、楚等国。其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以南，西至甘肃，东北至辽宁，东至山东。
西周时，楚人分布在汉水流域到长江中游两岸。西周早期的青铜铭文中多次提到周人“伐楚荆”、“伐反荆”。古书中记周王率师远征楚人颇多，说昭王打了败仗，“丧六师于汉”，昭王最后死在汉水之中，表明楚人难以制服，当时楚国的军事实力也已相当强大了（《中国通史》）。
江汉流域的青铜文化不仅秉承了我国青铜文化的特色，而且以楚文化风格而夺目于世。
春秋战国的楚城目前已发现10多座，从性质可分为都城、陪都、县邑和军事防御城堡等四类。充分展示了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楚文化面貌。
楚长城。早于秦长城400多年的楚长城。1957年出土于寿县的最重要的楚文物之一“
1983年全国古长城保护会议上，专家们认定：我国最早的长城，应是楚长城。它比秦长城至少早400年。
楚纪南故城。楚纪南城位于江陵县城北5公里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首都。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面积16平方公里，高达6.7米，夯土筑成。
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迁都至此），历经411年有20代楚王在此建都，先后统一了近50个小国，全盛时领域北至黄河，东至海滨，西至云南，南至湖南南部。纪南城是楚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为当时南方第一大都会［15］。
此城，被誉为“南国之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楚国在此，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人口500万众，一座城就占东周列国总人口1/6。城周楚墓2800多座，宫殿等建筑145座。
湖北大冶西畈乡发现楚别都鄂王城，现存址长500米，宽400米，周长1533米，面积约112500平方米。又楚皇城（别都鄢），在宜城郑集，城墙长6440米，面积2.2平方公里，城东近汉江。又楚之武城在河南南阳北。楚别都、陈故城在河南泔阳。楚灵王建上蔡城，周长50490米。又河南舞阳，楚筑二不羹城，周长5500米［5］（1985年第2期，P68）。
楚墓汉江流域已发掘西周晚期至战国晚期的楚墓达5000多座，出土数以万计的文物，是全国发掘这一时期墓葬最多的地区［1］（2000年第8期，P690）。
其中望山墓和仓山墓堪称楚国“丝绸宝库”，丝绸制品数以万计，从中可见当时已掌握饲蚕、缫丝、织造、染色等整套技术。望山1号墓出土的石字纹锦绣是我国最早的锦绣珍品，它将我国刺绣史，提前1700年［1］（2000年第8期，P690）。
出土数以千计的春秋青铜器，分析证明当时楚国在铸造上，已掌握“失蜡法”、分铸、焊接、套铸法等复合金属等先进工艺技术，以及错金银、鎏金、贴金、镶嵌宝石、硫化处理等科技手段［1］（2000年第8期，P690）。以事实否定了50、60年代中国“失蜡法”外来说、后汉说等，确认此法发明于春秋早期，早于世界各国［4］（1985年第12期，P66）。楚墓出土3000多件，近百种漆制工艺品，在东周列国中是首屈一指的。包山2号墓1件小座屏彩绘车马人物上有55个争斗的动物栩栩如生［1］（2000年第8期，P690）。
楚墓出土战国楚简的计有15座，简文字达5万多，是楚国历史重要文献，内容包括文书、卜器、祭祷记录、日书、遣策、《老子》、司法、历法等等，几部古籍弥补了先秦文献之不足［1］（2000年第8期，P690）。譬如：
1978年发掘战国早期（前433年）的随州曾侯乙墓，是我国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一次重大发现。随葬品15000余件，其中9种乐器125件，精美绝伦，65件大型编钟，尚能演奏古今中外各种乐曲［5］（1988年第1期，P19）。
1957－1972年襄阳阳山湾东周墓群出土青铜器70多件，有鼎、簋、盏、豆敦、盘、壶，带铭文的有“上都府簋”、“邓公乘鼎”等，属楚文化范畴［5］（1988年第1期，P49）。
70年代襄樊、天门、江陵出土商周小国青铜器有鼎、盏、盘等，还有带铭文的“永伯受瑚”尊等。郑国春秋时被楚所灭［5］（1988年第1期，P96）。
1986年房县发掘春秋至两汉墓43座，出土300多件文物；1987年3月－5月丹江口市发掘战国两汉墓31座出土文物1000余件，其中有独具特色的微型车马兵器和三矮足壶等［9］（1991年第2期）。
1982－1983年江陵马山楚墓出土37套丝绸织品［9］（1991年第3期）。
1986年11月－1987年1月，荆门市包山大塚出土竹简438支，墨书2万余字，相当全国出土楚简和数字的总和。内容详细记载民事、刑事案例，为我国迄今最早的刑律文字资料。并首次出土了龙首鸳鸯屏、青铜杖等10余件文物珍品［1］（1984年第6期，P510）。
1980年8月－12月江陵溪峨山6座楚墓出土280多件珍贵文物，有青铜鼎、盂、盘、敦、钫、剑、戈、矛、簇、马车具、砝码、木镇墓兽、漆耳杯、天平、竹篓、席笥、玛瑙环、玉璧、蚁鼻钱等［4］（1981年第7期）。
1981年7月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出土战国中期青铜乐器、容器、车马器、玉石器2770多件。乐器有大小青铜编钟、鼓座、石编磬等。其中有用“失腊法”铸制的“曾侯尊盘”［4］（1985年第1期，P16）。
襄阳山湾春秋墓于1966－1967年发现一批青铜器，1972年10月发掘33座，出土青铜容器鼎、簋、缶、盏等，陶容器盘、瓢等125件，其中有珍稀的楚子敦、簋有铭文20字；还有马车、兵器剑、戈、矛254件，玉石器46件。33座楚墓分春秋中晚、战国早中晚五个时期，跨越时间长，内容较丰富，是研究楚文化演化的重要资料［5］（1983年第2期，P1）。
1974年6月，江陵李家台湾清理了4座墓出土文物，包括陶器、青铜器、竹木器、漆器及印章、法码等47件［5］（1985年第3期）。
1960年5月荆门漳河车桥发现5座战国墓，出土文物中的“兵避太岁”戈，引起众专家学者研讨。认为是当时军事阴阳家学说已经流行的重要证据［5］（1991年第2期，P35）（太岁指天一）。1988年元月随州安居镇发现春秋曾国墓出土9件青铜器，其中有6字铭文“曾孙法，之脰鼎”、7字铭文“曾都尹法，之簠行”［5］（1989年第1期，P22）。
从商到东周（春秋）在湖北、河南等地出土青铜农具有铲、缶、锄、镰等，用途分掘土、除草、松土、收割三类［5］（1989年第1期，P43）。
1986年底考古工作者三次发掘云梦“楚王城”。此城，相传春秋时楚昭王御吴所筑（见清朝《云梦县志略》）。城基总面积16800平方米，周长9800多米，护城河宽40余米，城东北角存烽火台，四周有12个大型楚墓群。城上层为西汉遗物［5］（1990年第2期，P87）。
综合楚国青铜器皆有其地方特色，如食器鼎有平底鼎和圆底鼎；鬲（楚式陶鬲早于周代）、瓿、盏、豆、酒器、壶、尊缶、水器、浴鼎、缶、盘、鉴、盂、日用器；炉及其他镐、锹、扁壶、耳杯、酒尊（三足）尊、镫等各具楚地特征［5］（1987年第4期，P69）。
1982年元月在江陵纪南城马山发掘了1号楚墓，出土一大批丝绸刺绣，有衣、裤、裙、鞋、帽和裘20多件，丝囊、丝带、绣花镜套10多件，品种有绢、纱、罗、锦、绣、绦等，色彩有绛红、朱砂红、桔红、土黄、金黄、绿、灰绿、黑、灰黑、褐、黄褐、兰等等，包罗了战国时期丝织品的大工业部份品种色彩。其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达到经密170根、纬密70根，为前所未见［5］（1982年第1期，P9）。
战国时期楚国几乎统一了差不多半个中国，除了军事外，社会历史文化也必有影响［5］（1982年第1期，P1）。
1973年襄阳佘岗春秋战国墓出土大批器物中有一件“徐王义楚元子剑”，有16字铭文，对研究春秋时期徐国历史及徐楚关系有重要价值［5］（1982年第1期，P45）。
1999年发掘了潜江市龙湾遗址群，出土文物50多件，多为西周至春秋的铜器生产生活用具［5］（2001年第1期，P12）。
1990年河南淅川仓房和尚岭发掘了两座（夫妻）春秋中期楚墓。出土文物的七鼎中有铭文“克黄之鼎”，还有两簋、敦、壶、刁斗、纽钟等29件，以及马车、玉器、石磬等，墓主等级属上大夫［5］（2001年第1期，P85）。
1998年春至1999春，省市考古人员发掘了丹江口市均县镇吉家院楚墓41座，车马坑一座，出土文物玉器6件、铜器10件、兵器8件、陶器等55件。马车坑有马18匹，为全省最大马车坑之一。吉家院三墓被认为是楚贵族家族墓。为鄂西北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1］（2000年第8期，P55）。
江陵楚纪南城外八岭山等地有楚墓800多座，无封土楚墓约2000座，分别为29个墓区，已发掘558座楚墓中216座出土青铜器、兵器，其中有驰名中外的“越王勾践剑”、“楚王孙渔之戈”、“
1978－1979河南淅川下寺出土“云纹铜禁”，高28厘米、长107厘米，为多层缕空装饰，使用了“失腊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12月，湖北省博物馆在枣阳九连墩发掘了一座“夫妻合葬”战四墓，出土车马、兵器及陶器、青铜器、漆器1100多种，还出土了最多的竹简。墓主及详情，尚在专家们的研究之中。但可以肯定，揭开该墓的真实情况，对于研究汉江流域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更加丰富多彩：
（1）50至70年代，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墓，有两座纪年墓：7号为秦昭王51年（前256年），11号为秦始皇31年（前217年）
在江陵、襄阳、郧县等地发现近200座秦墓。总体特征为秦文化，但也受楚文化影响。
秦墓出土大量简牍，数量内容皆居全国第一。睡虎地11号墓就出土1000多枚秦竹简。内容包括《编年纪》、《秦律十八种》、《为吏之道》、《帛书》等10种。
出土秦漆器20多种500多件，亦居全国首位。与春秋战国漆器比较，秦漆器特点：生活用具增多，艺术造型更美观［79］。
（2）1989年10－12月云梦龙岗发掘秦墓九座，出土秦篆书竹简牍，内容有“秦法律文书”等［9］（1991年第2期）。
（3）1981年随州城砖瓦厂出土青铜扁壶，上有秦年号铭文，还有青铜鍪等［4］（1981年第6期，P21）。
（4）丹江口博物馆收藏出土的秦青铜蒜头壶特别是大铁犁铧，说明秦已进入铁器时代。
人类生产工具的改进革新从粗糙的打制石器到精细的磨制石器，经历了200－300万年。所以毛主席曾在诗中感叹：“三百万年，只几个石头磨过”。而从磨制石器到青铜器也还经历了4000多年；从青铜器进入铁器又经历了2000多年。
（5）汉墓遍及汉江两岸，丹江口市1986年一次抢救发掘了26座，出土文物上千件［5］（1988年第1期，P96）。1998年省市考古队又在丹江水库边玉皇庙墓群中清理了7座汉晋墓。出土文物20多件。有元康九年、嘉平二年纪年砖。墓主属州郡主要官员［5］（2001年第1期，P20）。
（6）江陵发掘了6座西汉纪年墓，在168号墓中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尸，尸体保存近2000年，对研究古医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4］（1977年第12期，P76）。
（7）房县等地发现6座东汉纪年墓，出土了摇钱树等。
（8）1984－1986年江陵张家山发掘15座西汉墓，出土竹简2700多枚。在247号墓中出土汉竹简1200多枚，内容包括医学、数学、军事、历法、律令、秦律等。比秦简内容更丰富，其中“算数书”比我国现存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早300年，是中国数学史上惊人的发现。历谱也是我国较早发现的。《遣策》竹简文中，有使用奴婢种田的情况记载。对研究西汉社会历史有重要价值［1］（2000年第8期）。1号西汉墓出土木牍，名“碟书”，从中得知168号墓主名“遂”［4］（1977年第12期）。
（9）西汉墓出土漆器数以千计，有30多个品种，可见当时镟制技术已开始运用，使漆器制作工艺大大提高了一步。其中老河口5座汉墓出土2件卮，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戗金漆器。张家山墓还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虎子和龙凤纹铜洗［1］（2000年第8期）。
（10）1983年在竹溪三堰赵家庄发掘了一座西汉墓出土了稀有文物青铜灶、锅、蒸钵、盖碗、小瓢、小勺一整套炊具。还有青铜鼎、钫、铁钱盒与45个五铢钱、漆器等，竹溪当时地属古庸国，楚灭庸后称上庸，为秦楚边境。出土文物颇有特色［88］。
（11）1982－1983年河南南阳县黄庄发掘汉墓20座，出土汉画像石25块，内容有：鼓舞图、百戏图、二桃杀三士、武库图、网罟罗、庖厨图、牛车图、月轮星象图、升仙图、羲和捧日、常羲捧月、女娲、伏羲、白虎、朱雀，其中反映统治阶级生活的有40图，画像53幅。1966年3月，河南南阳东汉画像石墓出土，画像石12块，图24幅［16］（1982年第1期）。
（12）河南方城城关发掘一座画像石墓，出土西汉石刻13幅，内容有：驱恶逐疫图、双鹤图、斗兽图，还有应龙、白虎、朱雀等。
（13）1965年发现、1979年3月27日在云梦痢墩发掘的1号东汉墓，出土稀有文物青瓷四系罐，以及陶井、灶、壶、盆、杯、案、磨、及猪狗鸡等，铜器有镜、刀、弩机。特别是一座陶楼，出现了斗拱、百叶囱、栏等建筑结构，为我国建筑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1］（1984年第7期，P602）。
（14）1973年9月在江陵凤凰山发掘了9座西汉墓，出土文物900多件。其中竹木简牍400多枚，有3200多字；器漆260件，木俑74个，竹俑27个，陶俑70个，有不少稀有文物。竹简内容涉及人户、田亩、商行、谷物、钱财有关记述。1975年凤凰山168号墓出土告地下丞竹牍，有“（西汉文帝）十三年五月庚午江陵丞敢告地下丞……”记述了丧葬事中的特殊仪式［4］（1977年第12期，P76）。
1974年南阳发现东汉许阿瞿墓，出土墓志画像石。1956年12月下旬武昌东门外莲溪寺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东汉鎏金佛像［4］（1974年第8期，P73）。
在西晋南北朝时期，汉江流域的文化遗存也较为特殊：
（15）1984年6月汉川马口严家山村发掘西晋墓一座，出土铜器、银器、陶瓷器、料珠、药草等计30余件。铜器11件有铜镜、铜洗、铜弩机等；银器有手镯、发叉等7件；陶瓷10件，有盘口壶、四系罐、兽首壶、铭文洗等；料珠50颗有兰、黑、黄、绿4色。反映了人们思安思富的观念［5］（1987年第4期，P42）。1989年丹江口市习家店李家湾发掘晋墓一座出土青瓷四系罐。2001年在丹江口市六里坪发掘晋墓2座出土青瓷器、玉猪等文物。
（16）六朝时期的武昌城是孙吴首建都城的地方，也是两晋、南朝时武昌郡所在，为我国南方现存六朝古城中最早的一座。它北临长江三面有夯土城垣，平面布局用于军事的角楼和“马面”，等都是中国古城中较早的实例。对研究我国古都发展史有重要学术价值［1］（2000年第8期，P692）。
（17）六朝古墓600座，其中纪年墓达20多座，建立了江汉地区六朝墓年代学序例，其中有孙吴宗室墓、在江陵，襄阳和河南邓州皆发现六朝画像砖墓［1］（2000年第8期，P692）。
（18）六朝古墓出土数量最多又最具时代特征的是青瓷器，有30余品种。圆体青瓷虎子、青瓷人顶灯、蛙形水注等是其中珍品，还有“孙将军六楼、坞堡反映当时豪门大族的建筑。出土六朝铜境200余件，其中纪年镜20余件，富有特色，多为武昌所铸，可见当时此地是南方铸镜中心之一［1］（2000年第8期，P692）。2001年12月丹江口市沿江道上发掘了3座南北朝墓葬，出土一批陶器、青瓷器，还有弩机等青铜兵器。”
（19）80年代丹江口市武当山文物普查中，在天门山古寺岭古寺中发现南北朝石佛31座，有三世佛和16罗汉（南北朝的16罗汉，到唐朝为18罗汉）［1］（P692）。
（20）1987年3月16日应城高庙清理一座南朝墓，出土文物20余件，有青瓷器：竹节莲花瓶、盂四系壶、托炉、莲花托盘、砚台、碗、盏等；青铜器有：托炉、鐎斗、碗、盘等；其他有玉猪、镇纸、五铢钱60多枚［5］（1990年第2期，P59）。
（21）1988年4月20日在应城杨岭清理2座南朝墓，出土青瓷器5件；盘口四系壶、砚台、碗3个等［5］（1990年第2期，P63）。
（22）1987年月11月武昌石牌岭发掘了3座南朝墓，出土文物22件，有青瓷器、陶器、银器、铁器等，器物有盘口壶、碗、果盒、钵、勺、俑、凭几、马、兽、手镯、耳杯、发钗、镜、石猪等［1］（2000年第8期，P692）。
隋、唐、五代、宋时情况亦然：
（23）80、90年代武昌发现隋唐墓200余座，隋墓中画像砖和花纹砖使用普遍，唐墓则少见。郧县发掘的唐濮王李泰及其长子夫妻和次子4座墓，是除唐代帝陵外一处重要的李唐王族墓地，出土大量唐代宫廷器物如：金狮子、银凤冠、唐三彩、龙头杯等，都是稀世国宝。上述墓葬足够建立隋唐墓年代学序列和随葬青瓷器分窑口归类［1］（2000年第8期）。地上建筑已有武当山五龙祠、襄阳广德寺、武当黄鹤楼等。
（24）1989年3月在武昌青山村发掘了2座五代墓，出土文物以青瓷、影青瓷和白瓷为主，造型有壶、碟、碗等有北方白瓷和著名耀州窑、临汝窑瓷器，是南北方陶瓷生产相衔接的证物［9］（1991年第2期）。
（25）宋代瓷窑在梁子湖周围就有上百座之多，江夏青山窑和王麻窑的发掘，首次揭示了本地区瓷窑的特点。此外在黄石发掘的宋钱窑出土宋代银锭一坛，铜钱22万多斤。
（26）宋墓在汉水中游多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许多墓中发现纪年砖、墓志和买地券，出土文物以瓷质生活用具为主。在汉阳十里铺北宋墓中出土19件紵胎漆器，为襄阳所产［1］（2000年第8期，P693）。
（27）1976年在襄樊羊祜山出土宋代银锭、银铤、二笏铭文，有绍兴（南宋）年号［4］（1984年第4期，P96）。
（28）1956至1973年在荆州商埠口岸，发现成批的宋代耀州窑青瓷器，三国故都武昌梁子湖等地也有所发现［5］（1985年增二）。
（29）1989年3月在武昌土地堂发掘了2座宋代烧造影青瓷的窑炉。2号窑保存完整，长40米，宽2.3米，高1.7米为长形龙窑。其建造之宏大为国内罕见。产品精良、美观实用。有五代至宋瓷器，造型有壶、碟、盘、碗等。一窑可烧万件。填补了江汉陶瓷考古空白，补写了我国陶瓷史南瓷缺环［5］（1989年第3期）。
（30）2000年5月至7月襄阳岗、八亩坡发掘了7座宋墓，其中砖室墓6座，土坑墓1座。出土宋铜钱44枚、水银20毫升等。又丹江口市六里坪发掘宋墓20多座，出土数10件陶瓷器，有四系罐，青瓷壶、笔筒等。有的青瓷器底支钉达14个之多，较为罕见［5］（2001年第1期，P31）。
元、明、清时期的遗存更多，略举数例如下：
（31）元明清三朝汉江两岸出现数以万计建筑群，其中：武当山道教建筑群、钟祥显陵建筑先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玉泉寺、李时珍墓、李自成墓、武昌红楼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2）元初武当山修复了五龙宫，元世祖赐额扩建为“五龙灵应宫”。随后建武当九宫即：五龙宫、南岩宫、紫霄宫、太和宫、王母宫、紫虚宫、紫极宫、延长宫、天宫。八观即：佑圣、元和、云霞、威烈、回龙、仁威、大玄、三清观等共70多处。元末大部毁于兵火，仅存古铜殿、石殿等。
（33）明初永乐帝派30万军工民夫大建武当8宫12观；33组道教建筑群。从永乐10年7月至永乐21年完成大小宫观建筑1800多间。明成化、嘉靖扩建至6266间，包括民间增建共500多处2万多间。存古建129处1182间。199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17］。
（34）钟祥明显陵是嘉靖皇帝朱厚熜亲生父母合葬墓。这里西临汉水、南傍莫愁湖、东眺聊崛、北峙花山。显陵自正德14年（1519）至嘉靖19年（1540）断断续续，修建了20年。茔墙城周长3438米，高6.45米。石铺神道1300米，两旁排列成对石雕华表雄师、獬豹、骆驼、大象、麒麟、跪马、立马，有石雕文臣武将各两对。后面有两重大殿，最后是宝城，围着两座高大土塚，城的水孔道用汉白玉雕成99个大龙头。城南明楼有御碑亭2座，中间有5座供台。门前有塘，上有3座石拱桥，下有九曲河池，神道有六柱三门灵星门一座。城内宫殿223间，卫房1593间，菜园果园2047亩，总占地15000平方米，据方志载仅重修一次就花白银48万余两。可见其建筑之豪华。2000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35）当阳玉泉寺始建于东汉。宋代增建铁塔，用铁38300公斤，高22米。扩建9楼18殿3700僧舍。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6）靳州镇东门外蟹子山上有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夫妻合葬墓，解放后修了陵园。有青石牌坊、李时珍塑像、两座纪念亭，还有莲池、药圃、拱桥、层台、花坛及郭沫若等名人题词。1982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7）通山县九宫山下牛迹岭，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墓，解放后修陵园，竖立2米多高的大理石碑，郭沫若书“李自成之墓”。并建有门楼、亭台、祭坛、花坛、陈列馆。1988年1月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8）1987年9－10月江陵八岭山发掘一座明朝“故辽简王之墓”，出土木俑近300件，还有锡（钖）灶、碟、杯等文物。
（39）1979年9月荆门白庙出土元代八思巴文铜印，上有八思巴文和汉文，排列四行各三字、三行各二字内容“峡州路总管府经理印”，为研究元代体制、汉蒙关系之实物。
（40）1986年武昌洪山黄家湾发掘了明朝第4座碗墓，这是因明太祖“禁止厚葬之风”。一般贵族以碗代砖，作墓室。此墓为朱元璋六代孙朱显栻夫妻之碗椁墓，有白瓷碗5000余个（不包括破损的），内有棺，另有白瓷罐和金银首饰。
（41）武当山太子坡三宫门和金仙洞等处有石碑摩岩，记述清朝咸丰年间观察使唐训方围剿太平天国另一支劲旅“捻军”之事。它从反面证实了捻军首领高二先于咸丰6年率领10万农民起义军攻占襄阳，诛杀清军首领马方伯，威震鄂西北、惊动朝廷之实。从陕西、湖广合兵围剿，捻军转战鄂西北武当山一带。到咸丰7年，捻军剩下千余，在武当山遇伏军，最后剩下400余坚守武当金顶紫禁城，与万余清军拼杀、肉搏后，全部壮烈牺牲。
此外，秦汉以后的铁器时代，江汉地区的文化遗存更是俯拾即是，足见江汉流域人类生息繁衍的生动历史踪迹。
基于前述，近百年的汉江流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许多亮点是值得关注和探索的。
神农架的化石山、武当山的玉皇顶、郧县的梅铺、青龙山的恐龙骨和一窝窝的恐龙蛋以及后来的古动物玉皇顶亚洲冠齿兽、宽臼兽、雷兽等化石无不在叙述着8亿年来的沧桑巨变。
人类诞生后，从猿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一阶段、一阶段地进化到现代人，汉江流域为人类起源及其演变提供了研究资料。
旧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的发现成果丰硕。石家河120万平方米的古城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古城。
盘龙城是我国南方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自商代至汉代古矿冶遗址的发现是考古史上举世瞩目的重大收获。
南方楚长城的发现，翻开了古长城建筑中新篇章。楚纪郢城的建立成为当时南方大都会。在京山苏家垅最早发现我国西周九鼎、随州出土的125件乐器、编钟、编磬等堪称世界奇迹。
5000多楚墓的发掘，出土数以千计的楚国青铜器，证明楚国在铸造科学技术上已掌握“失蜡法”、分铸焊接、套铸法、镶嵌红铜宝石、错金银、鎏金、贴金、器表硫化处理等高水平工艺技术。3000多件100余种漆器为其他东周列国所未见。包山墓“丝绸宝库”出土数以千计丝织品，证明当时已掌握饲蚕、缫丝、染色等整套技术，同时还有我国最早的锦绣珍品，将刺绣史提前1700年。楚国竹简出土数以千计有40000多字，有些内容是古籍上所没有的。
秦代大量简牍，其数量内容居全国第一。5000余件漆器亦居全国首位。2000年的西汉古尸对研究古医学有重要价值。西汉竹简1200余枚中有五部书是古籍中所没有的《算数书》，比现存古数学早300年，是数学史上惊人的发现。西汉漆器数千件30个品种，证明使用了先进的镟制技术。
唐代武昌黄鹤楼、襄阳广德寺、当阳玉泉寺、武当山五龙祠等地上古建筑兴起。郧县李泰家族墓出土的国宝。
宋代在当阳建13层7丈高铁塔，在武当山建五龙观。宋墓出土一缸银锭、22万多斤铜钱，大量名窑瓷器。
元代在武当山建立五龙宫等九宫八观。
明代钟祥显陵、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后来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十大考古发现之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5100余件金银珠宝……上述等等，都将成为社会科学乃至各门类科学的研究资料，成为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
历史的巨轮在前进，汉江流域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告别昨天走向明天的。
21世纪是我们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的世纪。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仍然是个突出的矛盾。如南水北调、大坝加高将淹没5000余上中游古墓，调水沿线也会发现大量文物古迹。如何在经济建设中采取更有力措施，使文物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是党、政府和人民须共同努力赴诸实践的重大问题。
汉江流域丰富的成系列的历史文物遗存，是一部直观形象的社会发展史，它可以构成一条人类从远古走向现代的旅游路线，让人们从中体验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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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2002A03001）［作者简介］饶春球（1949－），男，湖北浠水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副编审，主要从事编辑、文学、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