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强教授在讲《大学》的时候，提到施政的核心原则是民本和民贵，就是以民为本和以民为贵，但所谓民主却是不可能的。因为老百姓的意见本来就是不统一的，你采纳了其中一部分的意见，注定会遭遇另一部分的反对。
作为领导人，你无视那些民意的分歧而自行决断，就有独裁专制甚至霸道的嫌疑；但假如你什么都不做，又会有渎职与不作为的嫌疑。所以，在其位而不做是渎职，做了反而是错。
中国数千年都没有民主，更没有感受到民本和民贵，虽然在中国有纪元的历史上，一直在改朝换代，但却一直是名至而实不惠。因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从来都没有被精确划分过，对政策也只有同意与反对两种意见，至于是谁同意、谁支持；谁反对、谁阻挠，各方面意见的根源何在，都没有人深入研究过。
记得历史上某位思想家说过，自从秦朝结束了分封制，中国进入集权的郡县制之后，中国就失去了诞生伟大思想的土壤与环境。
在集权的帝国统治下，中国的思想是有个圈圈的，圈子之内的受到儒家的约束，圈子之外的受到王法与家法的惩处。为了避免受到王法的惩处，所以就有了苛严的家法，所以会出现《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行为规范。每个家族都希望自己的人丁兴旺，但越是大家族，就越是从小教化人民如何做个不惹事的人。
在外有王法内有家规的环境中成长，人的思想自然就会受到严格的约束。
同时，中国也以正反两手来作为自己统治的工具，用儒家思想贯穿正统教化，用法家思想打击异己，其中儒家就成为为官的规范，法家就成为针对那些违背君主意志的人的惩罚。墨家的包容与宽厚成为越来越边缘的思想，道家与世无争，故能成就其源远流长。
虽然中国社会也曾经被划分为“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但总是很繁琐，统治者用德政、用天意、用谶语、用道统之类的标签来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
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阶层简单地分为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并团结前者打倒后者，以此得到民众的支持，取得全国的政权，并尽量长久地稳定天下坐江山。这为我们昭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把民众划分得越简单，战略思路越清晰。
但中国共产党随后所面对的摆脱不掉的依然是民主的问题——即是否真的如所说的那样“人民做主人”了。由于率领前者打败了后者之后，自己也就成为后者，就会为存在把自己打败，并取代的力量而终日惶惶，然后终日自我标榜来维持自己的正统地位，但相当多的民众依然认为那仅仅是谎言。
其实大一统局面下的中国缺乏的不是民主，而是缺乏竞争的环境。每个掌权的王朝都把消灭对立面作为夺取天下的必要条件。但是没有对立面，没有了对比，就没有了参照物，再多的幸福也会让人感受不到幸福。反而会有被宠坏了之后的贪婪。
贾春宝认为，荀子应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牛的思想家，因为假如没有荀子，儒家或许会从历史上消亡，也许也就不会有法家治国的理论依据。关于这个主题，贾春宝曾经在2010年1月的专题文章中论述过。
作为身兼儒家大师与法家创始人的荀子，其思想对后世儒法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从这种角度而言，荀子才是中国史上最牛的思想家，也是全世界顶尖思想家之一。
荀子提出的人性本恶的观点，引出了韩非的恐慌，韩非将那种恐慌描述得生动形象，无处不在，所以帝国统治者有了严刑峻法，虽然那些严刑峻法是由李斯制订的，而且从秦汉到隋唐，从宋元到明清，文字狱都成为思想教化的规范。
中国的平民与商人，大体上都想为官，为官者大体都想上爬，并将权力寻租作为捞取物质财富，享乐的工具。
也有胆大妄为者，图谋改朝换代，自己享受皇帝那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却没有想到“九五”之后的“六九”就是亢龙有悔，就成为终日如坐针毡，宫廷中的内忧外患不绝，家无亲情，臣无忠心，直至在忧患之中被推翻。
在中国这样的独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也只有农业经济在下，才会有理论上的民本与民贵的说法，而所谓民主更是统治者挂在嘴边的标榜。
也只有在农业社会的时代，中国才有些以民为重君为轻的“重农”基础。进入到后农业时代，中国制造业上受到外部投资拉动，服务经济遵从于西方所制订的标准，消费支撑依赖外部的市场需求，从市场到资本，从教育到标准的对外依存，极大地丧失了自信力。中国的民间经济更是生存于国资与外资的双重压迫之下。
中国是以权势为核心的官本位。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以民为本、以民为贵的情况，更不要说以民为主人了。
在官本位之中，只要伺候好了上级就可以确保仕途无量。从官官相护到官僚机制，都是在尽力维护官僚体制的稳定性，而没有从商人平民与官员之间的反向循环。
官本位中，官不是百姓给的，而是由君主与帝王授予的，所以在官本位之中，官员效忠的是君主，是官场金字塔上层的好恶，而不是为百姓服务的。
法国、美国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所谓民主也就是投票权、否决权。所谓民主也仅仅是在口头的。人民恐怕也很难真正做过主。而政权的更迭无非是党派之间的轮流执政。
西方与中国所不同的是而法国与美国之类的国家，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商本位的国家。而那资本来自两方面，或者是居于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或者是那些从民众那里得到经济利益（赚钱）的商人。
商本位是因为政治依托资本而生存，是从市场中谋利的，因而对市场有敬畏之心，因为有商人的支撑，所以要为他们谋取保护他们利益的政策；
商本位需要有市场基础，重商主义需要树立的是针对商人的战战兢兢的感觉，因为不管是投票还是利益，都是市场给他们的。
西方政客的人生轨迹很多都是商而优则仕，即使是职业政客，也需要依托商人的支持去进行选举，最终也是实现商人的利益。
所谓民主，仅仅是民意得到最大程度的表达，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外交都是以民意为核心，并不是以统治集团甚至那屈指可数的几个精英的好恶为转移的。这在现实中承受着几重大山的压迫，在并且贴上了历史的封条。
即使有民主，也仅仅是相对的民主，而没有绝对的民主，因为精英政治总是会有居高临下的俯视感，金字塔式的社会格局总是会有向上的支撑之力。
金字塔的结构是最稳定的，这大约是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的核心因素之一。
大概中国是不太适合诞生民主的国家，因为中国式的传统中有很多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比如儒家的愚忠愚孝，忠孝仁义之道，比如继承中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比如纲常、家规、祖训，比如官员中的罢黜都是外放，一旦被外放就约等于失宠，政治上都是以首都为核心的放射式的权力中心。
《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的作者罗伯特・莱恩提出：“市场+民主”的美国模式日益受到质疑。这本书发人深省，在于它提出，到底是幸福更重要，还是市场和民主更重要。莱恩认为，市场好，民主也好，既然两个都好，生活在市场民主制度下的人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可是研究发现，美国人却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人。为什么呢？其实在莱恩的理论中，物质极其丰富的假设并不现实，在美国属于穷人的财富并不多，美国人买房容易还贷难。
莱恩有两个理论：第一个理论是收益递减理论，就是当你只有三两油的时候，有了五两油，你就会很高兴。而当你拥有越来越多，你就不稀罕了，也就不觉得高兴了。市场可以使一个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但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多的物质也无法让人感到更幸福。
莱恩的第二个理论是，当有了民主，你还得有相应的知识去参与，还得去选举，并且你的选择很多。这让你感到很累，很难受，从而失去幸福感。
人不是没有了民主就不能活的，有比民主更重要的东西。
就如慨叹“若为自由故”，认为生命与爱情“皆可抛”的裴多菲，倡导了自由之后，仅仅激励了那些年轻的愤青，为了所谓的“自由”而牺牲了爱情，牺牲了生命。
最终我们所追求的自由，不过是统治者之间的改朝换代的旗帜与借口罢了，自己所得到的也仅仅是一种镜花水月中的自由，是一种海市蜃楼的自由，看上去很美却无法触摸的自由。
所谓民主，就是老百姓希望得到说话的权利，并让别人重视自己所说的话，在自己说话的时候，至少要做出“洗耳恭听”的姿态，给自己一些被尊重的感觉。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在听过了之后，或许不会有采纳，但你要告诉提建议的人，不采纳的原因是什么，而且要在态度上给人以认同，并让TA们下次还会有冲动提出自己的建议。
其实很多时候，所谓民主，仅仅是需要引起家长注意的青春期的躁动的心情下的自我展现的需求，或者是在衣食无忧的时候，寻求成就的一种冲动。所谓民主，很多时候仅仅是姿态上的问题，是个程序和流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