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经济格局将呈现出变化无常的态势。由于欧债问题凸显出欧元机制的内在缺陷，美国经济在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的“瘦身”行动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中呈现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象，当年处在世界制造强国地位的日本经济在核污染压力、高财政赤字和低福利水平的冲击下更趋疲软，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面临巨大挑战。面对由此造成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政府更应该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尊重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所蕴含的内在客观规律，分清结构性问题和短期冲击压力。

　　从供给面上看，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中更加明显地暴露出一些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首先，推动30年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而“民工荒”现象和老龄化趋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改变，它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目前就已经具备了欧美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其次，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今后依然坚持以对外出口的增长方式，谋求像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所获得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三，巨大的新兴市场的崛起打破了由欧美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需求格局，资源稀缺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面对上述挑战，笔者建议今后应该坚定不移地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是要大大增加教育投入的比例，与此同时强化大学产学研结合的各项制度的设计。二是要通过完善各类制度来保护企业家及投资家的权益。三是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把政府财富创造的机制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嫁接到市场活力的打造和民富水平迅速提高的制度安排上。

　　从需求面上看，首先是“没有钱消费”的问题。其次是“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第三是“有钱不在国内消费”的问题。

　　面对上述挑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一是探索农村土地改革的机制设计。让农村财富能够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越积越多。二是加快公平有序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处理好由此产生的工作动力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激活市场和缓解后顾之忧的制度改革，来提高大众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此带动中国内需，推动经济发展。三是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保护消费市场的投资者利益，打破垄断、遏制投机，让更多的产业资本回到能够面向国内消费群体、创造财富和提供高水平服务的实体经济舞台上。同时，要通过法制社会的建立来大力扭转“真假难分、价格扭曲和消费安全感很低”的社会环境，切实保护好具有消费能力的群体的消费愿望和由此带来的幸福感受，真正形成让先富起来的人通过消费这个市场渠道，来带动中低收入的财富增长，让他们也尽快进入到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消费时代。我们的企业也能从内需的增长中得到企业利润增长，避免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本土企业利润增长、就业水平提高相脱节的现象。

　　在今天欧美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中，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周期性波动”的因素。事实上，如果不是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抬头，不是全球金融资本去绑架稀缺的但工业生产又严重依赖的大宗商品市场，不是流动性泛滥造成的外汇占款让人民币汇率出现不断升值的压力，紧缩货币政策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今天中国企业家的国际竞争力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的产品制造能力达到了较高水平，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还在发挥着余热，这对今天手头流动性紧张、财富缩水的欧美消费者而言无疑是最有性价比的消费品。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需要两条腿走路，特别需要出口的增长来赢得结构调整的宝贵时间。

　　所以，面对一些周期性波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简单地就把它归结于结构性问题，而采取过多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加以扭转。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还是要通过政府让利，降低产业资本所受到的冲击。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依赖日益增长的进出口规模，跃居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但是，对于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沿海城市而言，继续依靠以往的“四大红利”来谋求出口导向的唯一增长动力显得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如此，我们今后还是需要谋求“全球化红利”的大国发展战略。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一方面，要在今后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努力将中国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繁荣做出贡献并能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

　　另一方面，还要大力鼓励资源型和市场开拓型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寻找共赢且给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贡献的商业机会。尽管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政治壁垒，但是只要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坚持不懈地运用外交和民间的渠道来谋求和谐互助的机制，那么至少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理解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繁荣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坚持自由贸易和实物投资的理念，反对任何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所设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从而将国内外企业进出口和立地战略的选择权真正交给有序发展的市场来完成。同时，也要把改革开放之手延伸到产业链的上游。

　　总之，今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所倡导的对外战略，能否在当今欧美经济剧烈动荡中迅速成长起来，能否形成让服务经济做“实”而且又能覆盖国内全域的产业辐射网络，能否利用已经集聚到我们身边的世界500强企业和机构的比较优势，形成给世界带来共赢的高端服务业，关键取决于产业开放的深度、产权意识明晰的机制、公共服务的理念和以人为本这样一个新一轮必须启动的“制度红利”，以及公平竞争所带来的新视野中的“全球化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