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要想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就得去咨询医生。我们越是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找的医生就越专业。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来说经常就像是一片陌生可怕的土地，我们十分乐意让一位医师来充当向导。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自己的DNA序列从不会进入我们的私人阅读清单。

　　生物黑客们（Biohackers）的使命就是要改变这一切。这些自助型（do-it-yourself）生物发烧友们想把生物技术带出实验室机构，进入我们的家里。追随着那些革新者的脚印，比如说在乔布斯的车库里创造了第一台苹果电脑的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与斯蒂夫·沃兹尼克（Steve Wozniak）和在朋友的车库里创造了Google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与拉里·佩奇（Larry Page），生物黑客们意欲在暂时的家庭实验室里大展遗传工程、药物研发和生物技术研究上的宏图。

　　在《生化朋克》(Biopunk: DIY Scientists Hack the Software of Life)一书中，记者马库斯·沃尔森（Marcus Wohlsen）探讨了日益高涨的生物黑客运动——是更廉价更实用的技术丰富使得这一运动成为可能。只要数百美元，任何人都可以送一些唾液给测序公司进行全DNA扫描测序，然后使用免费软件分析测序结果。定制的DNA序列可以在线下邮购，生物技术仪器设备可以在克雷格列表网（Craigslist）和易趣网（eBay ）上买到，而且价格不贵。

　　沃尔森发现这些生物黑客们像以前那些开源程序员和软件黑客们一样，由于怀有深厚的理想主义而走到一起。他们相信个人力量可以与公司利益抗衡；相信群众的智慧可以跟专家的单一思维叫板；相信想为这个世界做好事的善愿可以与想要盈利的渴求对抗。出于对科学精英的怀疑和开源计算所取得的成功的鼓舞，这些生物自助者们相信个人对生物学信息拥有基本的权利；相信生物技术工具方法在大众中的普及将会加速进步的步伐；相信生物科学的成果应该送到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手上。

　　如此的智慧和理想，让我们很难不对沃尔森采访过的那些生物黑客们喝彩叫好。比如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凯·奥尔（Kay Aull），她在父亲被诊断为遗传性血色素沉着症后，于自己的小房间里发明了属于自己的遗传检测试剂盒。“奥尔的试验并不代表新科学，但是代表了做科学的一种新方式。”沃尔森写到。奥尔的自我检测表明她也具有能引起疾病的突变。

　　又比如说梅雷迪斯•帕特森（Meredith Patterson），他尝试发明一个廉价的分散型的方法去检测牛奶中的三聚氰胺，不再依赖政府监管机构。帕特森已经写了“生物朋克宣言”，其中有一段话——任何使用科学积极地改善他们自己的健康护理，改善他们所吃食物、所喝的水、所呼吸的空气的质量，改善自己与自己的身体以及与自身周围复杂世界互动的人，科学素养会让他们变得有力量。

　　生物黑客乔希·佩尔费托（Josh Perfetto）和铁托·简科斯（Tito Jankowski）发明了开放PCR(Open PCR)——一种廉价可编程的DNA复制仪（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一种复制DNA的方法）。一旦开始销售，感兴趣的生物黑客们可以用仅仅500多美元的价格预定一台，或者免费下载设计图，自己攒一台。根据网上的介绍，这台仪器可以用来DNA测序，也可以用来检测“寿司是否为真材实料”。 简科斯“希望通过使基因操作变得像发短信一样成为日常应用技术中的一部分的方式，让年轻人接触到生物技术的工具和技巧”， 沃尔森写到。简科斯与约瑟夫·杰克逊（Joseph Jackson）、艾瑞·金特里（Eri Gentry）一起还创办了“好奇生物”（ BioCurious）——位于海湾地区的可以让生物黑客们一起合作的实验室。“有点子想开一家新公司？加入自助车库生物学运动吧！去追寻一种全新的生物技术！”他们的网站上如此倡导。

　　还有安德鲁·赫塞尔（Andrew Hessel），一个对生物技术产业商业模式很不满的生物黑客。他相信这个模式是建立在囤积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会导致公司优先研发那些通用的具有轰动性的药物。“过去60多年时间里，电脑从满屋子都是电子管的庞然大物进步到了现在小巧的iPhone，而药物研发的步伐却从未加快过。”赫塞尔对沃尔森说。出于想要改变这种情况的愿望，他正在着手创立第一个自助药物研发公司——粉色军团合作社（the Pink Army Cooperative）——其目标是对定制的病毒进行生物工程改造，使其能治疗乳腺癌。“数周或者数天后就能为你量身定做出个性化治疗方案，而不是数年——相信这一定能实现。革新的时刻到了。”——该公司网页上如是宣告。“我们努力要成为癌症治疗界的Linux系统。”赫塞尔说道。

　　当然，有些可能性是很可怕的。如果生物黑客们可以对生物体进行工程操作去治疗疾病，毫无疑问他们也能通过操作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然而沃尔森并未对此过度关注。他说，技术对生物黑客们来说并不就是要去制造令人担忧的生化武器。遗传工程并不能与生化恐怖划等号——他写道——而且它与其他现有制造生物毒素的方法相比更复杂，即使要制造生物毒素也不一定用遗传工程。事实上，联邦调查局（FBI）曾表示有兴趣将自助生物黑客们当做“生物安全战场前线的哨兵”。

　　然而——沃尔森写道——生物黑客们还没有任何真正创新的成果，而且他不相信他们会。“像基因泰克（Genentech）如此拥有1.1万雇员、800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成功治愈癌症，生物黑客们也不会的。他们不会马上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人造阿米巴变形虫，或者给家猫移植上翅膀。”他写道，“自助生物技术家们真正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任何具体的生物技术成果，而在于那些他们提出的令人眼前一亮的问题。”

　　沃尔森虽然对生物黑客们的理想有共鸣，但仍对他们行为的价值表示中立。他并没有给出评价，而是提出了我们需要去质疑的问题：相对于群众的智慧，专家们意见的价值是什么？知识产权保护法加速还是减缓了科学进步？对自己身体相关信息的使用权应该被当做人类基本权利吗？在开始对生命操作改变时，能保证多大程度的管理监督？并且根本的是，是否每个人都应该能去搞科研？

　　就个人而言，我仍愿意去向医师咨询自己的健康情况，而不是用自己零散的知识和拼凑的仪器去自己体检。但是有趣的是，后者是可能的。我不会屏住呼吸等待有人在他或她的车库里治愈癌症，但是我很乐意看到人们在尝试做这些事情——而且如果他们成功的话，那可真是太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