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是绝对的专业学术书，但我还是读得津津有味。我看了一下推荐这本书的文章，说是没有一定的史学基础，恐怕不好读。而我能读下去，莫非是肯定我史学还有些基础？不禁窃喜。但窃喜是暂时的，整个书籍的沉重基调始终让人无法释怀。现在读《走出中世纪》，有点老书新读的味道，因为此书的出名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其独特的史学角度和论点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到如今，争论的硝烟早已散去，我们可以静心体会。

　　中国的中世纪概念为何引发轩然大波？

　　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当即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切皆因其中世纪的概念。中国可曾有过中世纪？参与论战者争论不休。中国何时开始走出中世纪，参与论战者也争论不休。但无法否认的是，史学界对于将中国这个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代表，也按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四阶段生硬生划分，不满的情绪是在不断高涨的。人类社会的四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放在欧洲是适用的，但放在中国并不适用。

　　在论及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过程中，钱穆、黄仁宇两位大家均有封建社会的专门见解。早在上世纪40年代，国学大师钱穆就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概念完全不同于欧洲。再到后来，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是一种官僚统治。所谓封建是层层的分封统治，与柳宗元的《封建论》所讨论的体制相似。若是这样，则中国现行认定的夏商周的奴隶社会倒与欧洲的封建社会类似，中国的封建社会除过很少时段、很少区域的分封统治外，基本上是皇帝的中央集权统治，与封建无关。就是有过的分封统治，绝对不是主流，而且不是很快被消灭，就是名存实亡。如刘邦的分封制，很快被七国之乱打破，到后来汉武帝的推恩令实施，封国很快式微。再如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分封制，到了王朝后期，各地的封王就像圈养的高级牲口，不仅地方事务不得干涉，而且连王府都不能随便迈出。而盛唐时代的封王们更可怜，基本上是集中的圈养，安史之乱及以后几次大乱，长安城中的王室成员很容易像宰猪一样被集中屠杀。

　　那么提出中国的中世纪概念又能否让人接受？我倒同意有学者的建议，不妨将之作为一种对中国古代社会类似欧洲中世纪那个时代的象征性称谓，不必在概念本身上较真，而是要看到那只是一个相对于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概念，其中也必然有共同点，就是社会发展的停滞或简单重复，还有思想文化上的停滞甚至是窒息。这一点，倒是史学家们有同感，相对于黑暗的中世纪，中国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在秦始皇确定大一统的统治方式和汉武帝以儒家思想独霸中国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并无实质性的突破，而且越是倒后来越集权、越专制、越停滞不前，这与欧洲的中世纪又有何区别？

　　中国怎样走出中世纪？

　　提出中世纪的概念显然不是《走出中世纪》的目的，其核心是讨论中世纪何时走出的。作者提出的观点是大约在明末清初，中国开始了走出中世纪的历程，但可惜的是在清朝中期一度停滞，直到鸦片战争后再度启动。但明末清初的走出是主动的，而鸦片战争后则是被动的。

　　中国是怎样在明末清初开始了走出中世纪的第一步？是中西交融的结果，国内王学兴起带来的朱子学说批判与欧洲传教士到来而引发的西学东渐，共同引发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震动与变革。而不是传统历史观指出的中国在明末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引发的，因为早有史学家指出，仅有几台手工机器和几个雇用工人，绝对不能简单判断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没有那么简单。

　　王学兴起对于中国的走出中世纪功不可没。在16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统治思想堡垒分化出了一个异端，即王守仁的“王学”。其口号是“致良知”，其基本理论是知行合一。王学在哲学史上被批判为唯心主义，自身理论体系问题也很多，但王学却在打破思想壁垒上功勋卓著。王学提出，圣贤皆可为，反对死背《四书》，反对墨守成规式的恪守圣人之言，这一点有点像佛家的人人皆可成佛，但对宋元以来的只有诵法程朱的少数理学家才能做圣贤这一正统理学是一个严重挑战，照此逻辑，名教纲常将有被冲毁的危险。因而，王学兴起后，很快遭到统治阶层打压，即使力挽狂澜的张居正，对王学也是毫不留情；明末清初，王学又被作为空谈误国的对象批判，清朝康熙之后各朝，继续批判王学，然而，到了戊戌变法之后，王学又暴发出惊人的活力，风迷一时。

　　利马窦“无心插柳”式传教活动的影响不可小视。担负着让中国“归化”重任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末年来中国奋斗近三十年，然而与日本归化如潮的场面相比，中国竟然举步维艰，就连到北京觐见也成难以实现的奢望。在痛定思痛之际，为了让传教更易被中国接受，利马窦脱下了僧袍，换上士子之服，献上了中国人非常好奇的西洋自然科学成果及科学仪器，终于迅速有了人气，但结局是作为传教手段的西洋科学得到传播，而接受洗礼的人始终有限，最终他以科学家身份留在中国历史上。但不能否认的是，在王学冲破学术禁锢之际，西学的输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的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就是利马窦的崇拜者之一，而当时在南京还有一大批王学的信徒聚集在利马窦周围学习和交流，以至于保守派不得不发动政治上的打压行动。

　　因而，对于明末清初出现的中学异端与西学来朝，《走出中世纪》的作者一再发问，这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

　　对中国史学的“中世纪”带来怎样的冲击？

　　《走出中世纪》对于史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其对于中国历史概念的提法，还是若干论点与论据，均引起了强烈反响，相关的争论又不断扩大这种影响。

　　《走出中世纪》打破了历史研究的藩篱，强调实事求是的史学作风。在《走出中世纪》首次出版之际，中国刚走出文革还没有多长时间，政治还对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些历史的领域担心受到政治的影响，成为研究的禁区。比如，1983年国内学术界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的时候，很多学者还在回避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掩盖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连徐光启从上海到过澳门，见过西洋人的事实都加以否认，生怕一位中国的爱国者，和西方天主教会扯上后就有损形象。然而，《走出中世纪》却打破禁忌，还原历史。由此，作者提出，要坚决的避免先提出观点，再找史料论证的史学研究作风，而是要在历史事实中归纳观点。

　　《走出中世纪》是对史学观的强烈冲击，打破了非中即西的两元论。长期以来，我们形成这样一个观点，即在明末清初之际，中国也形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力的影响，中国也可能独立走出中世纪；而另一方面，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封闭，从此中国被迫在西方的推动下，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被动的走出中世纪。要么是中国自主的，要么是西方推动的，这种二元的历史观显然值得警惕。《走出中世纪》正是要揭示，在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开始了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汇，并由此开始了走出中世纪的第一步，这是一个中西思想文化互相交融的过程。

　　《走出中世纪》对史学方法有着强烈的冲击，拷问着以二手资料制造二手观点、与一手事实越来越远的研究方法问题。作者不止一次感叹到，看到有些研究中引用的二手资料，便去翻阅这些资料的原始出处，结果竟然发现好多二手资料已经偏离原始资料的表述，甚至是大相径庭。于是只好停下已有的研究，再回头研究这些原始资料，其中辛苦可想而知。由此也在提示，史学研究过程中应该对于原始资料高度重视。而事实是，由于对浩瀚的原始史料的畏惧，大多数的研究者依然在采用便捷的二手资料，由此必然带来研究结果上的不可避免的误差甚至是错误。可是，我们应该如何去保持着应有的淡定、耐心、沉着，去做这样出力而可能不讨好的事情呢？

　　难以释怀的历史疑虑

　　即使《走出中世纪》提出了很多历史的现实问题，但依然有一些让人久久无法释怀的历史性疑虑，是让人遗憾的，也是让人迷惑的。

　　中国的形象如何突然间从天堂到地狱？历史的玩笑有时开的太大。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统治已经从根子上开始腐烂时，欧洲上到皇帝，下到民众，包括伏尔泰等思想家在内，都是一片赞美和无尽向往。欧洲主流集中在用中国的“美善”来反对欧洲的“丑陋”。在他们笔下，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政治是那样贤明，皇帝是那样慈爱，制度是那样完美，教育是那样尽善，中国有着中世纪欧洲做梦都想不到的局面，人口繁庶，物产丰富，生活富裕，首道德尚，文化发达，政治稳定，人心都心满意足。然而早在明末开始，就有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向西方报告中国的内患与脆弱，却遭到抨击。但一到鸦片战争失败，中国的美好形象旋即被打破，一去不返。由此，中国的政治腐败、中国的文化落后、中国的民智低下，一直到后来的东亚病夫，等等。难道仅仅是一场失败就能让中国的形象彻底颠覆？

　　思想文化何以出现中国式的倒退？自西汉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思想文化演变进程是，西汉的经今文学，其次是东汉到唐代的经古文学，再次是两宋兴起的程朱理学，而后是明朝中叶开始兴起的陆王心学。但从明清之际开始到晚清250年间，即出现了历史的倒演，明末清初反思明亡原因，一致谴责王学；而顾炎武之后又开始否定程朱理学，倡导恢复汉唐的经古文学；清朝中期后经今文学又压倒经古文学，再次倒退到西汉；再到康有为时期，又攻击经今文学，传统的经学皆被批倒；再等到清末，随着进化论、天赋人权等学说进入中国，康有为等人批判经今文学的思想又被批倒。此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占据思想上的主流。为何出现倒退，仅仅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早熟与徘徊现象就能解释吗？那貌似繁荣的康乾盛世背后，到底是如何钳制着思想的进步？

　　对外的学习何以越来越不自信？中国人向来有着文化上的包容，有学习先进的传统，对于各种文化的宽容传统更是让人称道，盛唐时期让人羡慕的文化大交融且放下不提，就是被誉为一团漆黑的明朝末年，中国的士大夫依然保持着学习的主动，在抗倭战争中学习西方人的火器，在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学习近代科技知识，明末战争的各方也都大力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可是一到被后世史家大为推崇赞美的大清，为了保持满人所谓尚武精神，提倡骑射功夫，禁止生产火器之书传播，甚至不再铸造火炮。于是可笑的局面出现了，鸦片战争中清军以中世纪的武器与近代的军队对垒，如何能不败？而军事上的战败与思想上的保守无知相比，又相形见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整个耽误了20年的富贵时间，继续昏睡，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惨败，终于有所醒悟。为什么越到后来，越是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大，越是没有向外学习的自信？

　　历史绝对不是简单的，在中国的中世纪问题上，还可以有更多的反思，这对于正在前行的中国，也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将有助于解决前进过程中遇到的似曾相识的历史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