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去年盈利过百亿美元，来自香港及亚太区的盈利也有30.81亿美元，即240亿港元。对普通人来说，这已是天文数字，无法想象。然而，在盈利这么丰厚的情况下，却传来汇丰要大幅裁员的消息，实令人意想不到。

　　金融海啸后，汇丰在欧美的业务备受打击，需要重整架构不难理解；但汇丰在香港的业务，本小利大，对集团贡献良多，还要被拿来一起开刀，那就怎也说不过去。

　　按汇丰亚太区总裁王冬胜的说法。集团全球的成本效益率为57.5%，与48%至52%的目标仍有距离。香港的成本效益率虽低于集团的平均值，但仍有改善空間，所以也得瘦身。

　　这里面包涵了些甚么意思呢？香港已经做得比集团平均值还要好，本应是学习的榜样。为甚么不予以奖赏，反而要一起受罚？想必是其他地方的汇丰，本身效率有限，若是大幅减肥，必然会影响盈利，以至成本效益率无法因为裁员而改善。相反，香港虽然已做得不错，但因为香港人比较能干，又吃得苦，裁多一点，余下来的员工也撑得住。那管理当局在全盘考虑之后，只好把重一点的担子放在香港肩上了。

　　表面上，这种考虑很有全局观，管理层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法令成本效益率改善到集团的目标水平，然而，管理层今次的做法却违背了赏罚公平的原则，将来一定后患无穷。

　　人的行为，主要是受环境影响。但汇丰的管理层今次缔造了一个甚么样的环境呢？原来是千万不要做得太好，不要展示出自己还有潜力，否则你的才能不但不会为你带来嘉奖，反而会为你带来额外的负担。

　　此外，其他效益不高地区的员工，也可能会埋怨香港这类做得好的地区，认为是香港累到他们也要增加劳动强度。久而久之，机构内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大家都做到一般好了，千万不可以过分突出，一个机构变成这样的话，往后还会有突出表现吗？

　　因此，即使站在企业管治的立场上，我也不赞成汇丰的做法。现在，汇丰已把裁员的决定公诸于世了，相信收回的机会已等于零。如今要做补偿的话，应对留下来的员工表示感谢。最好的感谢方法莫如加薪，起码把裁员省下来的钱五五分帐，一半归公司，一半用作加薪给留下来的员工；应该人人有份，大家都加一样的比例。这样才可以平息留下来的员工的怨气，把今次不恰当的裁员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

　　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无法阻挡企业裁员，但政府可透过税制，去鼓励机构请多一些人，很多国家的移民政策，都有引用这种机制，没有理由在税制上不能这样做。社会必须令那些为降低成本效率而裁员的公司付出代价，否则机构之间为了竞争，必然斗请人少，斗增加每一个员工的劳动强度。这种模式的竞赛，不会对人类的福祉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