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模式
陈霖
摘要：多年来，中国一直被广泛认为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实现经济成功的罕例。然而，中国的自由贸易立场并不为西方所接受。西方认为，近年来人民币与美元再度挂钩，表明中国强化了其一贯推行的重商主义，中国的汇率政策带来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剧烈增长，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西方看来，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成功利用了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市场的扩大，通过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建立起能够挑战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强大国力。但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在这种全球化之下，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外需也过分追求外延增长，国民财富也没有有效的积累，相反的，高额的外贸顺差和全面的市场开放已使中国左右为难。
关键字：强制增长（forced growth）深度全球化（deep integration）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
一、前言
2008年9月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再度加剧，欧美经济二次探底。在全球经济风声鹤唳之际，中国经济尽管在2009年有所回落，但总体上仍保持着高速增长和巨额的外贸顺差。两年来，中国经济规模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也为全世界所公认。以至于西方人议论，“中国人不像有经济危机”，“只有中国才能救世界”。这不免让人联想起80年代日本人“买下美国”的壮举。而历史告诉我们，此后等待日本的是“失去的十年”。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2011年2月中国意外出现7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自2010年3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消息传出后全球市场一片哗然，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外贸逆差性质的考究和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反省。
二、中国左右为难的困境
- 外贸顺差和加工贸易
中国外贸顺差实际上并不如表面上来得光鲜。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9月访美期间，以极罕有的语气谈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时候指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最高不超过5%。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造成大批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新的动荡。这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从国际自由贸易中收益甚微，当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根本无法与1980年代的西德和日本相提并论，因而并不具备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真实国力。那么这巨量的贸易顺差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图七：中国外贸顺差的构成（金融危机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正如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外贸顺差完全是加工贸易造成的，扣除加工贸易后，中国的正常贸易其实基本是逆差。海外资本把不过中国当作自己的“离岸”加工厂，这是中国外贸顺差的根源，中国实则收获甚微。
而外界之所以产生中国在外贸获利的印象，固然是因为海内外有相当多的人把中国的贸易顺差或外汇储备误认为是贸易利润，或至少认为中国从出口贸易中获利甚丰，因而全力推动出口的增长。
2.粗放的外延增长和“简单再生产”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下，发展经济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一元目标，中国进入了更加快速的市场化进程。由于政治方面的压力，这一时期“强制增长”特征明显，也反映了对经济总量规模的狂热追求，整个经济层面也确实多少体现着重商主义的色彩。但是，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非但没有导致经济的集约化，反而因经济增长的政治化进一步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增长特征。同时，初期国内需求疲弱，根本无法支撑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除外需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1990年代初，全国外贸系统实行承包制改革，企业自负盈亏，国家取消财政挂账，这是中国外贸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问题是，“强制增长”必然导致出口创汇计划指标年年加码，从而迫使企业不计代价追求创汇规模。而在缺乏真正意义的商会的情况下，外贸经营权的下放又必然造成经济秩序和经营秩序的混乱。
其结果是，外贸企业之间为争夺国内货源和海外市场展开恶性竞争，出口效益急剧下滑，企业经营的稳定性甚至不如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宏观政策的不当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1995－1997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发展最为困难的时期，中央政府为抑制通胀，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外贸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普遍发生困难；此时，财政危机的加剧导致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的出口退税出现严重滞后，但国家却并未因此相应削减创汇指标，以致大批企业因资金周转发生极大困难而陷入困境。1998－1999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为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国内企业对这一特定的汇率政策没有丝毫发言权，为此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当时外经贸部一位高级官员在广交会上感叹，中国的出口“牺牲了（企业的）效益和发展后劲”。到21世纪初，粗放的外贸出口已造成数千亿元的银行坏账，这种罔顾本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徒具创汇规模而无实质效益的“无利润出口增长”。
另外，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使得出口企业利润进一步受压。长期以来国际上盛行一种流行论调，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这一观点所隐含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迄今的升值幅度。这其实是一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中国出口的平均净利润率始终接近于零，因为人民币汇率无论如何变动，都大体反映了中国各个时期出口企业的实际换汇成本，因而当前根本不存在人民币低估问题。
但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人民币似乎被低估，但这并不是人民币本身的问题，更多的是源自国内价格体系。长期以来，国内外电力、石油一直存在巨大差价,这也是中国产品价格低廉的根源，但其背后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财政补贴，国民财富通过财政税收的方式源源不断地由家庭部门转出，用以补贴企业部门，并最终加剧并导致了制度性的内需不足。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的增长实质上只是用中国举国之人力、物力对全世界的一种补贴。中国从中换来了规模和数字，世界获得了原本本该属于我们的福利和利润。
3.内需不足和市场开放
在国民经济以这种依靠外需的方式实现总量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在不被重视的地方，是我们日益脆弱的经济结构和日渐高企的对外依存度，以及更加疲弱的内需。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日益背离社会公正，导致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而经济增长的政治化则令贫富分化迅速演化为制度性内需不足，以至于中国经济对出口和外资形成严重依赖。与此同时，以经济增长为压倒性目标的外向型战略又进一步造成依附发展的脆弱的经济结构，使中国自主发展的基础受到严重削弱。结果，一方面是外贸的“无利润增长”，另一方面是内需的日渐萎缩，这种增长方式本应无以为继，然而以经济为一元目标的狂热使之得以延续。
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初正式放弃进口替代，实行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于外资对华技术转让。作为交换，中国政府开始大幅削减贸易壁垒，解除对外资的诸多限制，这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发端，也标志着中国以深度全球化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在西方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组织以及已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刻意误导下，对实行出口导向的东亚模式认识片面，甚至存在严重误解。东亚模式指的是东亚发展型国家在1970－198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成功，实际上并非由于实行了所谓的“比较优势战略”，而是利用冷战的有利条件，通过国家干预成功实施了进口替代，从而实现本国产业自主振兴的结果。
事实证明，“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并不成功。就像学者岳健勇在《中国为何需要反思自由贸易》所指出的那样。 非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工业化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反而因出让市场招致外资对本国工业的替代，由此造成中国工业化在整个1990年代徘徊不前 。到199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均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事实上已形成依附发展的格局。表现在：一方面，外资企业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开始把中国作为全球最理想的超低成本装配车间，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大规模出口。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持续通货紧缩和扩大内需成效不彰的情况下取得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而是来自全球化，这与东亚发展型国家存在本质差别”。
外资以及外资自身的出口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对中国实行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由化产生了强烈诱导。中国特定的制度结构所限定的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中国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问题是，搭乘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便车所要付出的代价恰恰就是放弃经济民族主义。2001年12月，中国在作出市场开放的广泛承诺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事件本身标志着中国从制度上与重商主义绝缘，进一步转向自由主义。
中国入世后，市场的全面开放和廉价劳工的比较优势，极大地加强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以及对中国市场的控制。200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55%、高新技术出口的85%被外资控制。曾经担任中国外贸主力军的国有企业，出口比重则从2003年的32%，迅速萎缩至2009年的16%。私营企业虽已取代国有企业成为紧随外资之后的第二大出口主体，但在垄断国企和外资企业的联合压制下，绝大多数私营企业被迫置身国际分工的底层，承担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制造。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下半年，受到通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中国制造业实则就已开始步入危机。2008年底，金融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使美国陷入全面经济衰退，这反过来大大加剧了中国制造业的困境。然而，中国政府为制止经济下滑而紧急启动的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却并不包含振兴制造业出口的实质性内容。除了少数现金充裕、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垄断型国有企业从中获益外，大多数中小企业依然得不到国家的金融支持。
对于国内出口企业来说，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几乎是它们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国家政策支持。这一政策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而竭力阻止在国际贸易中获利甚微的本国制造企业大规模破产的本能反应，但是中国一方面已深埋于全球化之中，资本项目开放势在必行，但中国仍远未实现工业化，更无能与当年日本相媲美的实力，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可能性不大。而且国内价格体制问题难以消化。中国政府也只能一边促进人民币的稳健升值，使经济政策平稳过渡；一边促成价格改革，推高物价；如此一来，对中小企业的考验将是长期的，外资投资将逐步减少，这对过去一直依赖全球化的中国来说，挑战也将是长期的。
三、结论
至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所走的实际上并不是工业化道路，而是依靠全球化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模式固然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声名，也埋下了隐患。由于内需不足而乞灵于外需，反而演变成长期以来制度性的内需不足。由加工贸易主导的外贸顺差也只是金玉其外。放弃民族经济主义，开放市场以吸引外资，外资加速控制和垄断，也衍生了今天整体的中小企业困境。另外，出口导向与投资自由化的奇怪结合，表明中国实施的并不是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不仅如此，没有通盘的产业政策和相应的制度设计还进一步暴露出中国缺乏自主振兴的意志。在中国远未完成工业化、本国产业不具备全球竞争能力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充分说明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中国发展战略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技术赶超。但出口的畸形增长自然不会带来财富的增加，不过是一种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简单再生产”能够增加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却不会也不能实现国民财富积累。
参考文献：
[1]唐晓美.巨额贸易顺差引发潜在的危机及对策研究[J].经济观察，2007.2.
[2]刘晓路.中国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一个长期视角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
[3]盛光祖.外商投资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J].
[4]岳健勇.中国为何需要反思自由贸易[J].领导者,2011.3.
[5]Knight，J. and L. Song. The Determination of Urban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Discussion Paper 91.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1990.
PS：写于2011.6.12，现在回过头再看便自觉幼稚了，自己只是在井中窥见一隅的蛙虫，事实远比我当时所想的要复杂也严重。小心政府投资窃民，提防地方债务窃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