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数据，我国外汇储备达3．04万亿美元。截至今年1月末，央行的总资产高达26．9万亿元，远大于美联储2．45万亿美元总资产的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大央行。央行资产主要是外汇资产，为21．1万亿元，占比近78%，高额的外汇占款迫使央行增发基础货币，制造了流动性泡沫。如何管理巨额外储和治理通胀？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

　　外汇储备过高，加剧贬值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持有外汇储备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其中65%左右是以美国国家和机构债券为主的美元资产。随着美元不断贬值，对外储会造成什么影响？

　　刘纪鹏：中国买美国国债，让人均GDP排名第95位的中国，变相向排名第9位的美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购买大量美元资产蕴藏着巨大的贬值风险，美元每贬值1%，我国的外汇储备将直接损失约300亿美元。按一架波音747飞机价值2．2亿美元计算，300亿美元可以买136架波音747飞机。

　　自去年8月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对人民币报6．82，到目前的6．49，升值约4%，由此导致的损失逾1200亿美元。在1999年－2009年十年期间美国在华投资收益率为15%，加上人民币升值总收益率达18%；对比之下，中国在2002年－2009年期间外储投资收益率为5．72%，考虑美元贬值因素，真实收益仅为1．25%，两者反差巨大。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原因主要是贸易盈余、FDI和热钱流入。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现实，决定了外汇储备和国内货币政策随时受到美国货币当局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外汇储备的实质话语权，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

　　流动性泛滥加剧通胀

　　中国经济时报：这是否意味着，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央行不得不将超印的货币注入市场？ 刘纪鹏：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大量发行货币，最终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加剧了国内通胀形势。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到消费领域表现为通货膨胀，到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则表现为资产泡沫。

　　在商品价格领域，2010年以来CPI持续上涨，通货膨胀形势严峻。除大蒜和绿豆等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外，人们为了规避通胀风险，拓宽投资渠道，使很多消费品和收藏品成为投资品，加剧了商品领域价格上涨的态势。

　　在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领域，尽管政府不断出台调控政策，但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超过20%，资产泡沫形势加剧。

　　此外，量化宽松后的输入型通胀也越演越烈。美国先后两次采取量化宽松（QE）政策，合计近9000亿美元注入市场以提振经济，日本则为应对特大地震而向金融市场注资1830亿美元，这些超量印发的货币必然在全球各地寻找投资机会，以各种形式进入投资前景更好的新兴市场国家，从而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推高物价水平。

　　量化宽松政策将导致大量美元流入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引发货币输入型通胀。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现象，不是商品现象，其根源在于货币投放量过大。如果只是简单采用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的“两率治通胀”的传统做法，试图回收流动性，只会引来更多的热钱。

　　事实上，提高准备金率进行调控被证明效果甚微，提高0．5%的准备金率相当于回笼3600亿资金，但自去年10月份央行加息以来，第四季度新增外汇储备达1990亿美元，合人民币13034亿，是前者的三倍还多，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双管齐下，化汇为产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解决的对策是什么？

　　刘纪鹏：我认为解决对策是双管齐下：回收“红票子”，花掉“绿票子”，化汇为产，化解外储贬值风险；实行以汇率为主的“三率治通胀”取代“两率治通胀”，同时推行积极股市政策，化解流动性泛滥引发的通胀压力。

　　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由政府购买美国国债，未来投资主体一定要向居民用汇与企业用汇转变，“藏汇于民”和“企业国际化”是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矛盾的两大重要渠道。尤其是通过企业国际化实现对矿产资源的战略投资，来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的风险，不失为一条良策。

　　首先，采用“宽出严进”的政策，藏汇于民。应考虑放宽私人企业和居民出国消费、旅游、留学、投资的用汇限制，鼓励对外进行投资、消费，在进入的一端控制好热钱的流入。目前每人每年的换汇额度仅5万美元，有超额需求的公民不得不通过地下钱庄等方式进行兑换。应鼓励公民和私人企业到央行用“红票子”兑换“绿票子”，反向兑出，“绿票子”让民间带出去，最终起到稳定货币调整结构的作用。

　　其次，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做到“化汇为产”。鼓励企业利用外汇买回国内建设需要的煤炭、石油、黄金、飞机和农产品（000061）等战略资源，将外汇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机结合。可考虑设立国家级高科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参股或贷款的方式资助相关国内企业进行境外收购，改变目前的中国投资公司模式；从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的角度，建议重点收购境外矿产资源。

　　再次，除了传统的利率和准备金率外，应更突出汇率的作用，通过主动的有自己步调的，而非被动的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升值模式，先发制人，化解国内的通胀困局。

　　具体而言，人民币升值后一则可降低成本而刺激企业进口，从而抵消石油等大宗战略性商品涨价传导到各行业所致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升值后顺差减少，减缓流动性泛滥。应继续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充分重视监控热钱的流动风险。

　　可考虑将积极的股市政策作为一项经济金融领域的战略，正式列入宏观经济战略。积极股市政策意在推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发展，政府着重宏观层面的引导，更好地为优质企业和投资人创造健康的投融资环境。并提倡人们树立正确投资观，通过广大投资人带动上市公司发展，共同分享优质公司成长的果实。当前经济增长形势良好，上市公司每年盈利均以20%－30%的速度在递增，但资本市场仍无法获得足够重视。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股市政策，没有从一致性、互补性、相通性考虑，没有通过积极的股市政策来辅助调整中的货币政策，对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来取代货币市场间接融资缺乏战略性的考虑。

　　要重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要考虑主板、二板、新三板的配套发展，继续打破行政垄断；在品种上要把公司债、衍生品和股票的多层次化引向深入。要在建设新三板市场的理念上，减少行政审批和实质性核准，尽快推出备案制度。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融资模式的转变。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充分启动私人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并利用《投资基金法》等相关立法予以规范，最终利用证券市场的放大功能来连通资本和实体经济建设，使金融资源配置变得更为合理，符合“十二五”规划有关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