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权利”人才和“外包”

 ——“政绩”“钱途”跟着“领导”人才走

中华古代春秋、战国之前，各地“领导”人才（这里说的是领导这种职位的“人才”）基本是各地自己出产，自己消化，较少流动和交流（古代中东、欧洲也差不多）。从秦朝中央集权专制开始，出现了各地的地方官开始由中央皇权按他的意愿和利益以及以他为首的利益集团的利弊价值来调派。2000多年被继承至今，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统治文化的继承。

据统计，当今中国各地如北京、上海、广东等较为发达的地方流动人口最多，最多时约占当地人口总数的30%以上。内地一般城市流动人口约8%左右，经济不太发达的县以下地方流动人口较低。而乡以下的地域所谓“精英”人才、“管理”人才以及“官员”人才的流动，就更少而又少。

现代欧、美各国流动人口不比中国少，但一个地方的政权和政务管理机构，比如选举产生的议员、行政长官，流动人口无权参与，不可以“外包”给外来人，中央权力机构干预不多。

世间大多人们总是恋恋不舍的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很在乎故乡的传统和建设、发展和变故。暂时客居者的故乡情不在客居地，心恋不深，尤其是经历多个客居地的人，更是心气无根——除了他的故乡之外。但像京、沪等发达地方例外，因为现代物质享受、诱惑难舍。

中国不那么发达的地方，有没有领导人才或管理人才是另一个问题，人才流动也是另一个问题，但地方领导“外包”给外来人，比如外来的大学生当村官，直到有些地方人大机构的主要领导也“外包”给外来人（据说外调过来，户口还没落地，已是当地“人大代表”了），以至于各地最高行政首长，尽可以是外来人。他们所到一地，除了“政绩”之外，他的儿孙绝不在这里生根繁衍。

不过，也好理解，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从这个省到另一个省，管理“模式”都大差不差，反正都读过党校，从江苏到云南，从苏州到深圳，从武汉到广州，从上海到北京……都是一样的。本地出了人才，到外地混出个成龙成凤的，本地也可引以为荣，亲戚朋友和村里都感到荣门耀祖。

更有一个现象很耐人琢磨。尤其是当某“领导”人才“调”到A地当领导时，这位领导家乡的各类企业立即“跟进”，重大工程、赚钱的工程（不是高科技，大多是城建、房地产、修路建桥）于是都是这位领导原籍家乡来的企业在干，去完成这位领导所调进的A地的发展建设。A地原有的企业大多进入“二线”，A地本乡本土的企业反而不会建设自己的家乡了？而外来的企业在原地方好像并不怎么发展，而到了A地倒突飞猛进大大的发展起来。直到这位领导再调到B地，这些企业又到B地发展。人心都清楚，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但你就是抓不到贪污腐败的实据。

发展机遇跟着“领导”人才走，“政绩”“钱途”双丰收。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家乡也可以是别人来建设，轮番占点便宜赚点大钱，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心怀全国，眼望地球村，或者这就是“被时代”的和谐建设观的政治文化体现。（文-万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