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中国一：还有多少中国味和中国梦

　　2010年5月15日出版的《新周刊》这样描述“中国控”：

　　“‘我爱你，中国’——又远不止‘爱’这么简单。是爱里带着哀愁，心里憋着劲，眼里含着泪水，满脑子纠结，胸中怀着一团火，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在具体事情中时常有无力感。是自己忍不住愤怒，但听不得外人骂她。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失望。”

　　15年来，《新周刊》就是这样的“中国控”。

　　15年后的今天，我们向自己、向专家、向中国，再次追问有关中国的15问：中国缺什么?中国人还有梦吗?中国人担心什么?什么东西没变?还有多少中国味?怎么看美国?网络改变中国了吗?如何发现城市魅力?艺术家批准了吗?大学到底怎么啦?如何破解阶层之谜?还敢爱吗?像什么一样生活?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我们都是中国人，追问中国就是追问我们自己。

　　一，什么东西没变?

　　1996—2011，什么东西没变?

　　国已变，从发展中社会到小康目标达成，从前工业社会到世界第二，从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到人人称羡的“中国奇迹”发生地；家也变，山川早已改变模样，乡村业已“空心化”，三四十个城市狂奔于国际大都会之途，故乡已然不在；人也变，三十而立成了F40，愤青变身中产，飘一代成了既得利益者。

　　变化最为剧烈的，莫过于寻常世象：底线一退再退，终至不可再退;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之下，阶层和解困难重重；社会学家孙正平所说的“社会溃败”值得警惕，人人期待信任感和安全感。

　　在与强大外来文明和历史传统的角力中，被改变的不是世界而是我们。更可怕的是，为何没人问，什么东西没变?

　　没变的是利益群体，加入WTO也曾让我们欣悦，幻想国际规则能够使既得利益群体却步，事实是，经过短暂冲突、试探与融合，国际规则也已让位于中国“潜规则”。

　　没变的是社会格局：权力、名声与财富的内循环，中国特色的通胀，赢者通吃……

　　没变的，还有世道人心，任何时代，中国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渴望从未改变，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世界上还找不出哪个国家像我们一样对“变”这个字寄予如此厚望，我们太习惯于在运动和口号下完成一场社会变革了。中国还找不出哪本杂志会对中国之“变”如此敏感而咏叹再三。15年来，《新周刊》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探讨“变”与“不变”的永恒关系：什么东西变了?什么东西没变?变化中哪些值得珍惜回味，值得抢救保存?不变中哪些值得冲垮樊笼，奋力打破? (文/朱坤)

　　杨锦麟：让变的步伐更有节奏、更稳健

　　资深媒体人，香港卫视执行台长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没变，但人心变了。一个是民智已开，民心求变；一个是人心浮躁，追逐短期效益，不择手段，丧失最基本道德伦理底线约束的社会异变。大陆城市的地表建筑日新月异，但下水道基本不变。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却忽略了人最本质的心灵构建，信仰缺失的现象正在意识形态以外的诸多领域呈现令人吃惊的狂乱和失序...[详细]

　　马家辉：内地还没到不变的欲望比变的欲望多的时候

　　传媒人、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学者

　　这15年来，内地的“变”可以说是“巨变”，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生活方式、心理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将来15年，或者50年，会有深远的影响...[详细]

　　二，中国人还有梦吗?

　　中国人还有梦吗?

　　100年来，容闳怀的是留洋梦，康有为怀的大同梦，孙中山怀的是民主梦，陈独秀怀的是启蒙梦，楼适夷怀的是新锐梦，施蛰存怀的是尊严梦，河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全体社员怀的是卫星梦……

　　中国梦长期面对4个对手：美国梦、欧洲梦、澳州梦、东洋梦。2000年那会儿，中国人一直做的是诺贝尔梦、足球梦、申奥梦、WTO梦、500强梦、小康梦、绿色梦、E生活梦、廉政梦、航母梦、统一梦。2003年，搜狐CEO张朝阳的梦想是希望自己能再年轻一岁，漫画家廖冰兄的梦想是希望活着看到中国进入小康，CCTV主持人沈冰的梦想是做个全面的主持人，步步高总经理段永平的梦想是20年后，企业还在……到2011年，有些中国梦，梦已圆，有些中国梦，梦仍未圆。

　　2009年，中国民生银行、零点咨询、旅游卫视启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国人梦想大调查——《中国人梦想白皮书》项目，调查发现，“奋斗”是中国人梦想追求的主线：建国初是“自我牺牲式奋斗”，改革开放时期是“求变式奋斗”，当代是“创造性奋斗”。

　　84.8%的中国人认同当下中国存在“中国梦”，64.1%的中国人认为与以往各个时期相比，当下中国最容易实现梦想。中国梦主要类型是：创业梦、子女梦、财富梦、行走梦、卓越梦、知识梦、公益梦。而实现中国梦最主要的因素是：勤奋努力、身体条件、技能、教育程度和运气。

　　每座中国城市、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你或是要上北京漂出一个未来，或是要奔海南、广州捞现金发横财，或是要跑深圳奔小康、守在上海做白领，跑到西部当矿老板……改革开放30年，中国按下快进键，中国人坐在一辆飞飙的“和谐号”动车里，他们总是“睡不着”，像拧紧发条的机器人一样，疲惫地奔逐于梦想和生活之间，诸多的梦想被挤压成供完一套房、买上一辆车、养好一个孩子。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一书中提醒，实现中国梦需三个条件：一、充满创造力和活力的公民社会;二、强有力的执政党和政府;三、秩序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他提醒，“中国梦”很容易陷入盲目自大与不思进取的陷阱之中，变成一场“中国梦魇”。最重要的是要走好当下路上的每一步，过好每一天。 (文/何雄飞)

　　白岩松：中国人永远都会有梦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员、主持人

　　中国人永远都会有梦。但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重要且艰难的梦的转换。一个覆盖大众、建立在国家基础上、国家独立富强的梦，正在过渡到每一个公民自己梦想实现的过程，这是目前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特质。即，由国家梦向个人梦的转变...[详细]

　　熊培云：梦想，首先是一种想象的自由

　　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人是否还有梦?”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一种现实考虑。生活的各种压力使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比如为了买房子放弃自己的梦想。不过，需要一所房子，就是梦想。大家最关心的其实不是有没有梦想的问题，而是生活有没有其他一种可能的问题...[详细]

　　三，还有多少中国味?

　　“在旧上海，‘法国’与‘上海’相处无间，在今天的新上海，既看不到‘法国’，也看不清‘上海’，‘东方的巴黎’已经自我肢解了。”

　　在《退步集》中，陈丹青痛陈中国城市“进步”之弊。阿城说保守是一个褒义词，例如英国的保守派“把英国的每次进步都保持下来，不能让它再后退。保守派对于激进左派更多的质疑是——你的进步意义在哪里?”中国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反思。

　　是时候回顾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还剩下多少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广州要在江边种植曼哈顿，重庆建起“纽约纽约”写字楼，广东惠州要翻版奥地利哈尔斯塔特镇;在旅游业的利益驱动下，四处是脑残式掘古，争“南北分界标志线”、争黄帝、争老子、争西门庆——但当中国人还在讨论该不该废弃中医时，韩国人正投入巨资为所谓的韩医针灸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国人为古人故里争来争去，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已经“申遗”成功，中国人连“端午节”都被抢去了。

　　抢去我们文化传承重要事物的，不仅有韩国人，还有拍脑袋的城市CEO、相中老胡同区域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急功近利的城市规划。同样，至今依然有保护着我们文化传承的人——这包括保护传统文化的NGO，将中国文化向外推广的孔子学院、老子学院，卖座的中国功夫电影，惹来争议的“私塾”教育，养生热下频频登上电视节目的中医，甚至一帮爱好者的汉服小聚会，都让我们时代的中国味得以传承。

　　保留中国味，绝不仅仅是大力申遗就足够，还包括对历史的教育，文化的传承，民间公艺的保存与资助;保留中国味，不靠兴建假古董，也不仅仅靠保护古迹，还需支持私人博物馆、支持民间组织，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文化的行动之中。同样，保留中国味，亦不仅仅是保存带有中国烙印的老事物，还应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后，中国味还应该包括人情味。

　　中国要找回自己的中国味，需要每个人自我觉悟——这种觉悟，让我们的国民可以慢下来、静下来，以此对抗物欲社会的浮躁与功利、重新找到文化认同并寻回自我。(文/文尔达)

　　于坚：中国味减弱的过程里隐藏着复兴契机

　　诗人，著有《诗六十首》、《棕皮手记》等

　　“绝版中国”的这一说法，2006年由《新周刊》封面专题提了出来。今天大家或许没有意识到，我们周围在发生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多么大。我们有必要对现代化再作深层思考，在经济快速发展以来、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超标之后，端正我们的文化态度...[详细]

　　徐文兵：中国味儿首先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中医师，厚朴中医学堂堂主

　　辜鸿铭先生定义的典型的中国人是“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我的理解是，中国人是早慧的民族，这得益于我们有着能与天地鬼神沟通的伟大祖先，幸运的是，这样的传承千万年都没有断裂...[详细]

　　四，怎么看美国?

　　中国人把最美好的词给了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引起中国人的复杂感情。它是自由开放、膜拜未来的国度，它是胡萝卜加大棒、实施双重标准的霸权象征。中国人对这个“美丽的国家”交织着好奇与憧憬，茫然与渴望，愤怒与向往。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学生们马上冲到麦当劳、肯德基门口抗议，可第二天又去美国使馆排队等留学签证。美国对中国一贯实施双重标准，无论是人权问题还是两岸问题。同样，在中国青年眼中也有“双面美国”。

　　美国是中国青年渴望的新大陆，美国也是贪官逃亡的避难所。美国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美国也是中国海外债务最多的国家。

　　中国领导人明白，倡导对外开放，首先是对美国开放。这个国家是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国家，用二百余年就成为继罗马帝国之后人类史上最强大的霸权。它是老大，好莱坞假想地球遭受入侵时，是美国独力拯救人类。

　　可美国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世界人民都越来越像他们，却也越来越恨他们?

　　中国对待美国的态度，就是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欲拒还迎。

　　从“中国可以说不”、“阻击霸权”的愤怒，到“让全球化抱抱”的慎思。全球化是个悖论式的发展过程：既有一体化又有分裂化;既有国际化又有本土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多样化。有人称之为福音，有人咒之为灾难;有人视之为机遇，有人把它看作陷阱。

　　《新周刊》为中国全球化之路破的三道题是：

　　美国是榜样吗?中国崛起握有多少软实力?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点在哪里?这三个问题，是中国人全球化路径都绕不开的设问。

　　三十年后，美国梦是过去时，中国梦是现在时。中国从边缘进入世界舞台核心，中国从排外到兼容，中国人的欲望榜前三位是：有更多钱、国家富强和周游世界。

　　中国人看美国是“双面美国”，同样，美国人看中国也是“双面中国”。

　　《时代》周刊提出美国该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1.充满活力;2.重视教育;3.赡养老人;4.多多储蓄;5.放眼未来。

　　反过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美国为镜，中国需要在软实力和创意立国方面狠下功夫。 (文/肖锋)

　　张力奋：中美之间仍将漫长纠结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

　　上个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到访北京。四十年前，他肩负总统尼克松的使命，秘访中国，华盛顿与北京开始解冻，冷战时代的国际地缘政治就此改写。在京逗留时，八十八岁的基辛格和十多位“海龟”有个早餐会。他说，过去四十年，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见面的多是中国领导人，他很想听听年轻人如何看美国...[详细]

　　加藤嘉一：美国是中国面对的最重要的国家

　　日本在华专栏作家

　　今天，美国与中国是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国家。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国际关系发展产生着最大影响。在跟中国的关系问题上，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对中国说“不”的国家。而2008年以后，连美国对中国都开始非常客气、克制。因为中国的市场牌、 经济牌、人口牌已经太大了...[详细]

　　五，网络改变了中国吗?

　　由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就像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资本主义时代，机器运作取代了手工作业，任何技术逻辑的飞跃都会演变为社会逻辑的进步。互联网革命亦如是，中国的第一家网吧诞生在1996年，它有50台联网的电脑，每小时收费30元，其时中国网民的数量不足2万。2011年，中国有网民4.85亿，网站191万个，网络是生活工具、生活方式，也是人性展示场。

　　4.85亿网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构成，他们中有官员、意见领袖、草根民众，这个族群的社会身份各有落差，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丰富性成就了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让我们得以目睹网络问政、恶搞精神、人肉搜索等各种气质迥异的互联网作品横空出世。网络其实只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流窜通道，把碎片拼接到一起，就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浮世绘。线上的中国风貌就是线下的中国实景，大喜和大悲同在，有举国欢腾的盛会奥运，也有彷徨无助的弱女邓玉娇。

　　互联网是技术至上的产物，在发展中却渗入了更多人性的特质。网络走到今天，网民已经不再是受众，而是主体，他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情绪出口里参与这个国家的大喜和大悲，为邓玉娇呐喊，为“7·23”遇难者追问，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发声，少数派意见也不至湮灭。网民既是网络内容的创造者，也是现实社会的监督者，在破坏和创造的历练中，网民成长为网络公民，网民的声音即是民意的投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苏特在离职时留下名言：“和谐的国家生活，来自多股力量的相互抗衡和争论。”看起来互联网正在实现这一点，它独有的平等属性和互通的特质让人们学会了在争议中寻找社会共识。

　　互联网提供巨大的信息空间和宽广的言论平台，它的触角也不限于此，门户网站拓展了新闻空间，社交网站拓展了沟通空间，B2C和C2C网站拓展了商业空间，搜索引擎拓展了知识空间，简而言之，它们拓展了中国人的选择空间。但这种选择未必是无限的，2011年中国的网站数量191万个，比上一年的383万个减少了将近一半。这种现状暗合了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在《沸腾十五年》中所说的“中国互联网必须接受中国式的监管”，但你不必担心互联网带来的新新气象和变革步伐会有所放缓，林军还说过“互联网是中国改革的下半场”，这句话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积极的方式解读：互联网是人类最美好的发明，而它带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文/胡尧熙)

　　胡泳：互联网打破垄断

　　互联网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有三：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体长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现在被视为“沟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中介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详细]

　　方兴东：互联网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互联网学者

　　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催化剂。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就是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详细]

　　追问中国二：中国缺什么 守住底线最重要

　　15年后的今天，我们向自己、向专家、向中国，再次追问有关中国的15问：中国缺什么?中国人还有梦吗?中国人担心什么?什么东西没变?还有多少中国味?怎么看美国?网络改变中国了吗?如何发现城市魅力?艺术家批准了吗?大学到底怎么啦?如何破解阶层之谜?还敢爱吗?像什么一样生活?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我们都是中国人，追问中国就是追问我们自己。

　　六，如何发现城市魅力?

　　中央商务区必有步行街，步行街必有色调鲜艳的欧式建筑，视线内必有一间麦当劳。古迹附近必有文化街，文化街必有油漆未干的中式建筑，视线内必有卖香肠的摊位。高级商场外必有咖啡馆，酒吧街外必有烧烤档，新商务区必有扎堆的玻璃幕墙摩天大厦，艺术区必由工厂改建，创意园区必须永远都在郊外……是为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印象。当城市失去了想象力，也失去了个性、气质与生命力。

　　库哈斯提出过“广谱城市”这个概念，认为全球化城市正变得毫无特征。其中，他是这样调侃中国的建筑师：“中国建筑师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 新加坡的国际演艺协会主席本森?潘传顺也描述过这种现象：“我们的城市就是我们自己的家，而不应很容易就被另一个城市同化。如果大家都变得一模一样，那将是一个悲惨世界。”

　　城市个性也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中国的城市自我意识正在觉醒——城市CEO终于明白，城市个性也是一种软实力，正如人们通过街头乐团认识维也纳，通过保持完好英伦范儿的老城区认识伦敦，通过休闲与田园认识“第四城”成都。中国的城市，正在通过展会、建筑设计、电影植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兴建地标、改名、选拔形象代言人、选美、自我命名××之都、征集城市口号等方式，以图重新确立自我特征，去发掘吸引投资者、人才、游客的城市吸引力。

　　从历史、文化、景点、民俗、企业、品牌、建筑、美食到关于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到诸如爱情斑马线这样的城市细节，构成了一个城市的魅力指数。但要找回城市魅力，关键词却是城市文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说，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国家，最终能不能现代化，除了GDP以外，最重要的还得看文化的品位、文化的能量。

　　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亦是急之国的进程。尽管城市的外表迅速被改变，要发掘城市的内涵却非一朝一夕之事——要拥有城市文化，要先找到市民的文化。香港要在西九龙建设世界级艺术区，却遭遇了12年口水拉锯战。政府期待打造艺术馆吸引游客，但文化界认为应多花资源在培育本土文化上。台湾地区提出“文化就在巷子里”，一年有最顶尖的文艺团体在社区做100场到150场的演出——城市文化，最终还需在街巷孕育;城市气质，其实就是本土化的气质;城市魅力，最终还应取之于市民。 (文/文尔达)

　　杨东平：在大城市讲魅力很矫情

　　文化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

　　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十几年来变化非常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两座城市的命运，某种程度是一种共生的过程，它们出现了开放性、移民化、国际化等特征...[详细]

　　王军：拿“大裤衩”定义3000年的城市很可悲

　　新华社高级记者

　　中国的城市，我认为拆掉的地方都是很有魅力，建出来的新城市都缺乏魅力。比如说上海，上海的浦西很有魅力，浦东就没有魅力，因为尺度发生了变化。浦东、陆家嘴那边是汽车的尺度——宽马路、高栏杆、围墙社区、没有街道生活，中国造新城都是这么造的...[详细]

　　七，中国缺什么?

　　1793年，英国乔治国王特使马嘎尔尼带走了一封信，信中称中国无需任何英国产品。“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中国真正被批准进入全球贸易体系WTO是在206年之后。

　　170年前，天朝乃世界之中心(即中国之“中”)。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掉了天朝的尊严，让满清知道世界之大，竞争之烈。

　　中国近代与西方交往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中国先是发现自己缺“船坚炮利”，而全套西式装备的北洋水师依然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覆灭。于是发现还缺先进的社会制度，便照虎画猫引进了议会制、总统制，袁世凯复辟后又发现还缺民主科学，“五四”时期的人们纷纷拒买日货，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妓女上街声援，小偷罢偷，可随后军阀混战。有人批评说，中国人一向缺乏合作精神……

　　170年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中国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

　　中国不缺“中国制造”，中国缺“中国创造”。“中国制造”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碧水蓝天为代价的。

　　中国不缺历史，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历史反思。如何避免人治，如何抛却救世主情结，走向现代型法治社会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中国不缺实用主义，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未雨绸缪和细致规划，既发展经济，又保住城市文脉。

　　中国不缺维权意识，但维权机制有待完善。无恒产便无恒心，一切现代社会制度都无从谈起。

　　中国不缺潜规则，中国缺对公平、公正、公开的明规则的严格遵守。没有明规则，短期行为盛行。

　　中国不缺人才，中国缺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国家只能是急功近利的国家。

　　中国不缺教育，中国缺没有奥数和各种培训班的童年。中国的应试教育正以牺牲童年幸福为代价，应替以素质教育。

　　中国不缺“德”，中国缺“德行”。德之不行，永远只是空洞的训令。

　　中国不缺“心眼”，中国不缺‘精明”，但唯有大智慧方能使社会有共识。

　　中国不缺膜拜，中国缺共信共享的价值观。烧香拜佛不是行贿神灵，而是求诸自己的良知。

　　中国不缺知识，中国缺常识。没有常识的社会只能听凭谣言四起。

　　中国不缺解释者，中国缺提问者。中国不缺拥护者，中国缺质疑者。

　　中国不缺有关部门，中国缺创意部。

　　中国不缺刀柄，中国缺刀锋……

　　1999年，《新周刊》对中国的追问，今天仍可重提。 (文/肖锋)

　　易中天：底线是最重要的

　　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共和国脊梁”这样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详细]

　　任学安：中国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副总监

　　面对“中国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什么都不缺，但好像又什么都缺...[详细]

　　八，艺术家批准了吗?

　　可怜的中国城市，可怜的中国艺术家，“欢迎来到真实的废墟”!

　　2000年《新周刊》发表《中国城市十大败笔》，痛批城市建设十大症结：强暴旧城、疯狂克隆、胡乱“标志”、攀高比傻、盲目国际化、窒息环境、乱抢风头、永远塞车、“假古董”当道、跟人较劲。此文作为新华社内参送达中央领导。5年之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再次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八大“盲目症”：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

　　在发达国家，艺术家在城市建设中是代表民意审美的重要一环，艺术家手中握着投票权和否决权。艺术家批准了吗?是追问在城市大开发建设中，趣味和审美对城市高度的严重背离。

　　是的，城市在前进，审美在倒退。中国南北分界线的“脑残式”考古，更印证了城市败笔的总结性陈辞和归纳：“假古董”当道。

　　城市分一二三线，小区分三六九等。貌似各取所需，各安其位，实则人被粗暴逻辑按入其中，动弹不得。房价高企、强拆、限购——乡村回不去，城市不待见，一代中国人在城市里失去故乡。

　　不是人们不想审美，而是这需要闲暇、需要心灵的视野、需要慢下来，但——就连我们的语速、步速和开机速度都是越来越快的。

　　艺术家甚至保卫不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工作室，拆迁保卫战，使艺术家同样沦为弱者!

　　在北京，有人说“一个没有窗户的三角形房子都能卖出去”，这时，何谈城市美学?大裤衩、小蛮腰等地标性建筑日新月异，这是政府主导的“拳头产品”，此时，艺术家拥有话语权又怎样呢?

　　结论是：艺术家不能代表民意，有时他们连自己都代表不了。这是艺术家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尴尬距离。他们要么选择合谋，要么选择边缘。

　　建筑师、艺术家、艺术教员、评论家都到哪里去了?答案是：他们谋生去了。城市只有市长，没有艺术长。即便有艺术长官，那艺术还可信吗?

　　最糟糕的是，城市徒有其表，徒具其形，更深层次的信任危机、心理危机，无人问津。

　　环境、交通、污染、食品安全，这一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让人感叹生之唯艰，但是，为什么你偏要做城里人?问题是，这里有你的亲人、朋友、同学和人际关系，除了城市，还有哪里可以去?

　　在中国，很中国。生存之重，艺术之轻，你看着办吧! (文/胡赳赳)

　　朱其：一个民族的盛世体现为“文治”

　　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

　　中国的城市审美问题，包括城市规划，总是一条笔直的大道穿过城市，连个拐弯都没有，市中心一个大广场，类似东京一样的商业步行街，或者仿古城。中国的城市新建设越来越千篇一律，再找不到民国时代那种地方的城市特色。建筑风格整体上因楼群的密集很壮观，但每一栋楼没有建筑艺术...[详细]

　　顾晓鸣：每个城市都应该“戏现”自己

　　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系教授

　　认为城市拯救人类，把希望寄托于城市，是古老的观念，也可以说是很农民的观念。现在的认知应该是“城市是人类的不尽人意的无可奈何的转折”，改善城市才能生活得更好。所以...[详细]

　　九，大学到底怎么啦?

　　“追求真理是大学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提到大学的责任时这样说，“为了追求大学之美，我国应当建成少数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必须营造象牙塔的学术环境，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世界公认的大师，形成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做出旷古绝伦的发明创造成果。”

　　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杨东平认为，中国现行的教育依然沿袭了旧有的“大一统、行政化”，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本来，教育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应该由教育家来主导。大学是区别于第一部门政府机构、第二部门企业机构，它是典型的第三部门。对它应该有着与政府机构和企业机构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模式，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拿出很好的设计。”

　　教育的产业改革，把大学从学术象牙塔抛入商业菜市场，大学成为一家公司，学生变成一种产品。用大学招生来推动GDP、用大学城来拉动房地产，学术项目变成生意、师生关系变成老板雇员、大学靠地产牟利，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这一切来得太快而不加深思，在没有配套的前提下人人都脚步匆匆。即使是一门生意，它也是没有成熟商业规划、没有文化附加值、不能让消费者感到愉快的烂生意。

　　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很难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很多大学开设专业并未考虑到未来的趋势，而只是一味跟风。从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到法学、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从计算机学科到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等等，所有专业无不如此，所有学校无不如此。工科院校开设表演系屡见不鲜，文科院校开始电子商务专业也并不罕见，什么流行就立刻模仿它、做滥它。

　　经常会看到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面临“高学历、低能力”的困惑。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为什么毕业之后找工作如此之难?不是因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是因为大学根本没有交给你可以改变命运的知识。生命中最美好的4年时光，大学生只学会了考试和考证。

　　这就是如今的大学病。就算大学是一家公司，也请做一个对产品负责、对消费者负责，有文化附加值、有向心力、有着良好企业文化的好公司。 (文/陈漠)

　　刘道玉：教育界有六条“恶法”

　　武汉大学原校长，著有《中国高校之殇》等

　　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是必须大力进行改革。怎样改革?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先生沉痛地说：“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矣。”我国教育界办学者们的思想依然还是停留在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时期，抱着工业文明的法则不放...[详细]

　　熊丙奇：我们不一定要看到结果，但要看到行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这十多年的大学变化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外在的。我们的大学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各项硬性指标不断向高处在走，比如说教师的素质、构成、教师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内在上，十多年来社会对大学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大学的教育质量随着规模急剧膨胀不断下滑，大学的精神相比起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变得“堕落”了...[详细]

　　十，如何破解阶层之谜?

　　潘石屹，大学毕业后到国家部委工作，1987年起开创公司开始自己的房地产生涯。1995年，潘石屹与夫人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成为京城最成功的房地产公司。近年潘氏夫妇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基金会。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老潘的人生履历就是一个出身西部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如何坚持梦想，展现商业才能与进取精神，抓住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最终跻身时代前沿的成功故事。

　　这种社会身份跃升，在西方至少需要三代人的经历。

　　务实的新舵手深知民众在期待什么，高瞻远瞩地把手一挥“富起来!”，于是10亿人民开始了新财富路上的长征。中国三十年，西方三百年。中国浓缩了的社会进程在潘石屹身上有了集中体现，从农民、职员、经理再到老板。

　　在社会阶层阶梯中“向上爬”是社会的主命题。中国不乏从底层到金字塔尖的例子，实现个人身份的三级跳。职业的高级化仍将是未来中国的社会趋势。据专家称，中产阶层的比率未来每年将增加1%。伴随大量农民进城，农民数量将从70%减少到30%。

　　上行社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这愿景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缺乏改革初期的活力，集中表现在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代际传递现象，富者弥富，穷者弥穷，社会流动的障碍依然横贯在户口、教育、就业、升职等各个方面。

　　《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的中国的十大阶层是这样的：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约为2.1%)

　　2.经理人员阶层(“老总”，比例约为1.5%)

　　3.私营企业主阶层(“老板”，比例约为0.6%)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比例约为5.1%)

　　5.办事人员阶层(比例约为4.8%)

　　6.个体工商户阶层(比例为4.2%)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比例约为12%)

　　8.产业工人阶层(比例为22.6%)

　　9.农业劳动者阶层(比例从1978年的70%以上减少为1999年的44%)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所谓“盲流”，比例约为3.1%)

　　如果一个社会板结，必定缺乏活力，社会学家设计的“橄榄形”中产社会就不能实现。

　　在一个上行社会中，人们安然分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红利。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建立在公平性原则之上，即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上行机会和通道。人人都有上升空间。

　　但当今正是“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国不再封闭。在新的清明上河图上，新富阶层是迎接全球化的第一方阵，中国的致富大军应以此雁行方阵前行。如此，人人有奔头的社会才是良性运转的社会，才会有更多“潘石屹”涌现出来。 (文/肖锋)

　　梁晓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作家，著有《今夜有暴风雪等

　　2011年7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在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演讲时，分析到中国当下的社会背景，不全是乐观...[详细]

　　何帆：真金白银，砸出一个和谐社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社会症结到底在哪里?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城乡差距太大。中国经历了人类史上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农民进城潮，农民进城，收入肯定在提高，那怎么可能城乡差距反而在扩大呢?从经济学上说不通...[详细]

　　追问中国三：焦虑失衡恐慌 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15年后的今天，我们向自己、向专家、向中国，再次追问有关中国的15问：中国缺什么?中国人还有梦吗?中国人担心什么?什么东西没变?还有多少中国味?怎么看美国?网络改变中国了吗?如何发现城市魅力?艺术家批准了吗?大学到底怎么啦?如何破解阶层之谜?还敢爱吗?像什么一样生活?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我们都是中国人，追问中国就是追问我们自己。

　　十一，中国人担心什么?

　　没有人会怀疑，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15年的中国心态史上，主旋律是进取，亦有怕相随——所以我们一直摸着石头过河，重视教训，有所畏惧。因为中国人在走从未走过的路，因为前途光明而道路曲折，因为我们只能憧憬不能算命，因为患得患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15年，跨世纪，中国对“怕”字有重新认识。我们要描述的是，20、30、40岁的不同代际心态，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所带来的压力与生态，心理诊所之外的中国人真正的心灵史。

　　1996年到2000年，总担心的事物是：节奏慢半拍、股市垮掉、乔丹退役、足球冲不出亚洲、城市没有地标、网友见光死、世界末日、GDP不上升、没有夜生活……中国人一心要进入“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进入激越期，中国人最怕的是“赶不上趟”。

　　2001年到2011年，水深火热。政治体制静水深流，经济体制热火朝天。大世界，大时代，眼看他起高楼(最野蛮、最雄壮、最山寨)、眼看他宴宾客(体育盛会、周年大庆、世博)、眼看他楼塌了(9·11、全球多发性地质灾害、各种工程质量的楼歪歪)。中国人的奔跑姿态、一往无前的急行军遭遇恐慌：灵魂想慢下来，身体却不答应。

　　但是，是否真怕，仍是疑问。《我们时代的100怕》最后一怕是“怕什么都不怕”，依然是对当下中国的生动写照，缺少“敬畏”、缺失“信任”、缺乏“安全”。我们害怕的事物依然在愈演愈烈，且临近结局，自食其果。

　　生活不总是尽如人意，中国人怕什么：怕堵车——“一心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堵在北京四环路上”(许知远语);怕空气污染;怕地沟油;怕没房住;怕装修;怕坑爹;怕“被代表”;怕跑不过CPI;怕股市套牢;怕坐高铁;怕山寨;怕创新性破坏;怕爱国贼;怕网络暴民;怕人肉(有时候是又喜又怕);怕到此一游;怕各种“门”的出现(有时候是又怕又盼);怕加班;恐婚(又恐剩);怕恐怖主义(又恐自由主义);怕出轨但又偷偷越轨;怕喝酒但又拼命劝酒;怕一睁眼还活着;怕一闭眼还睡不着。

　　中国人不是“胆小”而怕事，而是“胆大”而出事。怕矿难、怕金融危机、怕地震、怕进医院、怕醉驾、怕A货、怕B罩、怕压力、怕努力、怕上当、怕下葬、怕艾滋、怕爱情、怕没朋友、怕朋友不仗义、怕限购、怕限行、怕通胀，又怕通缩。

　　与其追问中国人你怕什么，不如问中国人你累不累?!

　　人们恒久关心的三件事是：我的社区安全吗?我的城市安全吗?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发生?

　　与其追问中国人你怕什么，不如问中国人你到底不怕什么?!

　　怕越来越多，也就冷漠、麻木、苟且、如常，这是最大的可怕。

　　怎样才能不怕?回归常识，找回良知，对未知之事心存敬畏。 (文/胡赳赳)

　　吴思：我们看到了危机，却没有成功的历史经验

　　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怕，分“共怕”与“阶层之怕”。全国人民共同的怕是通货膨胀。你的工资也许在涨，但很可能涨不过通胀率。全国人民还可能怕大动乱，但特别穷的人可能不怕。我们还怕严重的污染、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突然出现的以前没见过的像Sars一样的病。但更深层次的怕是分阶层的，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怕，有些怕还是相互冲突的...[详细]

　　骆新：我们焦虑是因为不知道我是谁

　　东方卫视主持人兼新闻评论员

　　中国人的怕有三种社会心态：焦虑，失衡和恐慌。焦虑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失衡是因社会贫富不均，恐慌是因缺乏社会安全感...[详细]

　　十二，还敢爱吗?

　　“我爱你。”“滚。”一出最短的悲剧。过去它的发生多半因为没有感觉，而现在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钱。

　　15年前，爱情常在道德感和社会眼光里挣扎，但还没跟GDP挂钩。而在今天，不先谈妥车和房，谁又来跟你谈情呢?物质是基础，人人都这样讲，仿佛爱情一定要在送过玫瑰、吃过大餐、游过车河、查过房产证之后才能发生。所谓的般配，不过是一种资源交换——美貌可以换来优渥生活，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逻辑。

　　关于爱情，人们要说的话、做的事越来越多，信心和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七夕节卖出平时n倍的鲜花、钻戒、爱情婚姻保险。“微情书”得到热烈响应，人们急于在博客或者社交网站上公布自己的爱情细节，表决心，仿佛得到祝福比得到幸福更重要似的。

　　与此同时，爱情也在加速度不断地失落。2011年，奥运情侣陈一冰和何雯娜分手了，足坛明星夫妻谢晖和佟晨洁也离婚了。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共有46.5万对夫妻离婚。每天，平均有5000多对昔日的爱人分道扬镳。

　　有人为90后的爱情忧心忡忡。北京抽样调查过70所中学的5000多名初二学生，其中65%有心理障碍的孩子来自“问题家庭”，父母的不和与分离，如同笼罩在孩子人生路上的雾霭。他们得到的关心和抚养也许半分都不少，但却不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模式”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无法问这些孩子：还敢爱吗?因为他们会反问你：什么是爱?

　　爱情的前提、过程和结局越来越复杂，有时甚至要核算成本和收益，这是那些泣血歌颂爱情的诗人没有想到的。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绮怀诗二首其一》)。这古典主义的爱情体验在今天的中国还能得到响应吗?6000多级“爱情天梯”，50多年的遁入深山的姐弟恋。这现实主义的爱情故事在今天的中国还会再发生吗?

　　不管你敢不敢、想不想，生命中总会出现那种时刻，命定的时刻，谁也无法逃脱，此时你感受到爱情。

　　88岁的日本电影大师铃木清顺再婚了，妻子只有40岁。他身体不好，常年坐在轮椅上，“一个人生活非常危险”。这种婚姻模式在中国常被认为是年轻女人贪图钱财所为，却没有人想过，即使是年老体衰者，渴望爱的心一点也不会衰竭。所以哪怕像海夫纳那样丢脸，哪怕冒着人财两失的风险，他们也愿意再试一次。

　　爱情不是谁给的，而是一种内在的热情和驱动力。略萨说：“爱可以丰富一个人的人生，爱是非常私人化的，虽然爱情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你很难对爱有准确的描述，简而言之，爱最好是去体验，而不是被描述。”

　　既然如此，有什么不敢爱的。(文/孙琳琳)

　　李银河：离婚率高是因为人们更重视感情了

　　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是没错的。至今，人们依旧觉得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爱，中国古代崔莺莺式的或者红拂夜奔式的爱情很浪漫，让人心潮澎湃，但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总说“不相信爱情了”，一边羡慕纯爱，一边不敢去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得太快...[详细]

　　黄菡：不管敢不敢爱，就得爱

　　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教授

　　就像食品安全问题，整天听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可到头来我们还得吃。我认为，情感也一样，不管敢不敢，我们就得爱...[详细]

　　十三，像什么一样生活?

　　像什么一样生活?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标准选择。这是道真正无解、真正多选的选择题。在作出任何选择之前，你已在按照某种方式而活，作出选择之后，你只不过比以往更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面试考官。孰好孰坏的标准不抓在任何人手里，如果真有，它也只能是你自己。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现成答案。它时刻根据你的年龄、心情、状态、知识与智力状况而定。没有一以贯之，没有一错到底，更没有一劳永逸。

　　于坚说：“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平民一样生活。”你还可以像猪、像猫、像切·格瓦拉、像苦行僧一样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每个人“各就各位”，世界才会变得丰富多彩。

　　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的背后，是人生观的博弈，是价值观的取舍。

　　千万要警惕那种妄想给出终极答案的人!没人有权利规定你应该怎么活。人群可能屈从于某种权威，受商业力量裹挟，受某种舆论控制，只呈现出单一面貌，但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只有单一可能性的社会是停滞的，缺乏不确定性的社会是无趣的。

　　拥有选择的权利，即是一种幸福;拥有众多选项，更是一种奢侈。

　　2001年《新周刊》提出“像什么一样生活”，而事实上，这是个《新周刊》追问了15年的宏大命题。《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观可以概括为提示中国人按照自己本来面目而活。那就是回到常识、回到土地、回到历史、回到内心。

　　但现实困境却是：西式生活方式不可求，中式生活方式又回不去。只好顾此失彼，首鼠两端，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现状。(文/朱坤)

　　于丹：时代呈现多元化，我选择外化内不化

　　学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什么是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呢?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多元化，这是一个对多元化充分尊重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渴望，但很多人不够勇敢。第一是没有这么勇敢的信念，第二是没有这么勇敢的执行力...[详细]

　　张颐武：人没有对生活方式满意的时刻

　　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系教授

　　现代人“像什么一样生活”取决于主流的年轻人的价值观和他的选择。我们这一代都已经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生活已经被固定。《新周刊》曾经提出的“飘一代”的年轻人主要是70后，他们出生在市场经济前，都是吃过苦的，所以敢“飘”。到了80后、90后，“飘”就意义不大了，现在的年轻人要的是现世安稳。从“飘”到现世安稳，追求踏实感、安全感，追求平常的小日子。80后一方面渴望有奇遇、奇迹、浪漫，但另一方面对于家庭和社会有依赖，尤其是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如买房，几乎都期望家里解决。当然他们的知识视野是远远开阔了，是都有希望的...[详细]

　　十四，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

　　2010年，社科院《经济蓝皮书》中表示，中国85%家庭买不起房。一部讲述80后生活的《蜗居》，却有评论说“其实60后、70后、80后都能在里面看见自己”。在中国，“住得像个人样”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中国人为之想出诸多解决之道，但怎样住得像个人样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有人说政府要抑制房价。从“国十一条”、 “国十条”、“新国八条”、“国五条”到“限购令”出台，政府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任志强仍发表观点，认为限购令会助推部分城市房价上涨——随后，未限购的二三线城市的确迎来了房价上涨的机会。政府是否能够抑制房价，更多人仍然处在观望之中。

　　有人说要改变社会观念。《非诚勿扰》的男嘉宾录VCR，最有力又最常见的背景，一是坐在自己的车上，一是带观众参观他未来得及装修的新居。买房子成为年轻人结婚前的受难之路，“丈母娘经济”成为流传最广的中国楼市理论——社会观念带来的压力给年轻人套上了枷锁，问题是《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抽样调查显示，“2009年19岁以下全国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18:100，城市人口的性别比为115:100”，男女比例已严重偏离正常值，最后还是女人说了算。

　　有人说要建保障房。2011年中国有新开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务，同时还有保障房规划要“三思”而行的呼声。经济学家茅于轼是保障房政策的支持者，但他亦说过现在“保障房的对象是有城市户口的人，这个大方向本身就是错的”、“保障性住房就不应该给产权”等言论。同时而来的，还有“北京七成保障房违规出租”的新闻。公众并不反对保障房，但对保障房能否公平分配，依然投下了不信任票。

　　住得像个人样，需要还社会以公平，还生活以尊严——即使“中国已成为私有产权房拥有比率最高”的国家，但难以抑制的是因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嫉恨，因阶层板结而来的焦虑，因地区发展差异带来的距离，因为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带来的愤怒。要住得像个人样，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大房子，还需要一个讲公平、讲良心的社会环境。 (文/文而达)

　　吴晓波：要舒适就得有相当的面积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要“住得像个人样”，住得舒适，我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应该买不起房，住得很远或者跟人合租一定是不舒适的，但不仅中国，日本、韩国甚至欧美国家的年轻人也买不起房，也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人生必经的阶段...[详细]

　　蔡鸿岩：要“人人有房住”，不要“人人有住房”

　　中国不动产研究院首席评论员

　　“人人有房住”和“人人有住房”，完全是两个概念。永远不可能每个人都需要买一套房，合理的消费是量入为出。你在这个城市里头，买不起房，租不起房，说明你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够，你只能选择比它房价低、生活成本低的城市去工作生活...[详细]

　　十五，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我们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渴望成功。

　　“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岁以前退休”、“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这个时代的上进人群在为各种模糊不清的价值标准拼命奋斗，而以成功学身份出现的各种培训班和提升课程也在努力地培植它们的信徒，推销着它们的理论体系。

　　从各种成功学培训班到各种成功学书籍，从各种粗制滥造又似是而非的成功学理论到各种情绪高亢却模棱两可的实战技巧，从刚毕业的大学生到久经沙场的老板，他们都在一个“成功学”的梦境当中。这从逻辑上就完全是讲不通的，世上绝没有可以让所有阶层、所有身份、所有职业的人都能成功的秘笈。

　　成功学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它们使用漂亮的比喻和生活小故事来包装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再以“成功人士”的经验总结和亲历的方式讲出来。简单地说，这就是便利店哲学，廉价而方便。

　　成功学还使用了陌生人沟通、自我激励、团队意识强化、意志力锻炼等手法，锻炼参与者的沟通、表达能力。从这一点上讲，这是成功学给人最有帮助的地方，也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地方。越内向的人越容易被夸张外化的成功学表达方式所颠覆掉，他们会震惊、叹服继而从中收获从未有过的精神快感。但这并不是成功学，只肤浅甚至庸俗的心理锻炼。

　　成功学当然帮助一些人成功，但更多的人只成就了成功学讲师的成功。我们批判的其实根本不是成功学，而是成功学背后的时代和个人心态。这种心态与其说是一种技术崇拜，不如说是一种宗教狂热。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迫切渴望成功?成功何以变得如此简单粗暴?为什么我们要成功?可不可以不成功?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我们一定要成功，要钱、要车、要房、要地位、要荣誉、要尊敬、要羡慕嫉妒恨。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要快，立刻得到。

　　整个社会都在追求成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开发潜能、拓展人脉、身心平衡，执行力、细节、沟通、行销，感恩、励志、提升……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这些充满感叹与肯定的句子，足够造成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群人正奋勇迈向成功的错觉。

　　这是一种谵语，这是一种梦魇。在这种狂热面前，只有一个成功出口，其他都是失败。人人渴望成功，中国正在成功。 (文/陈漠)

　　郑也夫：现代人玩的不是零和博弈

　　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很讨厌成功这个词，谁要是跟我说他是成功人士，我就跟他说，“别跟我来这套”。我告诉学生，在这大学四年，大家最好找到自己的乐趣，热爱的事情，找到这个就已经很好了。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成功这两个字，成功被别人绑架了、垄断了，给安上了别的意思，那我就不必再用了...[详细]

　　李子勋：85后的孩子要的不是成功而是成为自己

　　心理学家，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咨询师

　　从心理层面看，成功的欲望往往是因为内心缺少一个更自信的心理结构。我们中国现在的主体社会意识还是五六十年代也包括一些70年代的人，他们从小生活在一个物资匮乏、安全缺乏的年代，从心理学来讲，决定一个人的内在结构和心理结构是其3岁前后的生活和遭遇...[详细]

　　结束语：笔者曾试问过自己多次：当今中国最缺什么?缺钱吗?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钱对中国来说似不像朝鲜那样的国家紧张；缺人吗?至少目前我们还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缺军队吗?中国230万军队仍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武装力量。

　　那当下中国到底缺什么?正如媒体所言，中国最缺的是底线。这很可怕，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  ...

　　当今中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失望！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人民素质不高，这些并不是最丢人的，现在中国最可怕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良心被狗吃了。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理解，人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也失去了对生存意义的理解。从之前的三鹿奶粉事件，之后的瘦肉精事件、注水猪肉、地沟油、有色馒头、在黄瓜上涂催熟剂、毒菊花等等，中国人的良心越来越被市场经济弊端所腐蚀，一切只向钱看，为了赚钱？为了吃得香、穿得美？为了住得宽敞、舒服？为了享受物质生活？什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什么五千年的文明，现在全都淡漠了。这样的国家如何才是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呢？其实，这样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好解决，但是如果解决了将受益于我们的世世代代。民心，人民公仆为人民。而不是仆人富了，主人穷了。做为人民公仆要把民生当成第一大事来落实，少喊口号，多做实事。要振兴中华，最终源头应从政府做起。

　　注：本文是根据人民论坛网《追问中国缺什么？》整理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