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的一个大宗商品交易员团队本周高调离职，创立了一家对冲基金，这如同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促使银行大幅削减自营账户交易规模一样，也算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因为自营交易员——这是对于其所从事的交易活动与银行客户需求毫不相关的投机者的委婉称呼——确实属于对冲基金世界。

　　正如前美联储(Fed)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所指出的那样，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所享受到的纳税人隐含支持，意味着大银行的自营业务赌博享受着一种荒唐的公共补贴，他此言不虚。这正是促使大型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过度冒险的众多因素之一。约翰•维克斯爵士(Sir John Vickers)领导下的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赞同沃尔克的看法，尽管该委员会对自营交易的解决方案是竖起“藩篱”、保护零售银行业务，而不是禁止自营交易。

　　令人惊异的事情在于，大宗商品当初竟然曾被视为适于银行进行交易的资产。曾有一段时期，刚入道的银行家学到的是，流动性差或波动性大的资产不应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占据重要地位。英美银行界甚至一度将股票视为危险资产。当20世纪90年代股市崩盘后，日本银行业体系的交叉持股，导致了银行资本的灾难性缩水，证明上述成见颇有道理。

　　但是，随着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由传统的吸存和放贷业务转向各种纸面工具交易，关于哪些资产是恰当的银行资产的古老智慧被抛诸脑后。巴克莱的大宗商品头寸无疑只是小菜一碟。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英国银行集团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HBOS)成为了英国第三大住房建筑企业的东家——这一行业流动性较差，同时周期性很强——因为银行大举押注素以流动性差闻名的不动产业务的同时，更普遍地推动了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化。

　　此类交易活动更大的代价是，它伤害了曾作为银行业文化基石的团队精神。从巴克莱离职的这批大宗商品交易员，据称是以两年5000万美元的报酬为条件、从摩根大通(JPMorgan)跳槽过来的，此事曾令这家美国银行大为光火。这提醒我们，这些交易员其实只是“雇佣军”。他们若不利用大银行的资本，就赚不到钱。不过，他们倾向于个人主义和无拘无束的作风：任何银行的资本都可以利用。

　　对于银行管理层而言，要了解交易员的业绩是否始终跑赢了其所在的市场，并非一件易事。在任何博弈游戏中，都会有些选手完全靠运气闯进后面的阶段。而且许多交易员都依赖与承保巨灾险没什么两样的交易策略。当灾难发生后，银行无法追回那些已根据非真实利润发放出去的奖金。

　　与此同时，股东很少获知“明星”交易员们是否在创造利润，或者自营交易的总体业绩如何。银行的年报更乐于大肆宣扬投资银行家们对客户需求的热切关注。

　　之所以说对于撤销自营交易只应适度庆祝，原因在于：银行若想不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而持有风险头寸，其它的途径比比皆是。进一步的担忧是，大银行都在竭力将股权投资收益率提高至2008年之前的水平——它们兜售的那些复杂问题产品锁带来的虚假利润，推高了收益率。单靠削减成本将不足以演好这个戏法。而且，此项业务的资产回报率停滞不前，要实现这些目标只有两种显而易见的办法：要么过度冒险，要么坑骗客户。

　　对于新的巴塞尔资本充足率机制以及修订后的其它监管机制能否阻止过度冒险，人们仍不得而知。早期版本的《巴塞尔协议》，为银行提供了将资产从资产负债表剥离，放入不透明、危险的影子银行系统的动机。最新版的协议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新的监管套利行为。

　　对于可怜的老顾客们来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行业把那些在交易室里“盘剥”客户的家伙们奉作英雄，而银行业便是其中之一。与交易员同行相比，零售银行家距离“动物王国”更远，但即便在零售银行领域，层出不穷的销售丑闻仍然表明，这种企业文化存在着缺陷。美国在1990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全能银行模式此后成为了常态，使不利于客户的利益冲突得以延续。

　　在这种背景下，自营交易员转投对冲基金领域，似乎是一条符合常识的出路，否则，金融世界仍将问题重重。银行业有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即以何种方式让资不抵债的银行破产。广受诟病的对冲基金起码还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同时又不会向纳税人提出要求。因此，对冲基金所属的那部分金融“丛林”里的投机活动是有序的。但在银行业，要实现“顾客是上帝”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